“皮尔·卡丹”公司全球总部位于巴黎市区“心脏”部位。这座看似不起眼的灰绿色小搂，与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的大门相对，两者相隔不过２０来米。“皮尔·卡丹”公司总部的左侧，与法国政府“国宾馆”一墙之隔。
当年，来自意大利的２３岁的小裁缝皮尔·卡丹，只身闯入巴黎这个“世界时装之都”时，曾在爱丽舍宫的门前频频流连；如今，这位享誉世界的时尚大师，将自己的企业王国设在爱丽舍宫之侧，在总统府对面的３个方向分别矗立着“皮尔·卡丹”公司全球总部、“皮尔·卡丹”公司开设的超市，以及皮尔·卡丹本人住了几十年的私宅。
“皮尔·卡丹”公司全球总部恰似皮尔·卡丹的私人博物馆，悬挂于走廊的皮尔·卡丹不同时期的画像和照片，以及他获得的各种奖杯，显示出岁月的痕迹，令人肃然起敬。
在皮尔·卡丹那宽敞的、四壁被漆成浅绿色的办公室里，笔者听到了皮尔·卡丹爽朗的笑声。端坐于宽大办公桌对面的这位八旬老人，精神矍铄，只是面庞稍显松弛，手背上布满了褐色的斑。他将两只手掌交叉着搁在桌面的中央，微笑着注视着我。这位银发稀疏的老人用右手扶正老花镜，说：“我去过中国１５次，是第一个闯入中国的西方服装设计师，现在在中国拥有３０多个项目。我一生的最爱，就是开创第一！”
“和平大使”环球飞行４２次
皮尔·卡丹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晚辈的访谈，十分配合。他常常不等我提问的话音落下，就滔滔不绝地阐述开来。有时，我的提问刚刚开头，他就认为已经揣摩出了全部意思，于是开始应答。我准备的１１个问题，一大半在话头刚起时就被打稀?
皮尔·卡丹谈话时还有一个特点：没坐上两分钟便起身——为了佐证有关事件和观点，老人从占据了办公室３面墙壁的硕大的文件柜里，熟练地翻出各种报纸和杂志。比如，他在介绍自己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大使”，通过４２次环球飞行在世界各国推动和平外交的经历时，居然像变魔术似的飞快打开各种抽屉，手脚利索地逐一取出自己与多个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当他发现我在用数码摄像机拍摄时，不动声色地将手中的印刷品调整到适合拍摄的最佳角度。
突然，我发现办公室朝向总统府的那扇落地窗前，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射到一只硕大的地球仪上。一个摄影构图浮现在我脑海中：“皮尔·卡丹”这个名字已为世人熟知，这位和平的使者还曾不辞辛苦地环绕地球飞行４２圈，如果拍一张他立于地球仪旁的照片，不是很有意义吗？
我向皮尔·卡丹说出这一意图，没等我说完，他就起身将身子隐于地球仪后，小心地露出头部和肩部，两手轻轻拨转地球仪，双眼凝视着我。间或，我觉得他的双手或头部的位置需要调整，便频频伸手摆弄。老人就像听话的孩子一般，耐心地改变着动作。
《万里长城》挂毯令皮尔·卡丹神往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
１９７６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１９８３年９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此后，皮尔·卡丹接连在中国开办了１００多家“皮尔·卡丹”专卖店，直接从事“皮尔·卡丹”服装生产的企业共３００多家。
“‘皮尔·卡丹’品牌的一切都属于我”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皮尔·卡丹仍然只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时装设计师，人们对他的了解，几乎只限于“Ｐｉｒｅｅｒ Ｃａｒｄｉｎ”品牌的西服。皮尔·卡丹确实是以品牌西服作为“敲门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裁缝”形象，师出有名。
然而今天的皮尔·卡丹，早已不是几十年前那位整天操着剪刀的裁缝了。他的创作，从男装、女装、童装、饰物，到汽车、飞机；他名下的产业，从时装店到酒店，几乎无所不包。如今，这位时装帝国的“国王”，拥有６００多种产品，为他工作的人达１７万之众，分布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他的品牌遍及五大洲，每天约有６００家企业生产“皮尔·卡丹”和“ＭＡＸＩＭＳ”品牌的各种服装、香水、家具、食品和器皿，就连卫生纸中也有“皮尔·卡丹”的赫赫名头。
皮尔·卡丹曾得意地说：“用‘皮尔·卡丹’做品牌的一切都属于我。我可以睡卡丹的床，坐卡丹的软椅，在我设计的餐厅里用餐，用我这个品牌的灯照明……去剧院看戏，到展览馆参观，都可以不走出我的‘帝国’。”
皮尔·卡丹曾３次获得法国服装设计的最高奖“金顶针奖”。如此佳绩，迄今无人可及。
１９９２年，皮尔·卡丹被著名的法兰西学院艺术学院接纳为院士，成为该学院惟一的服装设计大师。在院士授予仪式上，他被授予一把象征着这一最高荣誉的院士佩剑。皮尔·卡丹曾激动地阐述自己对于这把佩剑的感受：“这把剑是费了５００小时的人工铸成的，我一辈子的事业和生命，都在这把剑上了。”
说起自己的生活，老人非常开心：“我每天工作１８个小时以上，吃得非常简单。我在法国有３处住所，养了４００只鸟、２５只狗和１只猫。”
2008年9月6日星期六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手提电脑不计入"一件物品" 携两件物品也可登机
上海虹桥机场执行安检新规首日：携带两件物品也可登机
手提电脑并未计入“一件物品”的范畴，女士随身携带的背包、腰包也被航空公司“高抬贵手”放行。昨天是民航局要求严格执行经济舱旅客携带一件物品登机的首日，记者在虹桥机场发现，一般旅客携带两件尺寸规格较小的行李，航空公司仍然通融放行。
托运行李旅客增加近两成
昨天上午7时，记者在虹桥机场发现，A楼、B楼的每个入口处都放置了液态物品实物展示柜台，安检一区、三区没有排起候检长队，每条安检通道只有15人左右。只有安检二区乘坐京沪快线的旅客队伍一度排进了走廊，不过不到半小时，安检二区又变得畅通无阻。而在安检一区，如果一支候检队伍过长，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增开一条安检通道疏散客流。因此，在记者逗留的7时至9时的早高峰时间段内，没有发现候检时间超过1小时的现象。
但是，记者在值机柜台发现，办理行李托运的旅客排起了长队，不少旅客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提示下，一边排队，一边不停向托运的箱子内塞小包。“早就听说今天只能带一件物品上飞机，我把纸袋装的礼品都塞进托运行李了，登机时就带一个包。”王先生告诉记者。不少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可能受“一件物品令”的影响，昨天托运行李的旅客人数有所增加，一个航班较往常增加了近两成。
行李框架基本无人丈量
在京沪快线值机柜台，张先生刚刚办完值机手续，还是不放心地将手提行李塞入不锈钢制的20×40×55厘米的规范限制行李框架，不过行李刚塞一半，宽度已经略微超标，他向一旁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咨询：“这件行李还能不能带上飞机？”工作人员目测了一下行李大小，点头示意可以。
超标的行李为什么也能携带上机？在记者要求下，这位工作人员一连手指数位旅客的手提行李，表示类似中等大小的行李均可以携带登机，不过这些大小各异的行李，尺寸或长或宽都可能突破行李框架的限制。工作人员解释说：“只要不是明显超大型的行李就行。”
在记者逗留机场的2个小时内，仅有寥寥数人将自己行李放入行李框架内丈量，多数旅客拎着包直接去排队安检。
2件物品通融放行
昨天，记者在安检一区看到，不少旅客都背了2个包，有一位女士除了背包、挎包外，手里还拎了一个塑料袋。即使携带了两三件行李，这些旅客最终都被放行，没有一位旅客被安检拦下。
“手提电脑可以携带上机，不计入‘一件物品’，而且也不建议旅客托运手提电脑，因为容易发生损坏。”一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女士携带的背包、挎包一般也不会计入“一件物品”内。“如果航班客座率较低，旅客携带两件行李一般都会放行。但航班一旦坐满，就会提示旅客必须办理托运，否则行李架放不下。”国航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是尺寸规格较小的行李，即使是两件，也可以登机，但是超重及超体积的行李必须托运。
高峰时段出港预留2小时
机场方面再次提醒旅客，每天上午7时至9时早高峰时段出港，尽可能预留2小时或者更多时间到达机场，非高峰时段出港的旅客也应至少提前1.5小时到达机场。
手提电脑并未计入“一件物品”的范畴，女士随身携带的背包、腰包也被航空公司“高抬贵手”放行。昨天是民航局要求严格执行经济舱旅客携带一件物品登机的首日，记者在虹桥机场发现，一般旅客携带两件尺寸规格较小的行李，航空公司仍然通融放行。
托运行李旅客增加近两成
昨天上午7时，记者在虹桥机场发现，A楼、B楼的每个入口处都放置了液态物品实物展示柜台，安检一区、三区没有排起候检长队，每条安检通道只有15人左右。只有安检二区乘坐京沪快线的旅客队伍一度排进了走廊，不过不到半小时，安检二区又变得畅通无阻。而在安检一区，如果一支候检队伍过长，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增开一条安检通道疏散客流。因此，在记者逗留的7时至9时的早高峰时间段内，没有发现候检时间超过1小时的现象。
但是，记者在值机柜台发现，办理行李托运的旅客排起了长队，不少旅客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提示下，一边排队，一边不停向托运的箱子内塞小包。“早就听说今天只能带一件物品上飞机，我把纸袋装的礼品都塞进托运行李了，登机时就带一个包。”王先生告诉记者。不少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可能受“一件物品令”的影响，昨天托运行李的旅客人数有所增加，一个航班较往常增加了近两成。
行李框架基本无人丈量
在京沪快线值机柜台，张先生刚刚办完值机手续，还是不放心地将手提行李塞入不锈钢制的20×40×55厘米的规范限制行李框架，不过行李刚塞一半，宽度已经略微超标，他向一旁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咨询：“这件行李还能不能带上飞机？”工作人员目测了一下行李大小，点头示意可以。
超标的行李为什么也能携带上机？在记者要求下，这位工作人员一连手指数位旅客的手提行李，表示类似中等大小的行李均可以携带登机，不过这些大小各异的行李，尺寸或长或宽都可能突破行李框架的限制。工作人员解释说：“只要不是明显超大型的行李就行。”
在记者逗留机场的2个小时内，仅有寥寥数人将自己行李放入行李框架内丈量，多数旅客拎着包直接去排队安检。
2件物品通融放行
昨天，记者在安检一区看到，不少旅客都背了2个包，有一位女士除了背包、挎包外，手里还拎了一个塑料袋。即使携带了两三件行李，这些旅客最终都被放行，没有一位旅客被安检拦下。
“手提电脑可以携带上机，不计入‘一件物品’，而且也不建议旅客托运手提电脑，因为容易发生损坏。”一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女士携带的背包、挎包一般也不会计入“一件物品”内。“如果航班客座率较低，旅客携带两件行李一般都会放行。但航班一旦坐满，就会提示旅客必须办理托运，否则行李架放不下。”国航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是尺寸规格较小的行李，即使是两件，也可以登机，但是超重及超体积的行李必须托运。
高峰时段出港预留2小时
机场方面再次提醒旅客，每天上午7时至9时早高峰时段出港，尽可能预留2小时或者更多时间到达机场，非高峰时段出港的旅客也应至少提前1.5小时到达机场。
东航-行李规定
手提行李
持公务舱、经济舱客票的旅客每人可携带一件5公斤的手提行李，持头等舱客票的旅客每人可携带两件共10公斤的手提行李，每件手提行李的体积限定长、宽、高尺寸不得超过56厘米（22英寸）* 45厘米（18英寸）* 25厘米（10英寸）,且三边之和不得超过115厘米。
持公务舱、经济舱客票的旅客每人可携带一件5公斤的手提行李，持头等舱客票的旅客每人可携带两件共10公斤的手提行李，每件手提行李的体积限定长、宽、高尺寸不得超过56厘米（22英寸）* 45厘米（18英寸）* 25厘米（10英寸）,且三边之和不得超过115厘米。
占座行李
旅客在客舱中占用座位放置行李（如易碎、贵重物品等）为占座行李，每一座位放置行李的重量不得超过75公斤，并且无免费行李额。
声明价值
当旅客的托运行李的价值超过每公斤人民币50元（国内运输）、20美圆（国际运输）的最高赔偿限额时，旅客有权要求更高的赔偿金，但必须在托运行李时办理行李声明价值，并支付声明价值附加费。办理过声明价值的行李，如在运输途中由于承运人原因造成损失，承运人按照旅客的声明价值赔偿。 每一位旅客的行李声明价值最高限额为人民币8000元。行李的声明价值不得超过行李本身的价值，如承运人对声明价值有异议而旅客又拒绝接受检查时，承运人有权拒绝收运。
小动物运输
家庭驯养的狗、猫、家禽、小鸟和属观赏之类的其他小型温驯动物，经东航同意，可以作为托运行李。旅客要求携带小动物乘机，必须在订座或购票时提出申请，并同意遵守东航运输小动物的有关规定，在征得东航同意后方可携带。
除非经东航特别允许外，旅客携带的小动物一律不能放在客舱内运输，只能作为托运行李托运，装在货舱内。如果旅客要求办理联运，必须征得续运承运人的同意方可联运。 属国际运输的小动物应具备出境、入境有关国家的必要证件，证件包括健康证明、注射预防针免疫证明、出境、入境许可证明和动物检疫证明等。
行李运输规定
重要文件和资料、外交信袋、证券、货币、汇票、贵重物品、易碎易腐物品，以及其他需要专人照管的物品，不得夹入行李内托运。承运人对托运行李内夹带上述物品的遗失和损坏不承担责任。
国家规定的禁运物品、限制运输物品、危险物品，以及具有异味或容易污损飞机的其他物品，不能作为行李或夹入行李内托运。承运人在收运行李前或在运输过程中，发现行李中装有不得作为行李或夹入行李内运输的任何物品，可以拒绝收运或随时终止运输
托运行李的限制
民航运输相关规定：允许持公务舱或经济舱的旅客每人可随身携带1件行李物品，持头等舱的旅客每人可携带两件物品，其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每件随身携带物品体积不得超过20CM×40CM×55CM。此外，持成人或儿童票的头等舱旅客，可免费托运行李30公斤，持成人或儿童票的经济舱旅客可免费托运行李20公斤，且每件托运行李体积不能超过40CM×60CM×100CM。如超出免费行李额度（逾重的行李）的行李，要交逾重行李费。
值机员一般将托运的凭证贴在机票上，旅客乘机到达目的地后，可凭行李票认领自己的行李，机场会有工作人员检查托运凭证，以便避免拿错行李。
不能超过20KG 超过就会按机票全价的1.5%收取 全票的概念是指经济舱的全价 机建燃油费不包含在内！
20公斤是指免费托运行李，该标准适用于中国国内的经济舱旅客。 也就是说你飞国内段时允许免费携带20公斤的托运行李，对于公务舱为30公斤，头等舱为40公斤。 国际客票的标准依飞往国家或航空公司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你要区分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的概念。手提行李允许带入机舱，通常放置于你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重量不超过5公斤，最大三边合不超过113厘米。当然有时候并不是这么严格，主要看安检时安检员，或者登记时空乘的要求了。
托运行李是不允许带入机舱的，通常你需要在领取登机牌时办理托运行李手续，通常托运行李会放置于同航班（或其他航班）的飞机腹舱内，下飞机后到行李室的传送带上领取；如果手提行李过大，在登记时安检员或空乘会将你的行李取走并托运。
****************************************************************************
说到行李托运，这得看你所携带的那个箱子的体积和重量了，现在国内很多大机场行李托运处都有一个行李尺寸立体空心模型框，你所携带的箱子如果能轻松放进这个模型框，那就可以带进机舱。如果不能，就必须托运。也有的机场只是凭工作人员的观察来决定你是否需要将该行李托运，稍微大一点的包也能带进行李舱。不过要特别注意带进机舱的包里不要放有管制刀具一类的违禁品。而且比较重的，或者尺寸略微大点的包最好不要放到行李架上，一般放到座位下方即可。
有时候机场的标准与飞机上工作人员所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在下就遇到过机场方面允许旅客携包上机而空乘不允许的情况。这时要服从空乘的指挥。
还有行李的重量，因为每条航线都有可以免费托运的标准。如果搂住的行李在这个标准之内，那也不必非得费神把它那进机舱，直接在柜台把行李托运就行了，空手上机很爽的。既舒服也方便，还安全。现在机舱里的小偷也不少，尽量随身少带东西。
说到这个问题，一般的机场是严格执行审查行李重量的标准，以此来衡量是否该行李应该算作超重。方法是在行李托运处将乘客除了手提包，笔记本电脑包等小型包包以外的大件行李（有的工作人员会让你把大小包都放上）都放到传送带上，下面有电子磅秤，会准确显示这些行李的总重，如果超重（各个航空公司制定各自不同的超重标准，机票上写着该航线允许免费托运的行李重量），将被罚款（国内航线好一点，国际航班尤其苛刻）。
值机员一般将托运的凭证贴在机票上，旅客乘机到达目的地后，可凭行李票认领自己的行李，机场会有工作人员检查托运凭证，以便避免拿错行李。
不能超过20KG 超过就会按机票全价的1.5%收取 全票的概念是指经济舱的全价 机建燃油费不包含在内！
20公斤是指免费托运行李，该标准适用于中国国内的经济舱旅客。 也就是说你飞国内段时允许免费携带20公斤的托运行李，对于公务舱为30公斤，头等舱为40公斤。 国际客票的标准依飞往国家或航空公司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你要区分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的概念。手提行李允许带入机舱，通常放置于你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重量不超过5公斤，最大三边合不超过113厘米。当然有时候并不是这么严格，主要看安检时安检员，或者登记时空乘的要求了。
托运行李是不允许带入机舱的，通常你需要在领取登机牌时办理托运行李手续，通常托运行李会放置于同航班（或其他航班）的飞机腹舱内，下飞机后到行李室的传送带上领取；如果手提行李过大，在登记时安检员或空乘会将你的行李取走并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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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行李托运，这得看你所携带的那个箱子的体积和重量了，现在国内很多大机场行李托运处都有一个行李尺寸立体空心模型框，你所携带的箱子如果能轻松放进这个模型框，那就可以带进机舱。如果不能，就必须托运。也有的机场只是凭工作人员的观察来决定你是否需要将该行李托运，稍微大一点的包也能带进行李舱。不过要特别注意带进机舱的包里不要放有管制刀具一类的违禁品。而且比较重的，或者尺寸略微大点的包最好不要放到行李架上，一般放到座位下方即可。
有时候机场的标准与飞机上工作人员所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在下就遇到过机场方面允许旅客携包上机而空乘不允许的情况。这时要服从空乘的指挥。
还有行李的重量，因为每条航线都有可以免费托运的标准。如果搂住的行李在这个标准之内，那也不必非得费神把它那进机舱，直接在柜台把行李托运就行了，空手上机很爽的。既舒服也方便，还安全。现在机舱里的小偷也不少，尽量随身少带东西。
说到这个问题，一般的机场是严格执行审查行李重量的标准，以此来衡量是否该行李应该算作超重。方法是在行李托运处将乘客除了手提包，笔记本电脑包等小型包包以外的大件行李（有的工作人员会让你把大小包都放上）都放到传送带上，下面有电子磅秤，会准确显示这些行李的总重，如果超重（各个航空公司制定各自不同的超重标准，机票上写着该航线允许免费托运的行李重量），将被罚款（国内航线好一点，国际航班尤其苛刻）。
怕别人拿错怕别人偷走 乘机托运行李心慌慌
自诩常打“波音的”的王小姐是空中飞人，她每月都要坐飞机到北京上MBA的课，加上公司业务，一个月搭三几回飞机是常事。但她最怕托运行李，倒不是怕等行李浪费时间，而是担心行李会掉包，会被人拿走，因为在广州白云机场到达厅的出口处，要不没人看守，即便有工作人员看着，也大多没有认真核对行李牌和行李票。出了机场，机场大巴上的行李舱里的行李也没让人百分百放心。
[b]到达大厅关卡形同虚设[/b]
王小姐告诉记者，新机场启用后，她去那里搭过十次八次飞机，可是每次领取了托运的行李离开到达大厅的时候，要不没工作人员看守，即便有工作人员看着，也少有认真核对行李牌和行李票，这让她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王小姐托运的行李，有时候是重要的资料，有时候是独一无二的手信，有时候是随身的衣服，倘若丢失难以用金钱补偿。不托运吧，随身的行李的重量和规格又有严格的限制。她告诉记者，她星期一晚从国内航班到达的B1出口出来的时候，工作人员仅仅是象征性地收了行李票，对行李看都没看一眼就让她过去了，后来她又特地跑到了国内航班到达大厅的B2出口看，结果出口处根本没有工作人员。“一边要防止小偷混迹其中，一边还要防止旅客拿错行李带来麻烦，怎么能没有人核对呢？”王小姐说，与广州机场相比，北京机场就让人放心多了，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认真核对行李牌和行李票。
[b]中途落客大巴行李让人忧心[/b]
上了机场大巴，大巴的乘务人员告诉王小姐，除了随身小包，行李箱一律只能放在大巴下面的行李舱内，以免堵塞通道。但是王小姐依然心存担心，鉴于以往的经验，她特意选了一个颜色鲜艳、造型特别的行李包，然后在包上贴了不少百货公司的标签以区别于他人的行李，这样可以防止他人因为行李包相似而误拿行李，但是会不会有小偷利用机场大巴中途停靠多个站点而乘机下手呢？王小姐还是只得每次停站都下车去看自己的行李有没有被别人拿走。
[b]行李拿错可以致电取回[/b]
自从新机场运营以来，行李的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机场方面表示，他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已经加强了对行李的管理，但是王小姐所途经的B1出口属于南航航班，出口的检查也归南航管理，机场方面只负责管理机场代理的航班。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行李，已经养成了自己的核对诀窍，通过核对尾数等方法就可以一眼扫去是否错拿。
关于机场大巴的问题，机场方面表示，现在已经推行了行李票制度，旅客必须凭票拿取行李，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机场公安也在严厉打击大巴上的偷窃行为，目前情况已经比初期大为好转。如果有行李拿错的情况可以致电36066038和36066039取回行李。
当然有关人士还是提醒旅客，要照看好自己的行李。因为我国目前行李赔偿限额每公斤不超过50元人民币，按实际托运重量计算，如果按经济舱每人免费托运20公斤计算，大多数人的丢失行李赔偿不超过1000元。而事实上，乘坐飞机的乘客，托运行李中哪怕一个相机价格也在千元以上。
[b]到达大厅关卡形同虚设[/b]
王小姐告诉记者，新机场启用后，她去那里搭过十次八次飞机，可是每次领取了托运的行李离开到达大厅的时候，要不没工作人员看守，即便有工作人员看着，也少有认真核对行李牌和行李票，这让她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王小姐托运的行李，有时候是重要的资料，有时候是独一无二的手信，有时候是随身的衣服，倘若丢失难以用金钱补偿。不托运吧，随身的行李的重量和规格又有严格的限制。她告诉记者，她星期一晚从国内航班到达的B1出口出来的时候，工作人员仅仅是象征性地收了行李票，对行李看都没看一眼就让她过去了，后来她又特地跑到了国内航班到达大厅的B2出口看，结果出口处根本没有工作人员。“一边要防止小偷混迹其中，一边还要防止旅客拿错行李带来麻烦，怎么能没有人核对呢？”王小姐说，与广州机场相比，北京机场就让人放心多了，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认真核对行李牌和行李票。
[b]中途落客大巴行李让人忧心[/b]
上了机场大巴，大巴的乘务人员告诉王小姐，除了随身小包，行李箱一律只能放在大巴下面的行李舱内，以免堵塞通道。但是王小姐依然心存担心，鉴于以往的经验，她特意选了一个颜色鲜艳、造型特别的行李包，然后在包上贴了不少百货公司的标签以区别于他人的行李，这样可以防止他人因为行李包相似而误拿行李，但是会不会有小偷利用机场大巴中途停靠多个站点而乘机下手呢？王小姐还是只得每次停站都下车去看自己的行李有没有被别人拿走。
[b]行李拿错可以致电取回[/b]
自从新机场运营以来，行李的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机场方面表示，他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已经加强了对行李的管理，但是王小姐所途经的B1出口属于南航航班，出口的检查也归南航管理，机场方面只负责管理机场代理的航班。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行李，已经养成了自己的核对诀窍，通过核对尾数等方法就可以一眼扫去是否错拿。
关于机场大巴的问题，机场方面表示，现在已经推行了行李票制度，旅客必须凭票拿取行李，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机场公安也在严厉打击大巴上的偷窃行为，目前情况已经比初期大为好转。如果有行李拿错的情况可以致电36066038和36066039取回行李。
当然有关人士还是提醒旅客，要照看好自己的行李。因为我国目前行李赔偿限额每公斤不超过50元人民币，按实际托运重量计算，如果按经济舱每人免费托运20公斤计算，大多数人的丢失行李赔偿不超过1000元。而事实上，乘坐飞机的乘客，托运行李中哪怕一个相机价格也在千元以上。
关于乘机托运行李的经验分享
看到同学的一篇日志中讲出国抵达目的地后取托运的行李时发现行李被机场工作人员私下打开翻动过，有几人的密码锁被扭坏，还把BZ的密码锁扭坏以后，又打开箱包放到了里面。
由于在这个方面与BZ有相同的经历，还曾特意请教过一些人士，所以和BZ就这个问题商讨了一番。
忽然想到，现在出国旅行的国人越来越多了，近期还看到有许多同学海外游历后发表了相当不错的游记，因此觉得可以把自己在出国托运行李方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经验与同学们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托运的行李是要经过X光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行李“安检”。原来需要托运的行李都是在我们进机场时过一个X光的“大箱子”的，然后检查人员会在行李上贴一张已通过安检的小条子，之后我们就去办理登机牌和行李托运，再后乘客和随身携带行李安检，进入候机厅。但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安全漏洞，当X光安检行李时并没有对乘客和随身行李进行安检，而从行李安检完毕到乘客办理登机牌和托运行李之间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这样是无法保证乘客在此期间把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再放到已安检过的行李里的。嘿嘿！本人就干过这种事，当然放进去的不是危险品，在之前的日志中有提到。
后来，机场方面把那个进行托运行李安检的X光“大箱子”搬到了办理登机牌的柜台旁，这样在办理托运行李的同时对其进行安检，避免了上述的安全漏洞。因此有时会看到刚办理完托运行李手续后不久，有机场的安全人员把行李拎出来请乘客当面打开再人工检查一遍，这一般是由于行李中的一些物品在X光下看不清楚，需要重新确认一下。
现在国内的绝大部分机场都采用这种方式，至少本人到过的机场基本都是这样的。
而国外的一些机场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托运了行李以后进行X光安检的，有些地方还不止过一道X光。这样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安检时发现行李中有可疑物品或看不清的物品如何办呢？也因此就产生了机场安全人员撬开装有可疑物品的行李的可能性，这时是无法经过乘客的同意的，也没有办法当着乘客的面进行的，机场方面对这种行为有严格的操作流程和规章制度。但其实这种事情在国外的国内航班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哪些是不能托运的危险品和违禁品的。
其实，这种情况往往是发生在国际航班时。一般的情况是在我们国内出关时托运行李安检没有问题，但抵达国外机场入境时往往会被当地的海关安全人员再次检查（很不幸，这种事在一些地方经常针对国人），一般他们也是过X光的，但觉得有疑就会开箱检查。
我们国内进关时这个过程一般发生在乘客取行李后往外推时（也有朋友讲在行李放到转盘前过一次X光的），常常是抽检，估计有同学有幸被抽到过或者看到他人被抽到过。而那些已被国际联网盯上的行李箱就肯定不单单是被抽查啦！几年前有朋友曾在南非买了根大象原牙放在托运行李中，而在南非原牙和象牙制品是允许交易的，也可以带出国，但能否带进目的国就看乘客的造化了，而南非海关是有义务将装有原牙和象牙制品（超过国际相关规定的大小的）的行李情况通知沿途的机场方面的（一般指国外），因此朋友的那只装有大象原牙的行李箱其实是被一路监控跟踪的，到达国内时早有海关人员在等着取这只行李箱的人，因为我国已参加了国际相关保护野生动物的组织，是禁止象牙（特别是原牙）和超过规定大小的象牙制品的交易的。还算那位朋友路子比较广，被没收了原牙，交了罚款了事，如是一般情况，先抓了再说。也幸亏他没有经过香港停留再回国，否则香港方面可不会管什么三七二十一，哪怕你是政府官员，先抓起来关三个月再说！
扯远了，打住。
国外机场进关时行李再次检查的过程一般是在乘客取行李前，所以会发生被撬开行李箱的事情，有时还会发生在行李转运的过程中。但这种情况一般也不是很多。
国外入境行李检查的最后一道是在办好进关手续后，海关安全人员要求乘客当面自行打开行李箱检查，有时是抽查，有时是必查。
如果发生了乘客的行李在乘客不在场时的检查，检查人员必须把乘客的所有物品放在行李中，包括那位同学日志中讲到的被扭坏的密码锁，以此可以说明海关安全人员检查过行李。我和那位同学开玩笑讲“把密码锁搞坏了只能讲开锁的人本事太差或者锁的质量太好。”
当然，除了上面所讲的情况，托运的行李被撬开就不正常啦！
所以，千万不要把贵重物品（如现金、贵重饰品、重要文件等）放在托运的行李里，特别是在出国时。
本人就曾有幸遇到过托运的行李被撬开的事，还是在欧洲及美国。当时特别佩服那些检查的海关安全人员，把我行李中的东西还是放的好好的（但看得出动过），箱子的锁处有个小小的白印，箱包带重新打过（与我的打法不一样）。要知道我的箱子中可是满满的啊，我自己打包起来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除了佩服，没话可讲了！
最夸张的是一个朋友去英国时，托运的行李箱被检查，带去的牙膏还被挤走了一半，估计人家怀疑其中有毒品！
信息供参考，希望对同学们有用。
有不正确的地方请一定指正！谨先致谢！
由于在这个方面与BZ有相同的经历，还曾特意请教过一些人士，所以和BZ就这个问题商讨了一番。
忽然想到，现在出国旅行的国人越来越多了，近期还看到有许多同学海外游历后发表了相当不错的游记，因此觉得可以把自己在出国托运行李方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经验与同学们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托运的行李是要经过X光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行李“安检”。原来需要托运的行李都是在我们进机场时过一个X光的“大箱子”的，然后检查人员会在行李上贴一张已通过安检的小条子，之后我们就去办理登机牌和行李托运，再后乘客和随身携带行李安检，进入候机厅。但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安全漏洞，当X光安检行李时并没有对乘客和随身行李进行安检，而从行李安检完毕到乘客办理登机牌和托运行李之间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这样是无法保证乘客在此期间把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再放到已安检过的行李里的。嘿嘿！本人就干过这种事，当然放进去的不是危险品，在之前的日志中有提到。
后来，机场方面把那个进行托运行李安检的X光“大箱子”搬到了办理登机牌的柜台旁，这样在办理托运行李的同时对其进行安检，避免了上述的安全漏洞。因此有时会看到刚办理完托运行李手续后不久，有机场的安全人员把行李拎出来请乘客当面打开再人工检查一遍，这一般是由于行李中的一些物品在X光下看不清楚，需要重新确认一下。
现在国内的绝大部分机场都采用这种方式，至少本人到过的机场基本都是这样的。
而国外的一些机场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托运了行李以后进行X光安检的，有些地方还不止过一道X光。这样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安检时发现行李中有可疑物品或看不清的物品如何办呢？也因此就产生了机场安全人员撬开装有可疑物品的行李的可能性，这时是无法经过乘客的同意的，也没有办法当着乘客的面进行的，机场方面对这种行为有严格的操作流程和规章制度。但其实这种事情在国外的国内航班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哪些是不能托运的危险品和违禁品的。
其实，这种情况往往是发生在国际航班时。一般的情况是在我们国内出关时托运行李安检没有问题，但抵达国外机场入境时往往会被当地的海关安全人员再次检查（很不幸，这种事在一些地方经常针对国人），一般他们也是过X光的，但觉得有疑就会开箱检查。
我们国内进关时这个过程一般发生在乘客取行李后往外推时（也有朋友讲在行李放到转盘前过一次X光的），常常是抽检，估计有同学有幸被抽到过或者看到他人被抽到过。而那些已被国际联网盯上的行李箱就肯定不单单是被抽查啦！几年前有朋友曾在南非买了根大象原牙放在托运行李中，而在南非原牙和象牙制品是允许交易的，也可以带出国，但能否带进目的国就看乘客的造化了，而南非海关是有义务将装有原牙和象牙制品（超过国际相关规定的大小的）的行李情况通知沿途的机场方面的（一般指国外），因此朋友的那只装有大象原牙的行李箱其实是被一路监控跟踪的，到达国内时早有海关人员在等着取这只行李箱的人，因为我国已参加了国际相关保护野生动物的组织，是禁止象牙（特别是原牙）和超过规定大小的象牙制品的交易的。还算那位朋友路子比较广，被没收了原牙，交了罚款了事，如是一般情况，先抓了再说。也幸亏他没有经过香港停留再回国，否则香港方面可不会管什么三七二十一，哪怕你是政府官员，先抓起来关三个月再说！
扯远了，打住。
国外机场进关时行李再次检查的过程一般是在乘客取行李前，所以会发生被撬开行李箱的事情，有时还会发生在行李转运的过程中。但这种情况一般也不是很多。
国外入境行李检查的最后一道是在办好进关手续后，海关安全人员要求乘客当面自行打开行李箱检查，有时是抽查，有时是必查。
如果发生了乘客的行李在乘客不在场时的检查，检查人员必须把乘客的所有物品放在行李中，包括那位同学日志中讲到的被扭坏的密码锁，以此可以说明海关安全人员检查过行李。我和那位同学开玩笑讲“把密码锁搞坏了只能讲开锁的人本事太差或者锁的质量太好。”
当然，除了上面所讲的情况，托运的行李被撬开就不正常啦！
所以，千万不要把贵重物品（如现金、贵重饰品、重要文件等）放在托运的行李里，特别是在出国时。
本人就曾有幸遇到过托运的行李被撬开的事，还是在欧洲及美国。当时特别佩服那些检查的海关安全人员，把我行李中的东西还是放的好好的（但看得出动过），箱子的锁处有个小小的白印，箱包带重新打过（与我的打法不一样）。要知道我的箱子中可是满满的啊，我自己打包起来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除了佩服，没话可讲了！
最夸张的是一个朋友去英国时，托运的行李箱被检查，带去的牙膏还被挤走了一半，估计人家怀疑其中有毒品！
信息供参考，希望对同学们有用。
有不正确的地方请一定指正！谨先致谢！
2008年9月4日星期四
"兔爷"王永祥："小兔子"做成"大产业"
第一次听到王永祥的名字，是在北京技术市场协会的一次采访中。协会的同志打趣地称他为“兔爷”。不久前，他刚刚获得第十届北京技术市场金桥奖“技术经营人才之星”的称号。凭直觉，“兔爷”一定是位有故事的人。
弃官从“兔”
“我这故事得从23年前讲起。”在北京怀柔的华祥兔业有限责任公司见到王永祥时，眼前是一个削瘦却精神矍铄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和憨厚的笑容使他看上去非常朴实。
王永祥介绍，1984年，自己任陕西省延安市房管局南市房管所所长时，中央1号文件鼓励干部“走出办公室，帮助农民搞商品生产”。当年4月，王永祥凭借自己曾成功繁殖过100多只獭兔的经验，第一批响应延安市委号召，到农村去带动农民养兔致富，并承诺“要把兔业当事业来办”。他整天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手把手地传授养兔经验。仅仅3个月的时间，延安的兔业蓬勃兴起；仅仅1年时间，该市就出了11个养兔万元户，其中9个都是农民。这些都少不了王永祥的功劳。
如果说养兔是兔业的起步，那么，兔产品的加工则是第二步。1986年9月，北京新艺裘皮厂用延安生产的2054吨獭兔皮制作的服装，以每件170-190元的价格，首批打入美国市场。紧接着，以王永祥为首的延安獭兔养殖协会制定了兔产品“立足内销，欢迎外销”的市场定位，在西安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獭兔赛兔大会，王永祥把吉普车卖掉作为会务经费，把华沙牌小轿车作为奖品奖给了团体第一名，启动了獭兔业向全国发展的态势。王永祥随即从延安“转战”到北京。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养兔协会成立；在他的参与下，全国兔业信息网络建成；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兔业》内刊、《中国兔业》网站相继面世。
小兔子成就大产业
眼看着小兔子真的成就了大事业，王永祥心里备感欣慰。为了保证协会的运作，解决经费问题，他注册了北京华祥兔业有限公司，实现了协会、兔报、公司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了加强兔业技术的传播与指导，他成立了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华祥兔业发展中心，设立了专家组，聘请分布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分别组成育种、兔病、管理等7个专家组进行指导性服务。
一次，辽宁海城某兔场发生獭兔大规模死亡，王永祥与三位专家迅速组成应急队伍，火速飞赴辽宁，仅四天就控制了兔群的传染病，却没有收取任何报酬。为了进一步传播兔业养殖技术，防治兔病，王永祥每年都举办培训班，函授与实地培训兼顾。学员们在培训班里既能学到理论又能进行实践，既能学到技术又能练就兔业打假的“火眼金睛”。大家开玩笑说，自己是从“兔黄浦军校”毕业的。20多年来，从王永祥的“军校”毕业的学生已达到1.3万名，这些学员返乡后，又带动了百万兔业大军。
为了加速兔产品的流通，王永祥所在的协会每年还要承办全国兔业交流大会，他戏称为“兔奥运”。截至目前，“兔奥运”已经开了23届，不仅对突出贡献者给予了表彰，也为兔业科技工作者、兔业企业和养兔场户搭建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江苏省太仓市金星獭兔业公司曾经一度遭遇困境。王永祥通过华祥兔业发展中心先后向该公司调出种兔3600多只，使他们摆脱了困境。之后，该中心又请专家组育种专家——南京农大动物科学院徐汉涛教授对该公司种兔进行了8年辛勤培育，成功地育成了“中系獭兔”，在第20、21、23届全国兔交会期间，三次获得金奖，该公司被授予“全国獭兔龙头企业”称号，继而向全国推广种兔2万多只，实现效益260多万元。
河北省肃宁县人李建宗在全国兔业交流大会上看到裘皮服装倍受欢迎，且售价很高，于是便加入了兔皮流通商的行列。在王永祥的《中国兔业》内刊提供的信息指导下，他常年流动在全国各地收购兔皮。一张兔皮净赚5元，几年下来，李建宗就靠小小的兔皮盖起了两座别墅，而且还带动自己的亲戚、乡邻都成了兔皮流通商……
不赚“倒人之富”23年来，我国兔业由零星分散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特别是獭兔业已成为一个亮点，每年出口獭兔皮400多万张。眼看着兔肉、兔皮、兔商品被串成了一条“珍珠链”，王永祥打心眼里高兴。
“我搞兔业不是为了自己致富，而是为了把它发展成一个产业。”他说，当初搞兔业时，自己是一名国家干部，现在退休了，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王永祥自己的兔场规模很小，利润也有限，仅仅是为了维持协会各项事务的正常发展，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全国兔业健康发展这个“大蛋糕”上。因为他的理想，就是要把中国的兔业真正发展成一个产业，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为了靠“炒种”来赚得“倒人之富”。
由于事迹突出，今年3月，王永祥获得了首届北京诚信经纪人提名奖；4月12日，他又获得了“北京市技术经营人才之星”称号。他说，这23年自己过得很充实，在事业上没有失落感，甚至还有些自豪感。因为，这些荣誉，让他深深地感慨自己当初响应国家政策，由一名国家干部变身为支援兔业发展的建设者，这一步没有走错。惟一感到遗憾的，就是自己离开延安到北京后，成了一名流动党员，没有太多机会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兔爷”的故事讲到这里，记者才真正理解了他把“小兔子”当作“大事业”的真正动力。用王永祥的话说，这动力的真正源泉，就是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弃官从“兔”
“我这故事得从23年前讲起。”在北京怀柔的华祥兔业有限责任公司见到王永祥时，眼前是一个削瘦却精神矍铄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和憨厚的笑容使他看上去非常朴实。
王永祥介绍，1984年，自己任陕西省延安市房管局南市房管所所长时，中央1号文件鼓励干部“走出办公室，帮助农民搞商品生产”。当年4月，王永祥凭借自己曾成功繁殖过100多只獭兔的经验，第一批响应延安市委号召，到农村去带动农民养兔致富，并承诺“要把兔业当事业来办”。他整天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手把手地传授养兔经验。仅仅3个月的时间，延安的兔业蓬勃兴起；仅仅1年时间，该市就出了11个养兔万元户，其中9个都是农民。这些都少不了王永祥的功劳。
如果说养兔是兔业的起步，那么，兔产品的加工则是第二步。1986年9月，北京新艺裘皮厂用延安生产的2054吨獭兔皮制作的服装，以每件170-190元的价格，首批打入美国市场。紧接着，以王永祥为首的延安獭兔养殖协会制定了兔产品“立足内销，欢迎外销”的市场定位，在西安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獭兔赛兔大会，王永祥把吉普车卖掉作为会务经费，把华沙牌小轿车作为奖品奖给了团体第一名，启动了獭兔业向全国发展的态势。王永祥随即从延安“转战”到北京。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养兔协会成立；在他的参与下，全国兔业信息网络建成；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兔业》内刊、《中国兔业》网站相继面世。
小兔子成就大产业
眼看着小兔子真的成就了大事业，王永祥心里备感欣慰。为了保证协会的运作，解决经费问题，他注册了北京华祥兔业有限公司，实现了协会、兔报、公司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了加强兔业技术的传播与指导，他成立了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华祥兔业发展中心，设立了专家组，聘请分布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分别组成育种、兔病、管理等7个专家组进行指导性服务。
一次，辽宁海城某兔场发生獭兔大规模死亡，王永祥与三位专家迅速组成应急队伍，火速飞赴辽宁，仅四天就控制了兔群的传染病，却没有收取任何报酬。为了进一步传播兔业养殖技术，防治兔病，王永祥每年都举办培训班，函授与实地培训兼顾。学员们在培训班里既能学到理论又能进行实践，既能学到技术又能练就兔业打假的“火眼金睛”。大家开玩笑说，自己是从“兔黄浦军校”毕业的。20多年来，从王永祥的“军校”毕业的学生已达到1.3万名，这些学员返乡后，又带动了百万兔业大军。
为了加速兔产品的流通，王永祥所在的协会每年还要承办全国兔业交流大会，他戏称为“兔奥运”。截至目前，“兔奥运”已经开了23届，不仅对突出贡献者给予了表彰，也为兔业科技工作者、兔业企业和养兔场户搭建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江苏省太仓市金星獭兔业公司曾经一度遭遇困境。王永祥通过华祥兔业发展中心先后向该公司调出种兔3600多只，使他们摆脱了困境。之后，该中心又请专家组育种专家——南京农大动物科学院徐汉涛教授对该公司种兔进行了8年辛勤培育，成功地育成了“中系獭兔”，在第20、21、23届全国兔交会期间，三次获得金奖，该公司被授予“全国獭兔龙头企业”称号，继而向全国推广种兔2万多只，实现效益260多万元。
河北省肃宁县人李建宗在全国兔业交流大会上看到裘皮服装倍受欢迎，且售价很高，于是便加入了兔皮流通商的行列。在王永祥的《中国兔业》内刊提供的信息指导下，他常年流动在全国各地收购兔皮。一张兔皮净赚5元，几年下来，李建宗就靠小小的兔皮盖起了两座别墅，而且还带动自己的亲戚、乡邻都成了兔皮流通商……
不赚“倒人之富”23年来，我国兔业由零星分散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特别是獭兔业已成为一个亮点，每年出口獭兔皮400多万张。眼看着兔肉、兔皮、兔商品被串成了一条“珍珠链”，王永祥打心眼里高兴。
“我搞兔业不是为了自己致富，而是为了把它发展成一个产业。”他说，当初搞兔业时，自己是一名国家干部，现在退休了，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王永祥自己的兔场规模很小，利润也有限，仅仅是为了维持协会各项事务的正常发展，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全国兔业健康发展这个“大蛋糕”上。因为他的理想，就是要把中国的兔业真正发展成一个产业，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为了靠“炒种”来赚得“倒人之富”。
由于事迹突出，今年3月，王永祥获得了首届北京诚信经纪人提名奖；4月12日，他又获得了“北京市技术经营人才之星”称号。他说，这23年自己过得很充实，在事业上没有失落感，甚至还有些自豪感。因为，这些荣誉，让他深深地感慨自己当初响应国家政策，由一名国家干部变身为支援兔业发展的建设者，这一步没有走错。惟一感到遗憾的，就是自己离开延安到北京后，成了一名流动党员，没有太多机会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兔爷”的故事讲到这里，记者才真正理解了他把“小兔子”当作“大事业”的真正动力。用王永祥的话说，这动力的真正源泉，就是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也谈中国的数学
数学研究的最高标准是创造性：要达到前人未到的境界，要找着最深刻的关键。
从另一点看，数学的范围，是无垠的。我愿借此机会介绍一下科学出版社从俄文翻
译的《数学百科全书》，全书5大卷，每卷约千页。中国能出版这样的巨著,即是翻译，
也是一项可喜的在就。这是一部十分完备的百科全书，值得赞扬的。
对着如此的学问大海，入门必须领导，便需要权威性的学校和研究所。数学是活的，
不断有杰出的贡献，令人赞赏佩服。但一个国家，比较可以集中某些方面，不必完
全赶时髦。当年芬兰的复变函数论，波兰的纯粹数学，都是专精一门而有成就的例子。
中国应该发展实力较强的方面。但由百科全书的例子，可看出中国的数学是全面的。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中国的财富在“人民”。中国的数学政策，除了鼓励尖端的研究以外，应该用来提高
一般的数学水平。我有两个建议：(1)设立数学讲座，待遇从优，其资格可能是对数学
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2)设立新的数学中心，似乎成都，西安，广州都是可能的地点。
中心应有相当的经费，部分可由地方负担，或私人筹措。
近年因为国家开放，年轻人都想经商赚钱，当然国家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做科学的
乐趣是一般不能理解的。在科学上做了基本的贡献，有历史的意义。我想对于许多人，
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成就。在岗位上专心学问，提携后进，“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应该是十分愉快的事情。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个人应否读数学。Hardy 说，一个条件是看你是否比老师强。这
也许太强一些。我想学习应不觉困难，读名著能很快与作者联系，都是测验。数学是小
科学，可以关起门来做。在一个多面竞争的社会中，是一项有优点的职业，即使你有若
干能力。
中国的数学有相当水平。年来政治多变，达此情况，足风中华民族的勤劳本质。从前
一个数学家的最高标准，是从国外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国家现在所包需做的，
是充实各大学的研究院，充实博士学位，人才由自己训练。
致谢 本文承葛墨林，陈永川教授帮助整理，特此致谢。
应该是十分愉快的事情。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个人应否读数学。Hardy 说，一个条件是看你是否比老师强。这
也许太强一些。我想学习应不觉困难，读名著能很快与作者联系，都是测验。数学是小
科学，可以关起门来做。在一个多面竞争的社会中，是一项有优点的职业，即使你有若
干能力。
中国的数学有相当水平。年来政治多变，达此情况，足风中华民族的勤劳本质。从前
一个数学家的最高标准，是从国外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国家现在所包需做的，
是充实各大学的研究院，充实博士学位，人才由自己训练。
从另一点看，数学的范围，是无垠的。我愿借此机会介绍一下科学出版社从俄文翻
译的《数学百科全书》，全书5大卷，每卷约千页。中国能出版这样的巨著,即是翻译，
也是一项可喜的在就。这是一部十分完备的百科全书，值得赞扬的。
对着如此的学问大海，入门必须领导，便需要权威性的学校和研究所。数学是活的，
不断有杰出的贡献，令人赞赏佩服。但一个国家，比较可以集中某些方面，不必完
全赶时髦。当年芬兰的复变函数论，波兰的纯粹数学，都是专精一门而有成就的例子。
中国应该发展实力较强的方面。但由百科全书的例子，可看出中国的数学是全面的。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中国的财富在“人民”。中国的数学政策，除了鼓励尖端的研究以外，应该用来提高
一般的数学水平。我有两个建议：(1)设立数学讲座，待遇从优，其资格可能是对数学
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2)设立新的数学中心，似乎成都，西安，广州都是可能的地点。
中心应有相当的经费，部分可由地方负担，或私人筹措。
近年因为国家开放，年轻人都想经商赚钱，当然国家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做科学的
乐趣是一般不能理解的。在科学上做了基本的贡献，有历史的意义。我想对于许多人，
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成就。在岗位上专心学问，提携后进，“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应该是十分愉快的事情。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个人应否读数学。Hardy 说，一个条件是看你是否比老师强。这
也许太强一些。我想学习应不觉困难，读名著能很快与作者联系，都是测验。数学是小
科学，可以关起门来做。在一个多面竞争的社会中，是一项有优点的职业，即使你有若
干能力。
中国的数学有相当水平。年来政治多变，达此情况，足风中华民族的勤劳本质。从前
一个数学家的最高标准，是从国外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国家现在所包需做的，
是充实各大学的研究院，充实博士学位，人才由自己训练。
致谢 本文承葛墨林，陈永川教授帮助整理，特此致谢。
应该是十分愉快的事情。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个人应否读数学。Hardy 说，一个条件是看你是否比老师强。这
也许太强一些。我想学习应不觉困难，读名著能很快与作者联系，都是测验。数学是小
科学，可以关起门来做。在一个多面竞争的社会中，是一项有优点的职业，即使你有若
干能力。
中国的数学有相当水平。年来政治多变，达此情况，足风中华民族的勤劳本质。从前
一个数学家的最高标准，是从国外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国家现在所包需做的，
是充实各大学的研究院，充实博士学位，人才由自己训练。
高盛的年终奖
我不知道投行找这么多数理的博士干什么？
coding肯定不需要建模型？要多少模型要这么多博士建呢？
这一行的模型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呵呵, 其实, 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才刚刚来临.
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型的运用我们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
这就好象一些人, 几年前在叫嚣IT已经死了一样.
现在又突然发现, 还是计算机统计好.
H1B的基本要求就是申请人必须有相关学历.
无论如何, 高盛干数学模型的多.
还有高盛重视在IT技术上的投入，每年投入2.2billion,
后台的支持做得好，才可以提高运作的效率.
H1B申请数据, 透露出高盛年终奖人均六十二万美元的秘密
by waitGC
年关将近, 又到了年终奖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 但这个星期, 搅得美国上下最心神不安
, 议论纷纷的, 不是自己或者同事的红包, 而是高盛的.
我星期三清晨在跑步机上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消息, 大约是说今年华尔街年终奖的总额是
三百八十亿美元, 高盛占去了一百六十多亿. 虽说高盛全世界有两万五千多员工, 平均
下来, 人均六十二万. 美元!
晚上回家, CBS的晚间新闻, 又在大幅报道这消息. 那些镜头上美国人民熟悉的名记者
们大概心里也不好受, 在采访中不断问人家怎么看, 这样公平不公平. 一个人力资源公
司的总裁说, 只能这样, 否则人才就跑道其他行业去了. 如果你不爽, 就让你的孩子成
为一个投资银行家.
"Or marry one." CBS的女主播加上了这么一句, 结束了报道.
公平不公平姑且不论. 最优秀的人才如此集中在投资银行业, 无疑可以让以资本和利润
为衡量标准的现代经济以最高的效率运转,. 虽说我觉得这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
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 我想和大家讨论讨论的, 是从h1b申请数据中透露出的高盛成功
秘密.
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这么成功, 有那么多年终奖金可发的. 如果我在跑步机上气喘
嘘嘘时候的记忆是正确的, 高盛一家就占去了华尔街所有年终奖金的大约四成. 其他那
么多投资银行分剩下的六成, 差距可想而知了.
高盛的经营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并不是研究这行业的, 但偶然看到的一个贴子让我嗅
到了一点东西: 根据www.myvisajobs.com的h1b visa sponsor排名, 在数学和物理专业
, 最大的雇主不是哈佛或者普林斯顿, 也不是橡树岭或者洛斯阿拉莫斯, 是高盛. 我到
myvisajobs.com的排名, 报告和数据库上研究搜索了半天, 发现了下面这些有趣的数据
, 有些数据是现成的排名数据， 有些是我自己从上面的数据库里搜出来整理的:
1. 数学和物理专业, 2005年h1b visa申请的十大雇主,其他九个都是高校或者研究
机构, 唯有第一名是家投资银行, 也就是高盛,
2. 高盛在2005年一共申请了477的h1b visa, 在所有的top h1b visa sponsors中排
26位. 这477的申请分布如下, 注意， 数学专业125个, Business专业只有49个:
Occupation_Group Goldman Sachs & Co.
IT 175
Math 125
Economics 120
Business 49
Manager 7
Others 1
3. 其他的投资银行都在2005年申请了数以百计的h1b visa, 但职业分布上有微妙的
不同, 数学专业非常少, business比例大大提高. 以Morgan Stanley和Citigroup(数
据应该包括非投资银行部分)为例:
Occupation_Group Morgan Stanley Citigroup
Economics 216 144
IT 148 404
Business 12 168
Manager 3 167
Others 2 35
Math 1 39
好了, 以上这些数据, 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直到今天,
到了美国, 对个人还是颠簸不破的整理. 对企业, 用好数理化, 是在数字时代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手段. 虽然, 我觉得这数理化的理化二字, 可以改成信统, 信息技术
的信，统计的统, 包括了对信息的编程和统计分析.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存，就是数学的生存．过去这二十年, 数理化的基础研究专业在中国成了最被
人看不起, 最没人上, 录取分数最底的专业, 大家都一窝风的去读财经MBA等热门专
业, 会迟早让国家和个人付出代价.
最后，再来看看myvisajobs.com上的Ｈ１Ｂ专业工资排名, 也挺有意思的. 收入最高的
h1b职业， 排第一的， 是模特，年收入中位数$624,000! 正好是高盛今年的平均年
终奖．收入最底的，是牧师，$29, 000, 真好是人家年终奖的零头．主啊，马克思啊
， 这是怎么回事? 种种巧合， 有时候真让人怀疑， 这一切是不是＂智能设计＂
的结果．在收入最高的二十五的h1B职业中， 几乎都是理工专业， 收入最底的25个
h1b职业, 几乎都是文科专业, 生命科学（＄42,175）除外!!! 医生排第三($120,000)
， 牙医排第四($100,400)，数学， 化学和物理分别排在十四($65,000)， 十五($
64,525)和十八位($60,000). 考虑到这三个职业的h1b很多是在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
后，这个工资水平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
coding肯定不需要建模型？要多少模型要这么多博士建呢？
这一行的模型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呵呵, 其实, 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才刚刚来临.
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型的运用我们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
这就好象一些人, 几年前在叫嚣IT已经死了一样.
现在又突然发现, 还是计算机统计好.
H1B的基本要求就是申请人必须有相关学历.
无论如何, 高盛干数学模型的多.
还有高盛重视在IT技术上的投入，每年投入2.2billion,
后台的支持做得好，才可以提高运作的效率.
H1B申请数据, 透露出高盛年终奖人均六十二万美元的秘密
by waitGC
年关将近, 又到了年终奖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 但这个星期, 搅得美国上下最心神不安
, 议论纷纷的, 不是自己或者同事的红包, 而是高盛的.
我星期三清晨在跑步机上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消息, 大约是说今年华尔街年终奖的总额是
三百八十亿美元, 高盛占去了一百六十多亿. 虽说高盛全世界有两万五千多员工, 平均
下来, 人均六十二万. 美元!
晚上回家, CBS的晚间新闻, 又在大幅报道这消息. 那些镜头上美国人民熟悉的名记者
们大概心里也不好受, 在采访中不断问人家怎么看, 这样公平不公平. 一个人力资源公
司的总裁说, 只能这样, 否则人才就跑道其他行业去了. 如果你不爽, 就让你的孩子成
为一个投资银行家.
"Or marry one." CBS的女主播加上了这么一句, 结束了报道.
公平不公平姑且不论. 最优秀的人才如此集中在投资银行业, 无疑可以让以资本和利润
为衡量标准的现代经济以最高的效率运转,. 虽说我觉得这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
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 我想和大家讨论讨论的, 是从h1b申请数据中透露出的高盛成功
秘密.
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这么成功, 有那么多年终奖金可发的. 如果我在跑步机上气喘
嘘嘘时候的记忆是正确的, 高盛一家就占去了华尔街所有年终奖金的大约四成. 其他那
么多投资银行分剩下的六成, 差距可想而知了.
高盛的经营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并不是研究这行业的, 但偶然看到的一个贴子让我嗅
到了一点东西: 根据www.myvisajobs.com的h1b visa sponsor排名, 在数学和物理专业
, 最大的雇主不是哈佛或者普林斯顿, 也不是橡树岭或者洛斯阿拉莫斯, 是高盛. 我到
myvisajobs.com的排名, 报告和数据库上研究搜索了半天, 发现了下面这些有趣的数据
, 有些数据是现成的排名数据， 有些是我自己从上面的数据库里搜出来整理的:
1. 数学和物理专业, 2005年h1b visa申请的十大雇主,其他九个都是高校或者研究
机构, 唯有第一名是家投资银行, 也就是高盛,
2. 高盛在2005年一共申请了477的h1b visa, 在所有的top h1b visa sponsors中排
26位. 这477的申请分布如下, 注意， 数学专业125个, Business专业只有49个:
Occupation_Group Goldman Sachs & Co.
IT 175
Math 125
Economics 120
Business 49
Manager 7
Others 1
3. 其他的投资银行都在2005年申请了数以百计的h1b visa, 但职业分布上有微妙的
不同, 数学专业非常少, business比例大大提高. 以Morgan Stanley和Citigroup(数
据应该包括非投资银行部分)为例:
Occupation_Group Morgan Stanley Citigroup
Economics 216 144
IT 148 404
Business 12 168
Manager 3 167
Others 2 35
Math 1 39
好了, 以上这些数据, 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直到今天,
到了美国, 对个人还是颠簸不破的整理. 对企业, 用好数理化, 是在数字时代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手段. 虽然, 我觉得这数理化的理化二字, 可以改成信统, 信息技术
的信，统计的统, 包括了对信息的编程和统计分析.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存，就是数学的生存．过去这二十年, 数理化的基础研究专业在中国成了最被
人看不起, 最没人上, 录取分数最底的专业, 大家都一窝风的去读财经MBA等热门专
业, 会迟早让国家和个人付出代价.
最后，再来看看myvisajobs.com上的Ｈ１Ｂ专业工资排名, 也挺有意思的. 收入最高的
h1b职业， 排第一的， 是模特，年收入中位数$624,000! 正好是高盛今年的平均年
终奖．收入最底的，是牧师，$29, 000, 真好是人家年终奖的零头．主啊，马克思啊
， 这是怎么回事? 种种巧合， 有时候真让人怀疑， 这一切是不是＂智能设计＂
的结果．在收入最高的二十五的h1B职业中， 几乎都是理工专业， 收入最底的25个
h1b职业, 几乎都是文科专业, 生命科学（＄42,175）除外!!! 医生排第三($120,000)
， 牙医排第四($100,400)，数学， 化学和物理分别排在十四($65,000)， 十五($
64,525)和十八位($60,000). 考虑到这三个职业的h1b很多是在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
后，这个工资水平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
2008年9月3日星期三
古代大学及其管理模式
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有人说出现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其根据是当时孔子等著名学者设塾授徒，当是后世大学的雏形。当时还有一种典籍叫《学记》，将教育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规定：“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里，将学制都规定了，说这就是古代的大学也未尝不可。但这种看法没有取得普遍的认可。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没有区分，同时私塾教育还有职业教育的成分，甚至和民间匠人传授手艺也没太大的区别，所以早期私塾教育的大学地位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但它对大学的影响还不应当低估，尤其研究生教育，确实可以在孔子当年的教育中汲取营养。
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大学出现在欧洲，被认为是11世纪。当时处于中世纪，“大学”是用得很普遍的一个词，它可以用来指任何具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既可以是一个手工业行会，也可以是一个市政团体。在欧洲，大学的出现源于街头演讲。那个时候，有学问的人常常愿意在街头发表演讲，进行知识和学问的传播。演讲者和听众都比较随意自由，愿意听的人站在街头就听，没人收费；不愿意听，耸耸肩转身就走，没人责怪。由于有的人讲的好，听众踊跃，连续数日，盛况不减，这种活动就坚持下去。有时赶上阴天下雨，于是演讲者和听众转移至某一室内或者是一间地下室或者是某人家中，从此演讲有了固定地址，这样一所大学就开始诞生了。开始属于民间性质，和孔子私塾差不多，后来得到官方的认可。
意大利于1158年认可博洛尼亚大学；英国于1168年认可牛津大学；法国于1180年认可巴黎大学。到14世纪上半叶，西欧共创办40多所大学。
德语世界的大学的兴建在西欧来说，要略晚一些。1348年建立布拉格大学，1365年建立维也纳大学，1385年建立海德堡大学，1409年建立莱比锡大学。
美国最早的大学建成于欧洲向美洲移民以后，第一所大学是哈佛学院，建立于1636年，只有12名学生和1名教师，是利用一间木屋当校舍。在漫长的殖民地时期，美国只成立了9所规模很小的私立学院，多数学院的学生只有几十名。
我国早期具有大学性质的机构，除孔子传下来的私学如历代的书院外，更多的和更有规模的是官府办学，如太学、国子监之类。这类机构既是衙门又是学校，由皇帝直接派人掌管，其官名如国子监祭酒之类。在19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洋务学堂。当时最有规模的是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同时兼有衙门性质，拥有对地方学堂的管理权力。北大如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世界的大学之林中，只能是个小弟弟。
西方古代大学分“学生大学”和“先生大学”两种管理模式。前者以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为代表，该大学是世俗教育机构，最初有四个学生组织，后合并为两个组织，即由意大利学生组成的学生组织和由其他学生组成的学生组织。学生组织积极争夺对大学管理的参与权甚至是决策权，尤其是大学建立初期，因为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学生的学费，因而学生管理权力就更大一些。后者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是正统的教会教育机构。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控制着学生和学术，目的是确保教师能够有效地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古代西方大学具有行会性、国际性、宗教性、自治性的特点。西方古代大学是作为社会和经济主体之外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为了保证知识和文化传承的崇高目标，师生社团担负了最初的学校管理职能。主要事务包括：食宿、大学师生同居民的关系、防止学生过度的喧闹和异常行为、对学生的资助、学生的法律权利的维护等等。当时的大学还具有内部自治权、教育教学权、免除赋税和服兵役的义务和参政权、罢教罢课和迁移学校权。
中国古代的私人办学，如孔子设塾授徒，讲究师道尊严，学生向先生执弟子礼，孔子受困，颜回做饭，先请先生吃，先生吃剩了，学生才可以吃，因此，中国私人办学是教师管理学生的模式；其官学一般都兼具学校和衙门两种职能，既是教育机构，又是职能衙门，教师也是官员。在管理方式上，学堂的大小事务，均由先生说了算。学生只管学习，对学堂事务，是没有参与权的，更不要说决策权。这和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大学出现在欧洲，被认为是11世纪。当时处于中世纪，“大学”是用得很普遍的一个词，它可以用来指任何具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既可以是一个手工业行会，也可以是一个市政团体。在欧洲，大学的出现源于街头演讲。那个时候，有学问的人常常愿意在街头发表演讲，进行知识和学问的传播。演讲者和听众都比较随意自由，愿意听的人站在街头就听，没人收费；不愿意听，耸耸肩转身就走，没人责怪。由于有的人讲的好，听众踊跃，连续数日，盛况不减，这种活动就坚持下去。有时赶上阴天下雨，于是演讲者和听众转移至某一室内或者是一间地下室或者是某人家中，从此演讲有了固定地址，这样一所大学就开始诞生了。开始属于民间性质，和孔子私塾差不多，后来得到官方的认可。
意大利于1158年认可博洛尼亚大学；英国于1168年认可牛津大学；法国于1180年认可巴黎大学。到14世纪上半叶，西欧共创办40多所大学。
德语世界的大学的兴建在西欧来说，要略晚一些。1348年建立布拉格大学，1365年建立维也纳大学，1385年建立海德堡大学，1409年建立莱比锡大学。
美国最早的大学建成于欧洲向美洲移民以后，第一所大学是哈佛学院，建立于1636年，只有12名学生和1名教师，是利用一间木屋当校舍。在漫长的殖民地时期，美国只成立了9所规模很小的私立学院，多数学院的学生只有几十名。
我国早期具有大学性质的机构，除孔子传下来的私学如历代的书院外，更多的和更有规模的是官府办学，如太学、国子监之类。这类机构既是衙门又是学校，由皇帝直接派人掌管，其官名如国子监祭酒之类。在19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洋务学堂。当时最有规模的是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同时兼有衙门性质，拥有对地方学堂的管理权力。北大如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世界的大学之林中，只能是个小弟弟。
西方古代大学分“学生大学”和“先生大学”两种管理模式。前者以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为代表，该大学是世俗教育机构，最初有四个学生组织，后合并为两个组织，即由意大利学生组成的学生组织和由其他学生组成的学生组织。学生组织积极争夺对大学管理的参与权甚至是决策权，尤其是大学建立初期，因为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学生的学费，因而学生管理权力就更大一些。后者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是正统的教会教育机构。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控制着学生和学术，目的是确保教师能够有效地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古代西方大学具有行会性、国际性、宗教性、自治性的特点。西方古代大学是作为社会和经济主体之外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为了保证知识和文化传承的崇高目标，师生社团担负了最初的学校管理职能。主要事务包括：食宿、大学师生同居民的关系、防止学生过度的喧闹和异常行为、对学生的资助、学生的法律权利的维护等等。当时的大学还具有内部自治权、教育教学权、免除赋税和服兵役的义务和参政权、罢教罢课和迁移学校权。
中国古代的私人办学，如孔子设塾授徒，讲究师道尊严，学生向先生执弟子礼，孔子受困，颜回做饭，先请先生吃，先生吃剩了，学生才可以吃，因此，中国私人办学是教师管理学生的模式；其官学一般都兼具学校和衙门两种职能，既是教育机构，又是职能衙门，教师也是官员。在管理方式上，学堂的大小事务，均由先生说了算。学生只管学习，对学堂事务，是没有参与权的，更不要说决策权。这和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特点及其意义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 吕武）
摘 要：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王权稳固，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缓步上升，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在教育领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其中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对欧洲社会的前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欧美的大学多受其影响，有的则是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的。本文将从它的产生及其特点来阐析它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后世的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 欧洲中世纪大学 产生 特点 意义
一、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公元10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农业生产缓步上升。随着剩余农产品的增多，手工业得到发展并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活动也逐步展开。在教育领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王权稳固，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缓步上升，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这就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由逃亡农奴重建的城市兴起了，经过战争，新兴的城市获得了自治权，一些富裕的市民成为最初的富有者——新兴资产阶级。这使大学的创办有了社会基础。东西方贸易的往来和十字军战役的促使，使西方重新出现了古代的文明，并传入了东方的文化和教育，这为大学充实了学习的内容。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的斗争，使大学在这种二元政治中有了立足之地。经院哲学内部蕴含着怀疑信仰而崇尚理性的新思潮。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世纪大学应运而生了。
起初在某些城市,学生按籍贯组成“同乡会”,教师按所教的学科组成行会性质的“教授会”。由于需要, 这些学生团体和教师团体结合成学习和研究的“组合”，这些“组合”就成为最早的大学。到了12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最早的大学13世纪后,欧洲各国增设了一些大学。中世纪大学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者是波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以研究法学著称。波洛尼亚地处意大利北部，过往商旅络绎不绝，商业纠纷时有发生，诉讼案件颇多。波洛尼亚原有一所法律学校，1158年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令，发展成为正式的大学。该校主要是学习民法和教会法。13世纪初，学生达5000余名。1316年增授医学，1360年又增授神学等学科，使波洛尼亚大学的学科进一步完善。法国的巴黎大学在中世纪也盛名远扬。这所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主要研习神学。1198年教皇西勒士丁三世赐给巴黎大学许多特权1231年,罗马教皇以谕令肯定该大学的自决权。巴黎大学分为文、法、医和神学4科，成为当时西欧大学的典范。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特点
中世纪大学按领导体制可分两类：①博洛尼亚大学称为“学生大学”，由学生主管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均由学生决定。欧洲南部的大学，如意大利、 法国（巴黎除外）、 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②巴黎大学称为“先生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欧洲北部的大学，如英格兰、苏格兰、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
除此之外，中世纪大学享有种种特权。①许多大学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有内部自治的权利。大学教授有裁判权，凡外人与大学生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审理。②大学师生还可以免除赋税及服兵役的义务。③大学还有颁发任教特许证的权利和授予学位的权利④大学有权中止讲课罢课和迁移校址。最早的中世纪大学还具有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课程内容不确定，以实际需要为主。重视理解能力的培养，开创了辩论的风气。教学方法比较灵活，一般教学过程为：①讲授主要思想；②叙述有关知识；③朗读原文；④学生复述；⑤释疑举例。回答问题采用辩论的方法等。
中世纪大学一般有文、 法、医和神学等4科。有的大学分设两个法科（教会法与民法）。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有的大学分设两个神科（新教和旧教）。文科属于大学的预备教育，学生文科结业后升入其他某一学科继续学习。大学的课程起初并不确定，至13世纪，课程内容渐趋一致。文科课程为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等；法科课程分民法与教会法两类；医学课程有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和一些阿拉伯人的医学著作；神学课程主要是《圣经》及经院哲学家的神学著作。
除了12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创立的博洛尼亚大学外，在英国、法国等地也先后建立起了大学。如英国设立牛津大学，1209年从牛津大学分出的部分师生又设立了剑桥大学。法国以巴黎大学开办最早，是所神学院。到13世纪末，欧洲的大学已增加到20多所。
然而自治性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威胁到教会对学校教育的独占权。因此，教会千方百计企图控制大学。它一方面给大学以经济援助，派僧侣进入大学；一方面自己设立大学，培养高级僧侣，以加强教会的影响。从此，教会势力逐渐渗入大学。大学的自治性也就逐渐消失。 教会势力深入大学，大学教育便侵润着为教会服务的经院哲学气氛。教学内容以研究、解释“圣经”为主，脱离生活实际，教学方法呆读死记，盛行体罚。宗教教条、形式主义、“繁琐哲学”，构成了中世纪后期大学的特征。 中世纪大学的组织，一般分为四个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其中，神学院地位最高。修业年限一般为5—7年。
但是受教会控制的中世纪大学，尽管宗教气氛浓厚，繁琐哲学盛行，阻碍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但它对当时欧洲文化的普及，毕竟起了推进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中世纪“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得多了”。中世纪大学促进了市民阶层对知识教育的重视，推动了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打破了封建闭塞愚昧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为文艺复兴运动准备了条件。
三 、中世纪大学对后世的影响及其意义
从公元5世纪至15世纪，历史上称为中世纪。在人们的观念中，中世纪往往被视为“科学的空白期”。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并未消失，科学研究并未中断。这其中，大学的作用功不可没。大学不仅对于科学知识的回收、保存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近代科学思想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世纪欧洲城市及城市学校的出现，中世纪大学的问世与发展，使“黑暗和愚昧”的西欧，显现出前进的曙光，酿成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城市的摇篮里迅速成长，从而在市民阶层中形成新兴资产阶级。于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便开始了。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教育制度，形成了主宰西方文化的专业知识分子层。对今天西方文化的影响及意义是巨大的。为今天的大学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象有人所说的：“西欧的中世纪就是一个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在中世纪大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应大力的去研究、去探索。为我们今天的高教改革提供一定的支持及力所能及的帮助。
摘 要：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王权稳固，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缓步上升，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在教育领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其中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对欧洲社会的前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欧美的大学多受其影响，有的则是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的。本文将从它的产生及其特点来阐析它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后世的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 欧洲中世纪大学 产生 特点 意义
一、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公元10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农业生产缓步上升。随着剩余农产品的增多，手工业得到发展并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活动也逐步展开。在教育领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王权稳固，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缓步上升，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这就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由逃亡农奴重建的城市兴起了，经过战争，新兴的城市获得了自治权，一些富裕的市民成为最初的富有者——新兴资产阶级。这使大学的创办有了社会基础。东西方贸易的往来和十字军战役的促使，使西方重新出现了古代的文明，并传入了东方的文化和教育，这为大学充实了学习的内容。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的斗争，使大学在这种二元政治中有了立足之地。经院哲学内部蕴含着怀疑信仰而崇尚理性的新思潮。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世纪大学应运而生了。
起初在某些城市,学生按籍贯组成“同乡会”,教师按所教的学科组成行会性质的“教授会”。由于需要, 这些学生团体和教师团体结合成学习和研究的“组合”，这些“组合”就成为最早的大学。到了12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最早的大学13世纪后,欧洲各国增设了一些大学。中世纪大学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者是波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以研究法学著称。波洛尼亚地处意大利北部，过往商旅络绎不绝，商业纠纷时有发生，诉讼案件颇多。波洛尼亚原有一所法律学校，1158年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令，发展成为正式的大学。该校主要是学习民法和教会法。13世纪初，学生达5000余名。1316年增授医学，1360年又增授神学等学科，使波洛尼亚大学的学科进一步完善。法国的巴黎大学在中世纪也盛名远扬。这所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主要研习神学。1198年教皇西勒士丁三世赐给巴黎大学许多特权1231年,罗马教皇以谕令肯定该大学的自决权。巴黎大学分为文、法、医和神学4科，成为当时西欧大学的典范。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特点
中世纪大学按领导体制可分两类：①博洛尼亚大学称为“学生大学”，由学生主管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均由学生决定。欧洲南部的大学，如意大利、 法国（巴黎除外）、 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②巴黎大学称为“先生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欧洲北部的大学，如英格兰、苏格兰、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
除此之外，中世纪大学享有种种特权。①许多大学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有内部自治的权利。大学教授有裁判权，凡外人与大学生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审理。②大学师生还可以免除赋税及服兵役的义务。③大学还有颁发任教特许证的权利和授予学位的权利④大学有权中止讲课罢课和迁移校址。最早的中世纪大学还具有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课程内容不确定，以实际需要为主。重视理解能力的培养，开创了辩论的风气。教学方法比较灵活，一般教学过程为：①讲授主要思想；②叙述有关知识；③朗读原文；④学生复述；⑤释疑举例。回答问题采用辩论的方法等。
中世纪大学一般有文、 法、医和神学等4科。有的大学分设两个法科（教会法与民法）。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有的大学分设两个神科（新教和旧教）。文科属于大学的预备教育，学生文科结业后升入其他某一学科继续学习。大学的课程起初并不确定，至13世纪，课程内容渐趋一致。文科课程为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等；法科课程分民法与教会法两类；医学课程有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和一些阿拉伯人的医学著作；神学课程主要是《圣经》及经院哲学家的神学著作。
除了12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创立的博洛尼亚大学外，在英国、法国等地也先后建立起了大学。如英国设立牛津大学，1209年从牛津大学分出的部分师生又设立了剑桥大学。法国以巴黎大学开办最早，是所神学院。到13世纪末，欧洲的大学已增加到20多所。
然而自治性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威胁到教会对学校教育的独占权。因此，教会千方百计企图控制大学。它一方面给大学以经济援助，派僧侣进入大学；一方面自己设立大学，培养高级僧侣，以加强教会的影响。从此，教会势力逐渐渗入大学。大学的自治性也就逐渐消失。 教会势力深入大学，大学教育便侵润着为教会服务的经院哲学气氛。教学内容以研究、解释“圣经”为主，脱离生活实际，教学方法呆读死记，盛行体罚。宗教教条、形式主义、“繁琐哲学”，构成了中世纪后期大学的特征。 中世纪大学的组织，一般分为四个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其中，神学院地位最高。修业年限一般为5—7年。
但是受教会控制的中世纪大学，尽管宗教气氛浓厚，繁琐哲学盛行，阻碍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但它对当时欧洲文化的普及，毕竟起了推进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中世纪“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得多了”。中世纪大学促进了市民阶层对知识教育的重视，推动了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打破了封建闭塞愚昧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为文艺复兴运动准备了条件。
三 、中世纪大学对后世的影响及其意义
从公元5世纪至15世纪，历史上称为中世纪。在人们的观念中，中世纪往往被视为“科学的空白期”。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并未消失，科学研究并未中断。这其中，大学的作用功不可没。大学不仅对于科学知识的回收、保存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近代科学思想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世纪欧洲城市及城市学校的出现，中世纪大学的问世与发展，使“黑暗和愚昧”的西欧，显现出前进的曙光，酿成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城市的摇篮里迅速成长，从而在市民阶层中形成新兴资产阶级。于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便开始了。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教育制度，形成了主宰西方文化的专业知识分子层。对今天西方文化的影响及意义是巨大的。为今天的大学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象有人所说的：“西欧的中世纪就是一个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在中世纪大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应大力的去研究、去探索。为我们今天的高教改革提供一定的支持及力所能及的帮助。
大学创建年代刍议
如果把分科教学、自由研究作为近现代意义大学的模式，则西方最早的大学公推创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Bologna）。外国人没有无限地上推到古希腊柏拉图学院或古埃及亚历山大大学。
中国近现代意义的大学则以1895年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1896年创建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为雏形，而后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方为正格。北京大学也没有无限上推到汉代太学。
因此，南京大学创建年代追溯至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符合正常模式。而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浙江大学也一直把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作为前身，就颇有以旧代新之嫌了。况且，自强学堂1902年更名方言学堂后于1911年停办，故把1913年建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武汉大学前身更符合事实和模式。同理，浙江大学前身追溯到1901的浙江求是大学堂为宜。
1983年曾见武汉大学举办70周年校庆，即以1913年为创建年代；没想到1993年就跨越20年时空举行了100周年校庆，堂堂大学何必苦争建校第一呢？最早建立也不一定最好：哈佛（1636）、剑桥（1209）就不是最早的大学。清华大学1911年建校，中山大学1924年建校，不也照样荣光?!如果要追溯旧学之最，则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的长沙岳麓书院与今日湖南大学一脉相承，湖南大学真可谓千年学府了，比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还早100余年。如果再把山东某大学上推至春秋时期齐醒公创办的稷下学宫，就比古希腊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还早20年。不过，这样的天下第一有何意义?
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授学，在于有学术自由展开丰富多彩的教学科研，而并不很在乎楼有多高、历史有多长。历史悠久固然代表着文化积淀，但也绝非越久越伟大…
中国近现代意义的大学则以1895年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1896年创建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为雏形，而后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方为正格。北京大学也没有无限上推到汉代太学。
因此，南京大学创建年代追溯至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符合正常模式。而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浙江大学也一直把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作为前身，就颇有以旧代新之嫌了。况且，自强学堂1902年更名方言学堂后于1911年停办，故把1913年建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武汉大学前身更符合事实和模式。同理，浙江大学前身追溯到1901的浙江求是大学堂为宜。
1983年曾见武汉大学举办70周年校庆，即以1913年为创建年代；没想到1993年就跨越20年时空举行了100周年校庆，堂堂大学何必苦争建校第一呢？最早建立也不一定最好：哈佛（1636）、剑桥（1209）就不是最早的大学。清华大学1911年建校，中山大学1924年建校，不也照样荣光?!如果要追溯旧学之最，则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的长沙岳麓书院与今日湖南大学一脉相承，湖南大学真可谓千年学府了，比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还早100余年。如果再把山东某大学上推至春秋时期齐醒公创办的稷下学宫，就比古希腊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还早20年。不过，这样的天下第一有何意义?
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授学，在于有学术自由展开丰富多彩的教学科研，而并不很在乎楼有多高、历史有多长。历史悠久固然代表着文化积淀，但也绝非越久越伟大…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介绍
忽必烈(1215——1294)于1260年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忽必烈后来终于完成了从他祖父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中原的事业，并于1271年成了元朝的开国皇帝。他把都城定在北京，积极发展农业和商业，保留了许多汉族学堂，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容忍。他那金碧辉煌的宫殿激起了西方许多旅行者的遐想，其中就有最著名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1254——1324）据历史记载，马可﹒波罗于17岁时离开威尼斯，与他父亲和叔叔一起踏上了深入到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去的旅途。马可﹒波罗在他自己的游记中记述了他们是如何在中国受到款待又继而在亚洲呆了二十年。有人说波罗的那些游记都是想象的产物，但无论它们是事实还是小说，他都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探求，也激励着哥伦布于1942年驾船驶进了那浩瀚、蔚蓝的海洋。
郑和（1371——1435）15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控制着亚洲四面海域的是郑和将军的宠大的中国商船队，每一艘商船都有当时典型欧洲船只的五倍大。郑和，这位皇宫宦官出身的外交家，于1405至1433年间为明朝永乐皇帝率领船队进行了七次海上远征。他的使命是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向海外扩展。他的第一支远征队包括62艘船2780个人，以后的几次都有着类似的规模，成为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海上奇迹。
瓦斯科﹒达﹒伽马（约1460——1524）葡萄牙国王当初派给他的使命是打破穆斯林、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对欧亚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的垄断。本来也可以如期完成任务，然而在1497年他首次出航途中，瓦斯科﹒达﹒伽马成为了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人，并驾船到达印度，从而开辟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海上直达路线。
斐迪南德﹒麦哲伦(约1480——1521)当斐迪南德﹒麦哲伦于1519年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时，人们已经明白地球是圆的了。但在麦哲伦勇敢的指挥下，这次远征为这一真理提供了证明。这位替西班牙航行的葡萄牙藉船长发现南美洲最南端的海峡是极端危险的，但他成功地绕了过去。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成功地经受了兵变、流离和船难，却在驶进太平洋时遭到了饥饿的威胁。麦哲伦最终死在了菲律宾群岛，而他手下的一小队船员却最终回到了家园，完成了周游世界的伟大航程。
艾萨克•牛顿（1642——1727）艾萨克•牛顿在科学大发现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万有引力定理、微积分、色与光的新学说以及后来成为现代机械学基础的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并综合了伽里略、开普勒和其他人的发现，形成并革新了物理科学。回首过去，牛顿说：“我好象始终都是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因为时不时找到一块格外光滑的卵石或一枚特别漂亮的贝壳而兴高采烈，却对面前的真理海洋一无所知。”
拿破伦•波拿巴（1769——1821）1799年，这位战争英雄在法国取得政权并很快开始要征服世界。他善待士兵，提拔时不分等级唯才是举。他说他希望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个自由政府的联邦。然而，拿破伦•波拿巴是敌人眼中的暴君。1815年，他在比利时的滑铁卢遭遇惨败后，在流放地英属赫勒拿岛上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路德维西﹒冯﹒贝多芬（1770——1827）路德维西﹒冯﹒贝多芬是一位有争议的作曲家，因为他同时也是西方音乐最主要的破坏者之一。他早期在由海顿和莫扎特完善的古典音乐形式中取得了成功，而后由于受到法国革命的激励和耳聋与感情的痛苦折磨，他便把传统的奏呜曲、四重奏、协调曲和交响乐扩展演变成气势磅礴、意蕴深刻的个人表达。
迈克尔﹒法拉弟（1791——1867）虽然迈克尔﹒法拉弟的专长是化学，他却为电气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他的有关磁场与电流的发现和创造显示了动力的未可限量的前景，以他首创的发电机模型和他设计的电机马达为雏形制造的机器设备现在正照亮着这个星球，驱动着从地铁到吸尘器的各种机械装置。法拉弟是个非常谦逊的人，一生中拒绝了多项荣誉，其中包括一个爵士头衔。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当伯拉罕•林肯于1861年第一次宣誓就职的时候，他正面临着国家历史上正严重的一次危机。这场美国实验的组织机构——“一个更完善的联盟”——正遭到破坏。但在1865年被刺客的子弹击倒之前，这位肯塔基农民的儿子已经领导他的国民——不仅是北方，还有南方——又重新联合起来，并且使人们最终明白，“一种新生的自由”必须根植于民主中。国家的组织机构又一次完整无缺了，而且这一次没有了奴隶制。
卡尔﹒马克思（1818——1883）虽然卡尔﹒马克思并不是他所写的工人阶级无产者中的一员，但是他遵循自己的提法，背叛了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他到处被追逼，从德国逃往法国，再到英国，过着免强糊口的日子，但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他投身于政治新闻写作。马克思所想象的那个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的后资本主义世界还未到来，但他对阶级制度的批判却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
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因为他，我们这一千年纪元将在通明的灯光中结束，而非象千年之初那样，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几支火把照明。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出一种可持续发亮的白炽灯。在生活中，我们想当然地享受着的许多便利都有爱迪生的功劳；复印机、收音机、电视、电影、电话（他改进了贝尔的发明）等等。在他葬礼举行的那天晚上，美国人都调暗灯光以纪念这位照亮世界的伟人。在人类不知不觉的走进信息时代的某一个夜阑人静的晚上，也许我们中某一位正坐在电脑前借助调制解调器浏览Yahoo主页的网民，会在某一瞬间恍然大悟；天！要是没有爱迪生那些巧夺天工的发明，我们这时候该干啥！
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在听说一个同事用催眠的方法成功治愈癔病之后，西格蒙﹒弗洛伊德研究出了自由交流法，即让病人讲出脑中所想的任何事情。他通过这种技术和对梦的解析以及其他一些方法，帮助病人表达出隐藏着的愿望和被压抑的经历。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对行为的影响力，从而拓宽了我们对人类本质与性的认识，使我们进入了精神疗法的时代。
玛丽•居里（1867——1934）玛丽•居里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她对放射性（这是她创造的词）进行了实验，并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原子的内部世界。1903年，居里夫人和丈夫皮埃尔以及另外一位科学家因为对放射性的研究工作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1911年，居里夫人又因为对镭进行了成功的分离而赢得诺贝尔化学奖。这位波兰科学家在法国创立了现已成为核研究中心的镭学院。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一个充满了梦想且并不一本正经做学问的德国青年，竟一路追随着好奇心直至超越了在物理学顶峰的牛顿，为世人描绘出了一个全新的宇宙。在此过程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长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纪政治和科学的力量平衡。
查尔斯﹒达尔文（1880——1882）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个出身于富豪之家的并不出众的学生，他抓住机会登上“小猎犬”号英国船，成为一名不拿薪水的自然科学家。在他五年的历险生活中，达尔文显现出了其天才的本质，虽然他归来时已成半残废，但他依然做了十个孩子的父亲，并整理出了他自己在格拉帕格斯群岛和太平洋的众多环状珊瑚的岛上的研究所得。他于一八五九年发表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至今仍令我们兴奋不已。
历史事件
1088年：现代大学诞生
学术研究的中心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哲学的中心在希腊，医药学的中心在印度，文学与艺术的中心在中国。但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大学：即至少有一个附属专业院系，有学位授予权的世俗机构——于1088年首创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最早产生的是法学院：学者们苦心钻研罗马法典，力图使其适应当代要求——这为欧洲国家社会结构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紧接着该机构本身得到了认可：当博洛尼亚的地主威胁要向学者们抬高土地的租金时，学生的抗议使罗马帝国皇帝腓特列一世于1158年判定他们受到免于剥削的保护。学生们还让教师签订讲授专门课程的合同，并承诺不到学期结束不会离职。很快教师就须执有教书许可证才能有资格执教，一所真正的大学诞生了
马可﹒波罗（1254——1324）据历史记载，马可﹒波罗于17岁时离开威尼斯，与他父亲和叔叔一起踏上了深入到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去的旅途。马可﹒波罗在他自己的游记中记述了他们是如何在中国受到款待又继而在亚洲呆了二十年。有人说波罗的那些游记都是想象的产物，但无论它们是事实还是小说，他都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探求，也激励着哥伦布于1942年驾船驶进了那浩瀚、蔚蓝的海洋。
郑和（1371——1435）15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控制着亚洲四面海域的是郑和将军的宠大的中国商船队，每一艘商船都有当时典型欧洲船只的五倍大。郑和，这位皇宫宦官出身的外交家，于1405至1433年间为明朝永乐皇帝率领船队进行了七次海上远征。他的使命是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向海外扩展。他的第一支远征队包括62艘船2780个人，以后的几次都有着类似的规模，成为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海上奇迹。
瓦斯科﹒达﹒伽马（约1460——1524）葡萄牙国王当初派给他的使命是打破穆斯林、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对欧亚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的垄断。本来也可以如期完成任务，然而在1497年他首次出航途中，瓦斯科﹒达﹒伽马成为了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人，并驾船到达印度，从而开辟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海上直达路线。
斐迪南德﹒麦哲伦(约1480——1521)当斐迪南德﹒麦哲伦于1519年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时，人们已经明白地球是圆的了。但在麦哲伦勇敢的指挥下，这次远征为这一真理提供了证明。这位替西班牙航行的葡萄牙藉船长发现南美洲最南端的海峡是极端危险的，但他成功地绕了过去。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成功地经受了兵变、流离和船难，却在驶进太平洋时遭到了饥饿的威胁。麦哲伦最终死在了菲律宾群岛，而他手下的一小队船员却最终回到了家园，完成了周游世界的伟大航程。
艾萨克•牛顿（1642——1727）艾萨克•牛顿在科学大发现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万有引力定理、微积分、色与光的新学说以及后来成为现代机械学基础的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并综合了伽里略、开普勒和其他人的发现，形成并革新了物理科学。回首过去，牛顿说：“我好象始终都是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因为时不时找到一块格外光滑的卵石或一枚特别漂亮的贝壳而兴高采烈，却对面前的真理海洋一无所知。”
拿破伦•波拿巴（1769——1821）1799年，这位战争英雄在法国取得政权并很快开始要征服世界。他善待士兵，提拔时不分等级唯才是举。他说他希望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个自由政府的联邦。然而，拿破伦•波拿巴是敌人眼中的暴君。1815年，他在比利时的滑铁卢遭遇惨败后，在流放地英属赫勒拿岛上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路德维西﹒冯﹒贝多芬（1770——1827）路德维西﹒冯﹒贝多芬是一位有争议的作曲家，因为他同时也是西方音乐最主要的破坏者之一。他早期在由海顿和莫扎特完善的古典音乐形式中取得了成功，而后由于受到法国革命的激励和耳聋与感情的痛苦折磨，他便把传统的奏呜曲、四重奏、协调曲和交响乐扩展演变成气势磅礴、意蕴深刻的个人表达。
迈克尔﹒法拉弟（1791——1867）虽然迈克尔﹒法拉弟的专长是化学，他却为电气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他的有关磁场与电流的发现和创造显示了动力的未可限量的前景，以他首创的发电机模型和他设计的电机马达为雏形制造的机器设备现在正照亮着这个星球，驱动着从地铁到吸尘器的各种机械装置。法拉弟是个非常谦逊的人，一生中拒绝了多项荣誉，其中包括一个爵士头衔。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当伯拉罕•林肯于1861年第一次宣誓就职的时候，他正面临着国家历史上正严重的一次危机。这场美国实验的组织机构——“一个更完善的联盟”——正遭到破坏。但在1865年被刺客的子弹击倒之前，这位肯塔基农民的儿子已经领导他的国民——不仅是北方，还有南方——又重新联合起来，并且使人们最终明白，“一种新生的自由”必须根植于民主中。国家的组织机构又一次完整无缺了，而且这一次没有了奴隶制。
卡尔﹒马克思（1818——1883）虽然卡尔﹒马克思并不是他所写的工人阶级无产者中的一员，但是他遵循自己的提法，背叛了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他到处被追逼，从德国逃往法国，再到英国，过着免强糊口的日子，但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他投身于政治新闻写作。马克思所想象的那个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的后资本主义世界还未到来，但他对阶级制度的批判却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
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因为他，我们这一千年纪元将在通明的灯光中结束，而非象千年之初那样，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几支火把照明。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出一种可持续发亮的白炽灯。在生活中，我们想当然地享受着的许多便利都有爱迪生的功劳；复印机、收音机、电视、电影、电话（他改进了贝尔的发明）等等。在他葬礼举行的那天晚上，美国人都调暗灯光以纪念这位照亮世界的伟人。在人类不知不觉的走进信息时代的某一个夜阑人静的晚上，也许我们中某一位正坐在电脑前借助调制解调器浏览Yahoo主页的网民，会在某一瞬间恍然大悟；天！要是没有爱迪生那些巧夺天工的发明，我们这时候该干啥！
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在听说一个同事用催眠的方法成功治愈癔病之后，西格蒙﹒弗洛伊德研究出了自由交流法，即让病人讲出脑中所想的任何事情。他通过这种技术和对梦的解析以及其他一些方法，帮助病人表达出隐藏着的愿望和被压抑的经历。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对行为的影响力，从而拓宽了我们对人类本质与性的认识，使我们进入了精神疗法的时代。
玛丽•居里（1867——1934）玛丽•居里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她对放射性（这是她创造的词）进行了实验，并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原子的内部世界。1903年，居里夫人和丈夫皮埃尔以及另外一位科学家因为对放射性的研究工作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1911年，居里夫人又因为对镭进行了成功的分离而赢得诺贝尔化学奖。这位波兰科学家在法国创立了现已成为核研究中心的镭学院。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一个充满了梦想且并不一本正经做学问的德国青年，竟一路追随着好奇心直至超越了在物理学顶峰的牛顿，为世人描绘出了一个全新的宇宙。在此过程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长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纪政治和科学的力量平衡。
查尔斯﹒达尔文（1880——1882）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个出身于富豪之家的并不出众的学生，他抓住机会登上“小猎犬”号英国船，成为一名不拿薪水的自然科学家。在他五年的历险生活中，达尔文显现出了其天才的本质，虽然他归来时已成半残废，但他依然做了十个孩子的父亲，并整理出了他自己在格拉帕格斯群岛和太平洋的众多环状珊瑚的岛上的研究所得。他于一八五九年发表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至今仍令我们兴奋不已。
历史事件
1088年：现代大学诞生
学术研究的中心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哲学的中心在希腊，医药学的中心在印度，文学与艺术的中心在中国。但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大学：即至少有一个附属专业院系，有学位授予权的世俗机构——于1088年首创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最早产生的是法学院：学者们苦心钻研罗马法典，力图使其适应当代要求——这为欧洲国家社会结构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紧接着该机构本身得到了认可：当博洛尼亚的地主威胁要向学者们抬高土地的租金时，学生的抗议使罗马帝国皇帝腓特列一世于1158年判定他们受到免于剥削的保护。学生们还让教师签订讲授专门课程的合同，并承诺不到学期结束不会离职。很快教师就须执有教书许可证才能有资格执教，一所真正的大学诞生了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组织管理述评
(一)“学生型”大学的始祖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地处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道,是南来北往的人口流动必由之所,特别是前往罗马朝圣者的必由之所,从很早时期开始这儿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 博洛尼亚大学是在一所世俗性法律学校基础之上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学习研究罗马法律并以此作为未来的职业。随着博洛尼亚法律教学的声望日高,那些非博洛尼亚地区的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到博洛尼亚求学,但是,他们作为外侨,并不享受城市法律的保护。学习宗教法律的教士早已受到宗教法律的保护,然而学习罗马法律的世俗学生却没有这样的优势。1158年,弗雷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给外侨学生提供了一种安全保护措施,保护这些学生在大学内免受羞辱和不法行为的攻击。该法令中最有价值的特权之一就是司法选择权力。当一位学者受到控告时,他可以选择地方主教或者他自己的老师作为法官进行仲裁。弗雷德里克一世法令在思想上基本上带有罗马法律的痕迹,但是在观念上,它不仅适用于大学的学生身上,而且包括所有为大学服务的各行业人员,如书商、律师、书记等。整个中世纪时期,弗雷德里克一世法令条款发展到适用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并且成为大学管理学生的司法权力基础。在此进程中,大学管理事务中主教的权力不断地被削弱,教区司法权移交给大学法庭,大学法庭并且成为大学案件正常的裁判所。法令颁布的时候,教皇克莱门特三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管理是相当的混乱。组织管理处于一种近乎无政府状态下,于是形成了一些互帮互助的联合组织,如受到人们向往和尊重的兄弟会。当地的群众联合也形成了地方性联合组织公社,它是在城市或者以城市为中心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的一个组织。公社的出现是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下对地区性权力真空的填补。博洛尼亚大学形成初期,其组织形式直接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在那时候,博洛尼亚大学法律专业学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保护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和博洛尼亚市民通过公社组织这一途径寻求集体保护的首创几乎是并行展开的。博洛尼亚大学的组织演变历史,也是“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发展成长的过程。在法律专业学生号召下形成的保护性组织逐渐演化成全体学生控制大学的权威机构。理解博洛尼亚“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的关键是要理解博洛尼亚市民盛行的公民权利观念,公民权利是一个国家公民特有的珍贵的权利,由于公社运动的不断进行而导致公民权利的区域化认可〔1〕(P150)。这种公民权利在城市中就是市民权利,享有市民权利地位的人就提供给其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来自欧洲各个地区的学生和教师汇聚到博洛尼亚。根据博洛尼亚法律规定,他们是外国的侨民。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们目睹着公社团体和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迅速发展的现状,自然而然这些外来的学者们,首先是法律学者联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保护他们自身的联合体后来称之为“大学”。但这个联合体很快就分化为地域性的同乡会组织,各同乡会由本组织内部选举产生领导人物即校长(Rector)来进行管理。
(二)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律专业学生起初没有形成共同的组织,仅仅是与教师订立契约。他们后来形成社团,并且获得合法的地位,其显著特征是社团对其内部成员有承担债务的义务。在早期阶段,教师超越学生之上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力完整地保留着。根据史料推断,开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和睦相处,双方都不主张介入公社组织。然而,1182年,公社企图强制要求大学教师宣誓,目的是阻止教师在两年之内不得到博洛尼亚大学之外进行教学活动。从1189年开始,公社强迫教师宣誓,限制他们的教学活动,并且拒绝帮助博洛尼亚的学生到意大利的其它地方求学。公社希望在博洛尼亚城市建立永恒的大学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1204年左右,法律专业学生们已经形成了4个社团组织,到13世纪中期的时候这些学生组织进一步联合形成两个较大的联合体意大利半岛上的学生形成“山南社团”和非意大利的学生组织形成“山北社团”。各社团都有自己成员选举出来的“校长”作为组织领导人。这样“学生型”大学开始形成,而且没有引起公社直接的敌视和对抗。到13世纪初期,大学和公社之间的关系逐步开始紧张起来。双方普遍性的敌对态度,导致了1204年和1215年的学生大迁移〔1〕(P157)。在1217年和1220年公社企图强迫学生校长宣誓,禁止他们离开博洛尼亚到其它城市求学。校长拒绝顺从,原因是那种宣誓将会否决大学自由,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学生社团独立的法人地位。经过一段混乱的时期,学生们直接向教皇呼吁帮助,事情经过妥协得到了解决。事实情况是公社能够坚持让学生校长宣誓,然而却无力根除大学迁徙的行为〔2〕(P37)。固执的学生们纷乱不安,迫使公社社团采取一种较有助于和解的政策。1250年的城市法规中,普遍认可学生业已确立的地位,特别是确认学生校长的司法权力。到1254年或者1241—1242年,最终是外国来的学生也保证置于城市法律的保护之下。换句话就是说,外国来的学生将享有市民权,同时豁免部分赋税负担。
(三)博洛尼亚学生组织开始基本上是互帮互助的社团,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作为一种共同的防御机制反对敌对派别的侵犯。学生组织内部那种亲如兄弟的特征在德国同乡会的法规和学监的记载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博洛尼亚的学生运动开始并没有在大学和教学人员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些年轻学生也没有努力去依据某一明确的思想方式来组织一所大学的事务,也没有勾画出任何宏伟蓝图,更未涉及到如何去组织管理一所大学。为了生存,组织的态度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这就激发了学生们自己站起来凝聚成一股力量,在大学内部形成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旦这种组织力量形成,获取权力的动向将不可限制。在整个13世纪,学生们被这种动向激励着,实现了从被动守势走向主动攻势的转变,结果导致了学生在大学事务中获取了绝对优势地位,占据着控制大学的主导地位。产生的成果之一就是诞生了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由学生进行组织管理的大学。一般来说,这种学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势是在学生与他们的教师以及学生与公社之间的对抗中形成的。“学生型”大学的思想冒犯亵渎了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们的职业情感。他们达成共识,即学生们自己并不能构成一个专业社团,也没有合法的权利去选举校长或者制定法规。学生仅仅是相对于教师身份这一意义上的学生,等同于行会的学徒,或者诸如此类情形,所以学生们也没有职业身份和地位。学生们等同于学徒技工也许确信无疑,但是考虑到他们物质条件方面的差别,情况却完全不同。行会学徒在经济上依靠或者依赖于行会工匠师傅,然而大学的学生们情况却颠倒过来,从事教学的教师们在经济上是学生们的囚徒〔3〕(P176)。“学生型”大学盛行的管理体制,即学生权力归属于学生组织。在人们观念之中,博洛尼亚大学实行高度民主,但是实际上日常事务管理慢慢地集中到少数几个代表中,他们是学生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这些人是同乡会选举出来的代表。13世纪大部分时间,教师们仅仅是属于被雇佣的人员,每一年度经过学生挑选,教师在大学的收入依赖于学生学费情况的好坏,学生们似乎在每年十月份大学开学前数月已经选择好了他们所期望雇佣的教师。依据挑选程序,胜任的教师要宣誓,即在所有涉及到大学社会关系的事情中都要服从学生校长的管辖。这种由学生强制实施的程序对教师来说非常严厉,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等同于或者类似于专制管理体制。在学生管理体制之下,教师在大学集会中排除在选举之外,但是他们也会受到邀请以旁观者身份出席,然而所有教师必须服从于由这些学生聚会所产生的法规性决定或者决议。学生控制教学制度给人以深刻印象,教师的教学活动面临着罚金的惩罚,他们在焦虑的气氛之下进行工作。如果教师讲课开始迟到一分钟,或者超过规定的时间延长一分钟,也将受到罚金处置。学期开学的时候,学生们和教师就有关讲座内容或者课程在学年内分配的方式等事务上达成一致。在博洛尼亚大学,课程的内容被分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课程内容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完成,这就意味着教师在学期内到某一日期必须完成规定的课程内容。为了确保教师讲学要求与协议一致,大学在学期开学的时候,按照学生的要求,要求教师交纳一定数目的定金放到城市银行家那里。由校长领头的一个学生评议法庭,根据教师违反大学法规条令的情况,从其定金中扣除相应的罚金数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罚金的数量过多会导致定金用尽的话,那么教师按规定必须到银行家那里再交上一次定金。整个学生管理控制的范围得到一种秘密的“告密”体制的支持,也就是说,大学秘密地挑选出4位学生,他们像间谍一样监视着教师的工作情况,并且要汇报教师触犯的大学规定的罚金条款,譬如说糟糕的授课技能,没有完成规定期限内的教学内容,或者超过规定的讨论次数等。依据学生的告发事实,校长有责任履行大学相应条款规定的措施〔4〕(P65)。几乎每一位教师的行为都需要学生的允许。例如,如果一位教师在开学后需要缺席几天,他必须首先征得学生的同意,然后是校长和管理人员的批准。学生出于集体的学术良知,往往主动地揭发那些要求缺席的教师得到批准却没有离开大学,或者教师采取其它方式与大学法规相抵触违背的情况。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体制已经公然侵入到教师那些与教学无关的活动范围,然而学生们自己并不关心依据法规实施权力产生的那些强制性行为后果。为什么教师们会服从这种学生组织管理?这是由教师在大学内部环境之中的雇佣地位所决定的。教师教学屈从于学生组织管理的关键原因是根源于客观环境条件限制,基本上由于经济上的束缚,学生控制大学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教师。在教师教学付薪金这种关系确立之前,绝大多数教师生活依赖于他们教学方面或者说学术方面的收入,就是来源于从学生那里收取的授课学费。抵制讲课或者出现类似的威胁,将会断绝其收入,好像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大学教师的头顶上,教师们的经济利益也就搁置在这种持续的威胁之上。这种形势发展的结果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金钱关系决定了大学的权力分配布局。到14世纪中期,博洛尼亚大学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13世纪最后20多年内公社确立的“讲学付薪”体制成熟起来,学生们逐渐丧失了任命或者挑选教师的控制权力。到1300年,带薪讲学体制已经形成大学整体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有一段时间,学生们继续挑选和任命讲学的教师,却给学生们保留有提名讲学教师候选人的权力。然而,到1350年,几乎所有的教师有公社提名任命并付给报酬薪金。14世纪后半期,公社几乎掌握有近乎独揽大学事务管理的权力。校长的权力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学生们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机构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外在形式而已。
(四)“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体制之下,其显著特征是实施权力集中在少数长期任职的学生管理人员之手。即使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管理处于顶峰的时候,管理的民主形式也没有多少实质的内容,少数代表们或者校长都是同乡会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就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学生将会举行集会集体投票表决某一重大问题,但是这种程序繁琐的本质涉及到人数众多的学生,使得举行全体成员集会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学生型”大学清晰地展示了一种“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不同等级的管理人员服从于与之密切相关的上级领导,最大程度地履行其公共职责。博洛尼亚大学在涉及到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力分配方面是头重脚轻,相当不稳定。相反,巴黎大学及其派生学校的明显特征就是法规条令比较含糊,呈现出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大学权力分散在大学各部门形成一种真实的民主程序。博洛尼亚大学校长,从大学校长身份和职能看,都不能代表或者象征大学的统一体。在博洛尼亚大学,各个组成部分比整体更重要、更具有实权。博洛尼亚大学的组织管理起源于一种行会组织所形成的权威,要求组织所有成员必须服从。学生们建立起了类似于行会的组织,根据罗马法律条款,学生们有权力形成自己的社团组织并由本社团选举产生的代表人物进行管理。通过选举产生的校长,作为行会组织之中最主要的行政领导人物,不能自作主张,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执行惩罚条例。一位校长不能履行他的职责,不能符合行会组织的意愿,将会在他任期终止的时候受到大学委员会的调查,细究其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民事案件,双方是大学成员或者大学仆从人员,或者有一方是大学成员,大学校长们拥有绝对的司法权力。但是公社拒绝承认这一特权,而且就此原则一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大学和城市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直到15世纪,涉及到双方都是大学学者的案件,校长才得到有关的刑事司法权。大学校长的司法权力远远超过了行会组织之外,包括大学的服务人员,这种扩大了的司法权变得更加有影响力,特别是大学承担起那些违反了法规条款的成员的责任,出现了团体的禁止或者抵制行为〔5〕(P65)。由于财政困难,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学生有效管理和控制权力的消亡,校长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荣誉象征性的行政称谓,真正的权力已经转移到教师组织手中。
(五)“学生型”大学的组织管理明显地充满着混乱无序的状态,而且经历着不断分裂的威胁。一般来看,大学管理正常的情况是互相合作,冲突斗争是例外的情况,但是就博洛尼亚大学来说却完全是不同的情况。13和14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处于一个不断的停滞和迁徙的过程,其中几次冲突导致了许多学生型大学的诞生。在1286—1289年间、1306—1309年间,大学关闭长达三年之久。15世纪之后,“学生型”大学完全没落。无论如何,“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是中世纪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大学组织管理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这种体制的形成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学生型”大学的内部组织管理和外部管理充满着矛盾。在这种组织管理体制中,权力分配走向极端,依托外部力量的支持学生得以控制大学,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学生权力的丧失就不可避免。权力纷争导致大学内部的冲突,不断发生迁徙事件。这恰恰反映了学生组织管理大学的缺陷所在。回顾“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的历史演变,深刻认识学生在大学组织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加强高校组织管理大有益处。
(二)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律专业学生起初没有形成共同的组织,仅仅是与教师订立契约。他们后来形成社团,并且获得合法的地位,其显著特征是社团对其内部成员有承担债务的义务。在早期阶段,教师超越学生之上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力完整地保留着。根据史料推断,开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和睦相处,双方都不主张介入公社组织。然而,1182年,公社企图强制要求大学教师宣誓,目的是阻止教师在两年之内不得到博洛尼亚大学之外进行教学活动。从1189年开始,公社强迫教师宣誓,限制他们的教学活动,并且拒绝帮助博洛尼亚的学生到意大利的其它地方求学。公社希望在博洛尼亚城市建立永恒的大学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1204年左右,法律专业学生们已经形成了4个社团组织,到13世纪中期的时候这些学生组织进一步联合形成两个较大的联合体意大利半岛上的学生形成“山南社团”和非意大利的学生组织形成“山北社团”。各社团都有自己成员选举出来的“校长”作为组织领导人。这样“学生型”大学开始形成,而且没有引起公社直接的敌视和对抗。到13世纪初期,大学和公社之间的关系逐步开始紧张起来。双方普遍性的敌对态度,导致了1204年和1215年的学生大迁移〔1〕(P157)。在1217年和1220年公社企图强迫学生校长宣誓,禁止他们离开博洛尼亚到其它城市求学。校长拒绝顺从,原因是那种宣誓将会否决大学自由,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学生社团独立的法人地位。经过一段混乱的时期,学生们直接向教皇呼吁帮助,事情经过妥协得到了解决。事实情况是公社能够坚持让学生校长宣誓,然而却无力根除大学迁徙的行为〔2〕(P37)。固执的学生们纷乱不安,迫使公社社团采取一种较有助于和解的政策。1250年的城市法规中,普遍认可学生业已确立的地位,特别是确认学生校长的司法权力。到1254年或者1241—1242年,最终是外国来的学生也保证置于城市法律的保护之下。换句话就是说,外国来的学生将享有市民权,同时豁免部分赋税负担。
(三)博洛尼亚学生组织开始基本上是互帮互助的社团,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作为一种共同的防御机制反对敌对派别的侵犯。学生组织内部那种亲如兄弟的特征在德国同乡会的法规和学监的记载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博洛尼亚的学生运动开始并没有在大学和教学人员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些年轻学生也没有努力去依据某一明确的思想方式来组织一所大学的事务,也没有勾画出任何宏伟蓝图,更未涉及到如何去组织管理一所大学。为了生存,组织的态度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这就激发了学生们自己站起来凝聚成一股力量,在大学内部形成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旦这种组织力量形成,获取权力的动向将不可限制。在整个13世纪,学生们被这种动向激励着,实现了从被动守势走向主动攻势的转变,结果导致了学生在大学事务中获取了绝对优势地位,占据着控制大学的主导地位。产生的成果之一就是诞生了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由学生进行组织管理的大学。一般来说,这种学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势是在学生与他们的教师以及学生与公社之间的对抗中形成的。“学生型”大学的思想冒犯亵渎了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们的职业情感。他们达成共识,即学生们自己并不能构成一个专业社团,也没有合法的权利去选举校长或者制定法规。学生仅仅是相对于教师身份这一意义上的学生,等同于行会的学徒,或者诸如此类情形,所以学生们也没有职业身份和地位。学生们等同于学徒技工也许确信无疑,但是考虑到他们物质条件方面的差别,情况却完全不同。行会学徒在经济上依靠或者依赖于行会工匠师傅,然而大学的学生们情况却颠倒过来,从事教学的教师们在经济上是学生们的囚徒〔3〕(P176)。“学生型”大学盛行的管理体制,即学生权力归属于学生组织。在人们观念之中,博洛尼亚大学实行高度民主,但是实际上日常事务管理慢慢地集中到少数几个代表中,他们是学生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这些人是同乡会选举出来的代表。13世纪大部分时间,教师们仅仅是属于被雇佣的人员,每一年度经过学生挑选,教师在大学的收入依赖于学生学费情况的好坏,学生们似乎在每年十月份大学开学前数月已经选择好了他们所期望雇佣的教师。依据挑选程序,胜任的教师要宣誓,即在所有涉及到大学社会关系的事情中都要服从学生校长的管辖。这种由学生强制实施的程序对教师来说非常严厉,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等同于或者类似于专制管理体制。在学生管理体制之下,教师在大学集会中排除在选举之外,但是他们也会受到邀请以旁观者身份出席,然而所有教师必须服从于由这些学生聚会所产生的法规性决定或者决议。学生控制教学制度给人以深刻印象,教师的教学活动面临着罚金的惩罚,他们在焦虑的气氛之下进行工作。如果教师讲课开始迟到一分钟,或者超过规定的时间延长一分钟,也将受到罚金处置。学期开学的时候,学生们和教师就有关讲座内容或者课程在学年内分配的方式等事务上达成一致。在博洛尼亚大学,课程的内容被分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课程内容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完成,这就意味着教师在学期内到某一日期必须完成规定的课程内容。为了确保教师讲学要求与协议一致,大学在学期开学的时候,按照学生的要求,要求教师交纳一定数目的定金放到城市银行家那里。由校长领头的一个学生评议法庭,根据教师违反大学法规条令的情况,从其定金中扣除相应的罚金数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罚金的数量过多会导致定金用尽的话,那么教师按规定必须到银行家那里再交上一次定金。整个学生管理控制的范围得到一种秘密的“告密”体制的支持,也就是说,大学秘密地挑选出4位学生,他们像间谍一样监视着教师的工作情况,并且要汇报教师触犯的大学规定的罚金条款,譬如说糟糕的授课技能,没有完成规定期限内的教学内容,或者超过规定的讨论次数等。依据学生的告发事实,校长有责任履行大学相应条款规定的措施〔4〕(P65)。几乎每一位教师的行为都需要学生的允许。例如,如果一位教师在开学后需要缺席几天,他必须首先征得学生的同意,然后是校长和管理人员的批准。学生出于集体的学术良知,往往主动地揭发那些要求缺席的教师得到批准却没有离开大学,或者教师采取其它方式与大学法规相抵触违背的情况。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体制已经公然侵入到教师那些与教学无关的活动范围,然而学生们自己并不关心依据法规实施权力产生的那些强制性行为后果。为什么教师们会服从这种学生组织管理?这是由教师在大学内部环境之中的雇佣地位所决定的。教师教学屈从于学生组织管理的关键原因是根源于客观环境条件限制,基本上由于经济上的束缚,学生控制大学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教师。在教师教学付薪金这种关系确立之前,绝大多数教师生活依赖于他们教学方面或者说学术方面的收入,就是来源于从学生那里收取的授课学费。抵制讲课或者出现类似的威胁,将会断绝其收入,好像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大学教师的头顶上,教师们的经济利益也就搁置在这种持续的威胁之上。这种形势发展的结果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金钱关系决定了大学的权力分配布局。到14世纪中期,博洛尼亚大学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13世纪最后20多年内公社确立的“讲学付薪”体制成熟起来,学生们逐渐丧失了任命或者挑选教师的控制权力。到1300年,带薪讲学体制已经形成大学整体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有一段时间,学生们继续挑选和任命讲学的教师,却给学生们保留有提名讲学教师候选人的权力。然而,到1350年,几乎所有的教师有公社提名任命并付给报酬薪金。14世纪后半期,公社几乎掌握有近乎独揽大学事务管理的权力。校长的权力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学生们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机构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外在形式而已。
(四)“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体制之下,其显著特征是实施权力集中在少数长期任职的学生管理人员之手。即使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管理处于顶峰的时候,管理的民主形式也没有多少实质的内容,少数代表们或者校长都是同乡会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就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学生将会举行集会集体投票表决某一重大问题,但是这种程序繁琐的本质涉及到人数众多的学生,使得举行全体成员集会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学生型”大学清晰地展示了一种“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不同等级的管理人员服从于与之密切相关的上级领导,最大程度地履行其公共职责。博洛尼亚大学在涉及到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力分配方面是头重脚轻,相当不稳定。相反,巴黎大学及其派生学校的明显特征就是法规条令比较含糊,呈现出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大学权力分散在大学各部门形成一种真实的民主程序。博洛尼亚大学校长,从大学校长身份和职能看,都不能代表或者象征大学的统一体。在博洛尼亚大学,各个组成部分比整体更重要、更具有实权。博洛尼亚大学的组织管理起源于一种行会组织所形成的权威,要求组织所有成员必须服从。学生们建立起了类似于行会的组织,根据罗马法律条款,学生们有权力形成自己的社团组织并由本社团选举产生的代表人物进行管理。通过选举产生的校长,作为行会组织之中最主要的行政领导人物,不能自作主张,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执行惩罚条例。一位校长不能履行他的职责,不能符合行会组织的意愿,将会在他任期终止的时候受到大学委员会的调查,细究其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民事案件,双方是大学成员或者大学仆从人员,或者有一方是大学成员,大学校长们拥有绝对的司法权力。但是公社拒绝承认这一特权,而且就此原则一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大学和城市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直到15世纪,涉及到双方都是大学学者的案件,校长才得到有关的刑事司法权。大学校长的司法权力远远超过了行会组织之外,包括大学的服务人员,这种扩大了的司法权变得更加有影响力,特别是大学承担起那些违反了法规条款的成员的责任,出现了团体的禁止或者抵制行为〔5〕(P65)。由于财政困难,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学生有效管理和控制权力的消亡,校长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荣誉象征性的行政称谓,真正的权力已经转移到教师组织手中。
(五)“学生型”大学的组织管理明显地充满着混乱无序的状态,而且经历着不断分裂的威胁。一般来看,大学管理正常的情况是互相合作,冲突斗争是例外的情况,但是就博洛尼亚大学来说却完全是不同的情况。13和14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处于一个不断的停滞和迁徙的过程,其中几次冲突导致了许多学生型大学的诞生。在1286—1289年间、1306—1309年间,大学关闭长达三年之久。15世纪之后,“学生型”大学完全没落。无论如何,“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是中世纪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大学组织管理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这种体制的形成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学生型”大学的内部组织管理和外部管理充满着矛盾。在这种组织管理体制中,权力分配走向极端,依托外部力量的支持学生得以控制大学,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学生权力的丧失就不可避免。权力纷争导致大学内部的冲突,不断发生迁徙事件。这恰恰反映了学生组织管理大学的缺陷所在。回顾“学生型”大学组织管理的历史演变,深刻认识学生在大学组织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加强高校组织管理大有益处。
德国的大学
读了叶隽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一文(《国际文化》第160期,2004年9月8日),有些感想,现在写出来,或许可供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读者参考。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1158年;法国巴黎,1180年),接着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中欧德语地区,迟至十四世纪才开始兴办大学(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富特,1392年;莱比锡,1409年)。然而,开始办大学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原因之一,是德语地区长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大学,有的(如黑森和萨克森)还打算建立第二所,互相竞争,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格丁根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已经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二位国王但仍然还是汉诺威选帝侯(K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 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 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 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 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 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 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 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 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Е.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 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 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1158年;法国巴黎,1180年),接着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中欧德语地区,迟至十四世纪才开始兴办大学(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富特,1392年;莱比锡,1409年)。然而,开始办大学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原因之一,是德语地区长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大学,有的(如黑森和萨克森)还打算建立第二所,互相竞争,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格丁根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已经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二位国王但仍然还是汉诺威选帝侯(K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 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 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 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 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 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 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 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 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Е.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 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 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
温家宝:对同济大学的祝愿
老师和同学们谈谈心。
我刚下飞机就来同济大学，这是我这次在上海考察的第一个地点。之所以这样安排，有两个考虑。第一，再过几天就是同济大学100周年校庆，我是来给老师们、同学们祝贺的。百年沧桑，同济走过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培养了数十万工作在祖国各条战线的人才，你们经常提到的知名院士有贝时璋、李国豪、裘法祖、吴孟超，其实不止这几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同济还将会出现更多的杰出人才。我祝愿同济大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第二，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察历史，许多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是从办教育开始的。中国什么时候有大学，历史学家有考证。我知道起码在西汉时期或者还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那时称太学也可以叫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这段话，就是在讲大学的生命在于它的日新之德。如果我们看看西方发展的历史，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有近千年的历史，法国的巴黎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这些大学在培养和造就国家栋梁人才中都起过重大作用。
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靠三个方面：一是靠人、人才、人的智慧和心灵。二是靠能够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三是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而这三者都离不开人、人才，离不开现代大学的培养。
在纪念同济大学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想提几点祝愿。
第一，要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同济，就是同舟共济。在古籍中最早见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讲：“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许多事情非常巧合。《孙子兵法》讲的吴越之间，就在你们这里，北边是吴，南边是越，中间是震泽或者叫太湖。“同舟共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哲理呢？就是要把学校的命运，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都要与国家和民族同舟共济，都要为国家和民族学习和工作。
第二，要把学校办出特色。我们对学校的要求绝不是千人一面，而应该是各具特点。我坐在飞机上想，同济有什么特点？除了她的精神以外，就是她的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结合，就是她的学科与社会的结合。我概括得不准确，但是我提出了一个题目，这篇文章你们可以继续做。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要有综合性。有一位教育界的前辈说的好，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应该是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大学出来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个方面的专门人才。我又给他加了一句话，大学出来的人，应该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学习理工科的，也要学习人文科学，学习文学和艺术。同样，学习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也要学习自然科学。这就是大批杰出人才成长所走过的道路。钱学森是这样的，李四光也是这样的。钱学森能画很好的画，李四光谱写了我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要有专业性，特别是要有自己杰出的专业、杰出的老师和杰出的人才，学术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三，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这里，我特别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老师的启发式教育。我常引用孔子的话，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是对老师讲的，也是对学生讲的，学生尤其要重视独立思考。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创造能力，要使他们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在学习期间，知识要广博，但是必须善于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这样，你才会有真知灼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一位哲人说，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告诉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追求真理，追求真知。我今天看了同济大学生科技成果展，觉得同学们很有创造潜力。我们这个民族确实需要一大批人才。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第四，要开放办学。一个民族只有开放才能进步，只有开放才能够海纳百川，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前人，继承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要眼睛盯着世界的变化，盯着世界每一项新的发明成果和新的进步，这样的学校胸怀是广阔的，这样的老师和学生胸怀也是广阔的。同济因为历史的原因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学校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德国、意大利、法国，当然和德国的渊源更深。我希望你们与这些国家的一些优秀大学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第五，要勤俭办学。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这就是大学的精神，也是同济的精神。有人告诉我，有一千年历史的博洛尼亚大学，现在的墙壁四周还是断壁残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一根水泥柱顶起来，防止它倒掉。当然，它一方面保护了千年的古迹和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种精神、一种美德。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要认真地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骛虚声，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半点的弄虚作假。真理，包括一切文化和科学成果，都需要经得住考验，最终的判断是实践。我希望同济借百年校庆，发扬你们光荣的历史传统，规划你们美好的未来，大步向前走！
同济的未来是美好的！
（本文是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厅的讲话，发表时作者作了一点修改）
温总理《对同济大学的祝愿》中引用的古语诗文典籍解读
温家宝总理5月14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对同济大学的祝愿》昨天在文汇报发表后，许多读者来电询问讲话中引用的古语、诗文和典籍含义，现择要作一解读，与读者共享——
关于“大学之道”：语出《四书》之《大学》之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据说孔子的学生曾子以孔子的教案为例，说道学可以分为“大学”和“小学”，“大学”是诠释道德理论等大学问的，也就是后来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小学”是说文断字的文字学。“亲民”又作“新民”解。这里讲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其意为，当启明道德（坚持理想），塑造新人，追求卓越。
关于“博洛尼亚大学”：11世纪末,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现了最早的被我们今天称为“大学”的机构，当时是来自各地学生的一种自治组织（学生公会）。1158年，在听取了老师转达的学生的建议之后，皇帝费迪南德（FedericoI）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利影响、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场所。众多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名人都曾在这里求学、研究或从事教学工作，包括但丁（Dante Alighieri）、丢勒（AlbrechtDürer）、哥白尼（NicolòCopernico）等人。从中世纪开始，博洛尼亚大学在整个欧洲一直享有非常高的声誉，成为了学术圣地。1888年在创校800周年之际，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大学的代表云集博洛尼亚，向世界大学之母致敬。今天的博洛尼亚大学拥有超过10万名注册在校生，是意大利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之一。
关于“同舟共济”：语出《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后喻风雨同舟，当齐心协力，共渡危难。
关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语出《论语·学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其意为，愤：心里想求通而又未通。悱：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只有当学生自己思考至此境地，再去启发开导，才能巩固所学。一个方体，已指出其一角，还不能类推出三个角的，则此人不必再教了。这也是成语“举一反三”的来源。后人称此为孔子倡导的启发式教育之出典。
关于“仰望天空”的哲言：典出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述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也是西方第一位科学家（物理学、天文学等）和哲学家，一次在夜里专注于观察天空星象时不慎跌入一个坑里，其仆人笑其热衷于认识天上，却看不见脚下。这则逸闻正反映出哲人们更关注的不是眼前的东西。18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另有名言：有两样东西最须敬仰，即“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我刚下飞机就来同济大学，这是我这次在上海考察的第一个地点。之所以这样安排，有两个考虑。第一，再过几天就是同济大学100周年校庆，我是来给老师们、同学们祝贺的。百年沧桑，同济走过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培养了数十万工作在祖国各条战线的人才，你们经常提到的知名院士有贝时璋、李国豪、裘法祖、吴孟超，其实不止这几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同济还将会出现更多的杰出人才。我祝愿同济大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第二，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察历史，许多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是从办教育开始的。中国什么时候有大学，历史学家有考证。我知道起码在西汉时期或者还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那时称太学也可以叫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这段话，就是在讲大学的生命在于它的日新之德。如果我们看看西方发展的历史，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有近千年的历史，法国的巴黎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这些大学在培养和造就国家栋梁人才中都起过重大作用。
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靠三个方面：一是靠人、人才、人的智慧和心灵。二是靠能够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三是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而这三者都离不开人、人才，离不开现代大学的培养。
在纪念同济大学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想提几点祝愿。
第一，要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同济，就是同舟共济。在古籍中最早见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讲：“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许多事情非常巧合。《孙子兵法》讲的吴越之间，就在你们这里，北边是吴，南边是越，中间是震泽或者叫太湖。“同舟共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哲理呢？就是要把学校的命运，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都要与国家和民族同舟共济，都要为国家和民族学习和工作。
第二，要把学校办出特色。我们对学校的要求绝不是千人一面，而应该是各具特点。我坐在飞机上想，同济有什么特点？除了她的精神以外，就是她的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结合，就是她的学科与社会的结合。我概括得不准确，但是我提出了一个题目，这篇文章你们可以继续做。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要有综合性。有一位教育界的前辈说的好，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应该是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大学出来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个方面的专门人才。我又给他加了一句话，大学出来的人，应该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学习理工科的，也要学习人文科学，学习文学和艺术。同样，学习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也要学习自然科学。这就是大批杰出人才成长所走过的道路。钱学森是这样的，李四光也是这样的。钱学森能画很好的画，李四光谱写了我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要有专业性，特别是要有自己杰出的专业、杰出的老师和杰出的人才，学术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三，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这里，我特别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老师的启发式教育。我常引用孔子的话，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是对老师讲的，也是对学生讲的，学生尤其要重视独立思考。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创造能力，要使他们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在学习期间，知识要广博，但是必须善于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这样，你才会有真知灼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一位哲人说，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告诉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追求真理，追求真知。我今天看了同济大学生科技成果展，觉得同学们很有创造潜力。我们这个民族确实需要一大批人才。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第四，要开放办学。一个民族只有开放才能进步，只有开放才能够海纳百川，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前人，继承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要眼睛盯着世界的变化，盯着世界每一项新的发明成果和新的进步，这样的学校胸怀是广阔的，这样的老师和学生胸怀也是广阔的。同济因为历史的原因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学校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德国、意大利、法国，当然和德国的渊源更深。我希望你们与这些国家的一些优秀大学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第五，要勤俭办学。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这就是大学的精神，也是同济的精神。有人告诉我，有一千年历史的博洛尼亚大学，现在的墙壁四周还是断壁残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一根水泥柱顶起来，防止它倒掉。当然，它一方面保护了千年的古迹和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种精神、一种美德。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要认真地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骛虚声，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半点的弄虚作假。真理，包括一切文化和科学成果，都需要经得住考验，最终的判断是实践。我希望同济借百年校庆，发扬你们光荣的历史传统，规划你们美好的未来，大步向前走！
同济的未来是美好的！
（本文是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厅的讲话，发表时作者作了一点修改）
温总理《对同济大学的祝愿》中引用的古语诗文典籍解读
温家宝总理5月14日在同济大学的讲话《对同济大学的祝愿》昨天在文汇报发表后，许多读者来电询问讲话中引用的古语、诗文和典籍含义，现择要作一解读，与读者共享——
关于“大学之道”：语出《四书》之《大学》之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据说孔子的学生曾子以孔子的教案为例，说道学可以分为“大学”和“小学”，“大学”是诠释道德理论等大学问的，也就是后来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小学”是说文断字的文字学。“亲民”又作“新民”解。这里讲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其意为，当启明道德（坚持理想），塑造新人，追求卓越。
关于“博洛尼亚大学”：11世纪末,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现了最早的被我们今天称为“大学”的机构，当时是来自各地学生的一种自治组织（学生公会）。1158年，在听取了老师转达的学生的建议之后，皇帝费迪南德（FedericoI）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利影响、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场所。众多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名人都曾在这里求学、研究或从事教学工作，包括但丁（Dante Alighieri）、丢勒（AlbrechtDürer）、哥白尼（NicolòCopernico）等人。从中世纪开始，博洛尼亚大学在整个欧洲一直享有非常高的声誉，成为了学术圣地。1888年在创校800周年之际，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大学的代表云集博洛尼亚，向世界大学之母致敬。今天的博洛尼亚大学拥有超过10万名注册在校生，是意大利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之一。
关于“同舟共济”：语出《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后喻风雨同舟，当齐心协力，共渡危难。
关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语出《论语·学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其意为，愤：心里想求通而又未通。悱：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只有当学生自己思考至此境地，再去启发开导，才能巩固所学。一个方体，已指出其一角，还不能类推出三个角的，则此人不必再教了。这也是成语“举一反三”的来源。后人称此为孔子倡导的启发式教育之出典。
关于“仰望天空”的哲言：典出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述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也是西方第一位科学家（物理学、天文学等）和哲学家，一次在夜里专注于观察天空星象时不慎跌入一个坑里，其仆人笑其热衷于认识天上，却看不见脚下。这则逸闻正反映出哲人们更关注的不是眼前的东西。18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另有名言：有两样东西最须敬仰，即“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基督教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不论是否愿意接受，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基督宗教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而且“润物细无声”的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今天不想去争论基督宗教到底“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来总结归纳“已经怎样”，并且所探讨地域的大致中心是在我们中国。
至于在历史上，基督教如何将古希腊古罗马妇女的低下地位提升，如何取消一夫多妻，如何促成废除中国女人的裹小脚等等，我将不去尽数，而是直接切入到现如今我们能切身体会到的部分。
先说节日。其实不只是节日，就连我们用的“阳历”都……换句话说今天是“2008年7月3日”，这个本来就是“西元”纪年，而这个纪年则是根据基督耶稣的诞生而来——今年就是耶稣诞生后的第2008年，全世界人都在每天无意识的强调着这一点。那么由此而来的“元旦节”已经深入国人之心，而“感恩节”也是广获好感，“圣诞节”虽然褒贬不一，但事实上也是影响不小，另外还有“万圣节”，“复活节”。
又说星期。一个星期为什么是七天？为什么有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礼拜日？由于基督耶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身体复活，众使徒及其信徒把这一天正式作为他们崇拜的日子，以此来纪念、庆祝基督耶稣的复活。如此每个星期周而复始，两千多年下来，今天排到了礼拜四。一周七天的概念已经深深的融入我们的生活，而耶稣复活是七日，上帝创造世界是七日，恐怕都是有一种必然联系的。
还有习语。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能讲四字的成语，而且成语的使用既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表现，又同时会慢慢加深着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那基督宗教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哪些耳濡目染的习语呢？别的不说，抗震救灾时，我们在悼慰亡灵时，会说到“天堂”，这就是基督宗教里面的字汇。而相应的“地狱”，也是我们在诅咒时常用的。另外“信条”也是源自早期基督徒。还有“披着羊皮的狼”，虽然这句话能在伊索寓言里面找到，但显然是在耶稣说过“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后，它才流传开来。还有“拆东墙补西墙”，“肉中刺”，“不义之财”等等……
慢慢延展开来，首先是我们的大学。中国自古就没有所谓“大学”这种概念和模式，全国除了私塾，就是一个集中的“太学”，这个体制跟如今的大学系统根本不是一回事，大学是从西方传进来。而西方的大学从何而来？虽然古希腊有自己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有一定的场所来讨论辩论，但他们没有图书馆，没有学者或学生行会，没有发布毕业证书，也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对任何理论进行验证，也没有从事任何专门的研究。事实上，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大学是从基督教的修道院发展而来。1158年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被视为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他们从1158年开始专门从事《圣经》正典律法研究。第二所是巴黎大学，他们专门讲授基督教神学，并于1270年增加了医学研究。“博洛尼亚成为意大利、西班牙、苏格兰、瑞典和波兰数所大学之母。巴黎大学成为牛津大学以及葡萄牙、德国和澳大利亚几所大学之母。”（《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许多在这里无法尽数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背景，许多大学在今天将不会存在。而大学教育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有多大？恐怕一般人都能体会到。四川大学的华西校区，也就是以前著名的华西医科大学，则是在上个世纪由一群基督徒创建。其中华西口腔医学院是中国口腔医学的鼻祖。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也没忘记来华西口腔医院做最后一副全口义齿。
然后是植根于基督教的医院和保健事业。中国民间自古是没有针对平民的所谓医院，只有江湖郎中或者药房。这个就不想展开说了，只说我们都知道的“国际红十字会”。这是一个叫杜南特的基督徒在1864年联合四位朋友，以及来自十六个国家的二十四位代表组成的。1901年杜南特获得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我是一个第1世纪的基督的门徒，仅此而已。”
还有慈善事业。前段看过一个凤凰卫视的节目，说中国社会自古没有真正的慈善事业，而目前的发展也是低级阶段，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国人的文化传统中没有这个根源。而比如美国的“兄弟共济会”，影响甚广。西方人的慈善事业明确的是源自基督教，更重要的他们的那种思想根深蒂固。前几天比尔·盖茨声称捐出自己的所有资产给慈善机构，我想这不是一个作秀吧。事实上，比尔·盖茨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是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差的背诵《马太福音》5-7章”，此外，巴菲特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每年的《给股东的一封信》里面几乎都会引用圣经中的话语”，“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所有的财产都是上帝委托他们管理的，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财富必须交还给上帝，用到上帝所需要的地方。”
更不得不承认的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也是源自基督教。科学的背后是基督教的预设，基督徒也是科学的第一先锋。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共产主义的导师马克思都是基督徒。还有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莱布尼茨、伏特、欧姆、安培、开尔文、拉瓦锡、哈维、巴斯德、达芬奇、霍金……“从13世纪向前进入18世纪，事实上，每一位重要的科学家都用宗教说法来解释他的动机。”
还有基督教对堕胎、同性恋、克隆人的反对，等等，很显然，它对我们的生活，以至我们的文明，一直以来都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当然还有伊斯兰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详细的阐述了这种文化撞击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本文无意于这种对错的思考以及成因的阐述、未来的假设，而只是陈述目前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宗教已经深深的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我们。
至于在历史上，基督教如何将古希腊古罗马妇女的低下地位提升，如何取消一夫多妻，如何促成废除中国女人的裹小脚等等，我将不去尽数，而是直接切入到现如今我们能切身体会到的部分。
先说节日。其实不只是节日，就连我们用的“阳历”都……换句话说今天是“2008年7月3日”，这个本来就是“西元”纪年，而这个纪年则是根据基督耶稣的诞生而来——今年就是耶稣诞生后的第2008年，全世界人都在每天无意识的强调着这一点。那么由此而来的“元旦节”已经深入国人之心，而“感恩节”也是广获好感，“圣诞节”虽然褒贬不一，但事实上也是影响不小，另外还有“万圣节”，“复活节”。
又说星期。一个星期为什么是七天？为什么有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礼拜日？由于基督耶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身体复活，众使徒及其信徒把这一天正式作为他们崇拜的日子，以此来纪念、庆祝基督耶稣的复活。如此每个星期周而复始，两千多年下来，今天排到了礼拜四。一周七天的概念已经深深的融入我们的生活，而耶稣复活是七日，上帝创造世界是七日，恐怕都是有一种必然联系的。
还有习语。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能讲四字的成语，而且成语的使用既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表现，又同时会慢慢加深着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那基督宗教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哪些耳濡目染的习语呢？别的不说，抗震救灾时，我们在悼慰亡灵时，会说到“天堂”，这就是基督宗教里面的字汇。而相应的“地狱”，也是我们在诅咒时常用的。另外“信条”也是源自早期基督徒。还有“披着羊皮的狼”，虽然这句话能在伊索寓言里面找到，但显然是在耶稣说过“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后，它才流传开来。还有“拆东墙补西墙”，“肉中刺”，“不义之财”等等……
慢慢延展开来，首先是我们的大学。中国自古就没有所谓“大学”这种概念和模式，全国除了私塾，就是一个集中的“太学”，这个体制跟如今的大学系统根本不是一回事，大学是从西方传进来。而西方的大学从何而来？虽然古希腊有自己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有一定的场所来讨论辩论，但他们没有图书馆，没有学者或学生行会，没有发布毕业证书，也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对任何理论进行验证，也没有从事任何专门的研究。事实上，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大学是从基督教的修道院发展而来。1158年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被视为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他们从1158年开始专门从事《圣经》正典律法研究。第二所是巴黎大学，他们专门讲授基督教神学，并于1270年增加了医学研究。“博洛尼亚成为意大利、西班牙、苏格兰、瑞典和波兰数所大学之母。巴黎大学成为牛津大学以及葡萄牙、德国和澳大利亚几所大学之母。”（《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许多在这里无法尽数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背景，许多大学在今天将不会存在。而大学教育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有多大？恐怕一般人都能体会到。四川大学的华西校区，也就是以前著名的华西医科大学，则是在上个世纪由一群基督徒创建。其中华西口腔医学院是中国口腔医学的鼻祖。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也没忘记来华西口腔医院做最后一副全口义齿。
然后是植根于基督教的医院和保健事业。中国民间自古是没有针对平民的所谓医院，只有江湖郎中或者药房。这个就不想展开说了，只说我们都知道的“国际红十字会”。这是一个叫杜南特的基督徒在1864年联合四位朋友，以及来自十六个国家的二十四位代表组成的。1901年杜南特获得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我是一个第1世纪的基督的门徒，仅此而已。”
还有慈善事业。前段看过一个凤凰卫视的节目，说中国社会自古没有真正的慈善事业，而目前的发展也是低级阶段，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国人的文化传统中没有这个根源。而比如美国的“兄弟共济会”，影响甚广。西方人的慈善事业明确的是源自基督教，更重要的他们的那种思想根深蒂固。前几天比尔·盖茨声称捐出自己的所有资产给慈善机构，我想这不是一个作秀吧。事实上，比尔·盖茨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是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差的背诵《马太福音》5-7章”，此外，巴菲特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每年的《给股东的一封信》里面几乎都会引用圣经中的话语”，“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所有的财产都是上帝委托他们管理的，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财富必须交还给上帝，用到上帝所需要的地方。”
更不得不承认的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也是源自基督教。科学的背后是基督教的预设，基督徒也是科学的第一先锋。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共产主义的导师马克思都是基督徒。还有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莱布尼茨、伏特、欧姆、安培、开尔文、拉瓦锡、哈维、巴斯德、达芬奇、霍金……“从13世纪向前进入18世纪，事实上，每一位重要的科学家都用宗教说法来解释他的动机。”
还有基督教对堕胎、同性恋、克隆人的反对，等等，很显然，它对我们的生活，以至我们的文明，一直以来都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当然还有伊斯兰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详细的阐述了这种文化撞击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本文无意于这种对错的思考以及成因的阐述、未来的假设，而只是陈述目前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宗教已经深深的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我们。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走向
一、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由规模发展向在规模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其原因：1、高教招生规模的继续扩大，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追求由期盼求学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转移；2、高等教育财政的总体改善，使高校内部得到改善，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3、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实施,学生求学的自主意识和选择意识增强,促使高等教育质量提高；4、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必须提高教育质量。
二、加大人才培养对教学的投入。1、教学日常经费的落实，不低于学费的25%。2、加强对教学实践的投入。3、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和共享。4、加强教材建设，推广精品教材。
三、强化教学管理，构建时代特色的教学管理保障体系。1、管理更加强调灵活性，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适应多样化的教育方式。2、管理更加强调严格、规范、标准。3、管理更加强调教育责任和教育追究制度的落实。
四、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1、教学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学校必须对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之路作出选择，确定学校的定位发展，不同的`学校要有不同的学校定位。国家现在实施“211工程”，今后国家也可能实施应用性大学工程。2、推动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要把握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法。3、继续推动素质教育。4、推动英语教学的改革。
五、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选自：《高校分类定位发展与学科队伍建设交流研讨会》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研究理论热点
一、 高校定位发展战略
高校定位发展战略选择：国际化战略、综合化战略、特色化战略、稳定型战略等。
国际化战略和综合化战略同属于发展型战略。发展型战略是是一种从战略起点向更高水平、更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战略态势。
稳定型战略强调以稳定和巩固现有地位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偏离战略起点最小的战略态势。稳定型战略包括不变战略、近利战略和谨慎前进战略等。
发展型战略和稳定型战略同属于高校定位发展战略。它们描述了高校未来战略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等。
特色化战略属于竞争战略。是实现高校发展型战略和稳定型战略的手段。
二、 高等学校定位要素
学校类型定位、功能定位、层次定位、学科定位、服务方向定位、规模定位和特色定位等。其中，类型定位、层次定位、学科定位和特色定位是关键要素。
三、 高等学校类型
我国高等学校的分类标准很多。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按照学科门类和高校中学科所占比重，将高校分为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文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民族院校等12类。
还有从“类”和“型”两方面对中国高校进行划分。
“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划分的学科门类和大学里各学科门类的比例。大学分为综合类、文理类、理科类、文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管理类、体育类、艺术类等13类。
“型”划分的依据是大学的科研规模，按科研规模的大小，将现有的大学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等4种。
按“类”和“型”划分高等学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某些高校的发展现状。
论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发展研究室）
摘要：理念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是在大学理念演进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大学内部教育环境和社会的科技环境促使了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形成和发展。科教一体化、科技社会化和研究型大学建设等体现了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理念；大学；科技取向；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论及“大学理念”，自然引发“理念”一词。理念源于古希腊语，后被引用到英语之中，并赋予新的含义。我国古代没有理念一词，中国古代的“理”可与西方的理念并提，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到我国的近代才有人使用理念一词。这是理念一词的起源及地域传播。对理念进行研究最有成效的古代哲学大师，当属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nueI Kant）、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等。再加上与理念相通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对“理”的阐发，那么，理念的内涵已是思辩纷纭，其多元含义难以梳理。本文并非对理念进行重点研究，只规范出它与本文所研究相关的一些含义。这里把理念定义为，哲学的范畴、理性的认识、精神的追求、发展的概念。由此看来理念隶属于精神世界，它与物质世界相对立统一。从发展观来看，空洞地研究理念没有意义，当理念与具体事物相联系，并引领和带动事物进行科学发展时，理念才有生命之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各种理念应运而生，因此，带来理念层次增生，理念也就具有了种属关系。如理念─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理念，理念─企业理念─企业经营理念等等。以“理念─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理念”为例，可分辨出：“理念是教育理念的属，教育理念是理念的一个种；而教育理念又是大学教育理念的属，大学教育理念是教育理念的一个种。因此，从逻辑关系上，教育理念是个上位概念，大学教育理念是从属它的下位概念。”〔1〕（P61）由此看出，理念的层次结构呈“金字塔型”。
细分教育理念的种属关系,大学理念应是大学教育理念的一个种,但又是其中的核心理念.大学理念回答的是大学是什么,大学职能和作用是什么等.本文立题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主要是从大学理念的高度研究大学的科技职能.从国际的现实背景看,各国为迎接知识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到来,都重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把大学的科技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高科技的发展,迅速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我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所发挥的作用与发达国家大学相比有不小的差距. 从国家发展观出发，促使我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形成知识创新的主体是国家发展战略。因此，研究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有积极的选题意义.
二、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形成的背景
1、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内部环境
大学教育职能是大学理念的核心问题，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促进了大学理念的形成，丰富了大学理念的哲学内涵。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职能阶段；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和科技研究职能阶段；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技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阶段。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过程，是后一阶段职能对前一阶段职能内涵的扩充与创新，从而推动了大学理念的演进。
一般认为，从115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1810年威廉?冯?洪堡（Von Hum-boldt）倡导创建的德国柏林大学，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第一阶段；从柏林大学的创建到1848年建立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第二阶段；1848年后并伴随着1862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Morrill Act），一批美国赠地学院的建立，〔2〕（P110）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第三阶段的起点。博洛尼亚大学、柏林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等也成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起始点上的一面旗帜。目前，大学教育职能的发展，认为仍处在第三发展阶段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有的专家学者近期提出了一些新的大学教育职能观，相信在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过程中，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检验，会有新的教育职能创生，并跻身于大学三大教育职之中。
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过程中所提出新的大学理念,有两大理论创新,一是强调“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二是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他认为：“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大学的目的是追求科学，而其他一般学校只是学习既成的知识。”〔3〕（P109）洪堡大学理念的提出，使大学从只具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职能，跨入“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新的教育职能发展阶段。其理论贡献在于：确定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现代大学体系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先导理论；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教育模式，在当时有效地推动了德意志的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欧美等国家都效仿德国大学的教育模式。
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开始崛起,由于受到德国大学科学与民主办学思想的影响,美国大学在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促使教育与社会发展接轨,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教育职能逐步形成,完成了大学由第二阶段教育职能向第三阶段教育职能的转型。社会服务教育职能在美国大学的生成,使美国大学形成了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技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相互关联的教育职能体系。美国高等教育对现代大学教育职能的完善和发展，丰富了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内涵，同时，为创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发挥了奠基石的作用。美国对大学教育职能内涵的拓展和创新：一是创造性地学习德国大学的办学经验。美国大开国门，采取人才走出去，科学知识取回来的方式，为大学的发展铺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百年里，美国到德国的留学生达到万人，当时，让世人惊讶。“如此众多的学子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求学德国，足见德国大学的魅力和影响，更反映了美国人吸收别国文化如饥似渴和不畏艰难的精神”，“这些美国人回国后，大多成为美国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成为传播德国大学思想的主要力量。”〔4〕（P115-116）二是联邦政府支持和引领高校开展社会服务。1862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州至少资助一所学院从事农业和技术教育，25年后有通过以促进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哈奇法》，这些法案的出台，促使美国先后建立了一批赠地学院，这些学院加快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实用性人才的步伐。〔5〕（P110-111）三是启用内部教育机制，促使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一项教育职能。在政府的引导下，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在教育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促进社会服务，大学调整了课程计划和科研计划，加大了技术推广力度，并确保了“教学、科研和服务”三项教育职能的协调发展。
2、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
中世纪及以前的远古时代，科技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存在于社会。直到18世纪中后期爆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9世纪中期爆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科技才逐步形成独立的生产力要素。20世纪中叶，世界进入了新的科技革命时代，科技又逐步从独立的生产力上升到第一生产力。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活跃于社会，是与教育的基础作用、中介作用的发挥分不开的。科技的发展依靠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支撑，高等教育正是高素质人力资源产出的中转机构。科技与社会生产形成一体化，其结合部位正在于教育。因此，为了迎接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教育超前发展战略，并对教育的科技取向作出了第一反应。以教育为依托的科技，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科技为取向的教育，加快了进入社会中心的步伐。正是科技与教育的互动，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了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霸权国家.霸权主义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竞争，依托的是国家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的平台是教育，世界各国都很清楚这种国家发展模式。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中，各国都在调整教育布局，借助教育的科技取向以增强国家的实力。
1957年，前苏联首颗卫星发射成功，是国家对科技革命和教育的科技取向所作出的超前反应。在科技革命的旗帜下，为了把教育的科技取向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当时苏联重点做了三方面的事情：一是把科技革命和教育科技取向发展，摆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通过党的文件作出具体规定，并发展成国家行为。二是大力推进以教育科技取向为重心的教育改革。对高等学校提出“根据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来提高培养专门人才工作的理论水平”，“全力发展高校科研是改进专门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加速科技进步的重要潜力”等教改要求，以推动教育科技取向的形成与发展。三是围绕“科技革命与教育革命”、“教育─科技─生产”一体化等教育科技取向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空前活跃，推出一批教育科技取向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教育科技取向理论与实践的呼应。
美国教育科技取向的发展受到前苏联的启发和刺激，“尤其在受1957年苏联卫星事件刺激之后，美国高校的科技取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遵照1958年《国防教育法》，政府增加了对美国高校的拨款，扩大了培养科技专家的人数，着力于改造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的教学，改善教学技术装备，加强科技尖子学生的选拔和培养。”〔6〕（P108）这些措施的推进，使美国大学教育科技取向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峰值期。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多极时代，单极美国对世界多极社会的控制和世界多极社会对美国单极的叫板，集中表现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竞争方面。因此，各国为了掌握高科技的制动权，对教育的科技取向又作出新的反应。其显著标志就是各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步伐明显加快，教育和科技的结合更加紧密。21世纪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
三、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基本特征
1、科教一体化
科教一体化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科学与教育的一体化，这是宏观社会背景下的科教一体化，是把科学与教育合一，研究科学与教育的问题。实现宏观性的科教一体化，科学与教育要有实质性的转轨，需有一个历史阶段。相信在成熟的知识经济社会形态下，科学与教育一体化最终是可以实现的。二是当代大学科研与教学一体化，这是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此作一分析。
在大学科技取向没有形成之前，大学只是知识存储和知识传播机构。当洪堡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教育原则后，大学的科技取向由此萌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到20世纪中叶，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在教育整体中的权重才有实质性提升，大学在真正意义上具备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双重教育功能。科学研究是知识创新的载体，大学的科学研究有别于独立的科研机构，它有宽厚的教育背景、齐全的学科设置、丰富的人力资源(包含学生)以及与知识传播相交叉渗透的得天独厚条件等。因此，教育与科研的相互依存和融合,形成科教一体化屏障。
科教一体化把大学的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相联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联系、教学与科研相联系，是最具教育效应的当代教育方式，其核心是一种研究性的教育。这种教育在新的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以崭新、复杂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课题为蓝本，教师采用研究性的教学，学生进行研究性的学习，使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置于同一教育流程，实现教师与学生互动，教与学互动、教学与科研互动，形成教育的立交桥。科教一体化教育适于在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综合实力厚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中实施，因此，各类学校在实施科教一体化方略时，必须有科学的理念定位，以选取适宜学校发展的路向。
2、科技社会化
洪堡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教育原则，是对原创大学（只是高等教育机构）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那时大学的科学研究还主要是为教学服务的，但毕竟使大学理念有了科学研究的属性。大学理念演进的再此跨越，是大学催生了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大学的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技术社会化是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新突破。
以大学科学技术为主要动力，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其社会功能尤其是科技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美国学者菲利普?C?阿特巴赫指出，现代大学处于社会中心，作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复杂过程中最重要的机构，它不仅是许多基础科学的发祥地，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知识交流中心。〔7〕(P5)大学社会中心地位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主力军作用的发挥和在促进国家综合实力提高方面所作出的贡献。20世纪以来的教育史和科技史表明，大学与社会正在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大学与政府、经济、企业、国防等社会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大学对社会的科技贡献率越来越高。以美国高水平大学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龙头院校，在原子弹和雷达研制为主要领域的国防科技贡献；“如今，（美国）工业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都围绕重点高校发展起来”，“东海岸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轴心形成了波士顿科研中心，西海岸以斯坦福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为中心的旧金山—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8〕(P111)等，都成为高校科技社会化的靓点。为促进我国高校社会化的进程，国家提出：“加强教育同科技与经济、同文化与社会的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9〕由此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化是全方位的，尤其大学加快科技社会化步伐更为社会关注。
3、研究型大学建设为大学科技取向发展赋予新的概念
研究型大学以1876年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发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世界性的研究型大学发展体系。在研究型大学中，以美国具典型意义。“据2000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调查，美国现有高等院校3856所，其中，125所属于研究型大学，约占高校总数的3%，”〔10〕(P15)世界上研究型大学大部分集中在美国。欧亚大陆也分别聚集了一批研究型大学，“但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与北美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11〕(P29)我国政府正在实施的“985工程”，吹响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进军的号角，首批进入“985工程”建设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经过几年的建设，已有很强的生机和后发优势。
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发展的成果，丰富了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内涵。主要表现在：研究型大学即是高等教育机构，又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机构，它完善了对大学理念的定义；“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已经不低于在教学方面的贡献，而且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都是研究型大学培养的”〔12〕(P5)；研究型大学靠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打通了与社会的联系，引领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独立的科研机构各具特色，共同构筑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研究型大学靠很高的国际声誉，打开了教育国际化的大门；等等。这些都应该是研究型大学对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发展的诠释。
四、几点启示
1、对大学科技取向发展走势的预测
21世纪是科技急剧变革的时代，科技对社会的引领和遮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大学科技取向发展必然按照这一规律向前运行，今后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基本走式是：
教育与科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教一体化是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趋势之一。在大学教育中，教育与科技相互依存和作用，同时，教育中科技含量剧增，促使研究型教育格局的形成。
大学科技取向社会化。一方面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引发大学与社会的贴近，大学带着优质的科技成果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进入社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学校为适应科技取向的发展，必然不断对教育作出结构性的调整。主要是：适应科技取向发展的学科结构调整；以重大科技项目为载体的科技团队的形成及科技人员的重组；在教育方式上，以传授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向以研究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转型，以继承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向以创新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转型，以专业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向以综合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转型等等。
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必将形成多样性和国际化的态势。多样式是指，各国将根据本国发展实际确定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路径，照抄照搬的模式化发展格局被打破。国际化是指，在大学科技取向发展中，打破国家封闭，打破国际垄断和国际歧视，形成开放型的、健康有序的国际教育合作和国际教育竞争。
2、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立大学科技取向发展与学校全面发展的互动关系，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
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运动并作用于学校教育整体中，必然受到学校教育整体氛围的影响。当科技取向发展与各种教育要素形成协调的互动关系并产生共鸣时，学校的科技取向发展才凸显出来，并带动学校整体实力的增强。在大学教育中，以学科为龙头的学科带动工程；以人为本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工程；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为重点的教学改革工程；以教师为主导的师资队伍建设工程；以改革教学手段为切入点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以资金为基础的多渠道教育投资工程等。以及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大学文化都是培育大学科技取向的沃土。大学科技取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学校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相一致，同时又带动学校整体发展，这是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基本方略。
3、加强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属性，科技创新是研究型大学创新的基本要素。具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职能，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共性。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的社会环境和国家需求对研究型大学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体系。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有的专家评价，世纪之交，在世界前200名大学排行榜上，不大可能有中国的大学，其主要差距是科技创新实力问题。因此，赶超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必须加强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其基本思路是：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经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价值观；面向国家发展定位和战略需求，建设有效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机制；瞄准科技创新的前沿和主流，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和技术系统集成创新；打破学科壁垒，发挥学科优势，尤其是交叉科学优势，加强原创性基础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面向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促进科技成果向产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2] [3] [5] 眭依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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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志宇.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科学研究[J].长沙：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2.（4）.
[9] 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N].北京：光明日报[A2版].2004-02-10
[10] 王战军.目标与途径：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建设[J].北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
[11] 薛澜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AAU提供的参照与借鉴[J].北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
二、加大人才培养对教学的投入。1、教学日常经费的落实，不低于学费的25%。2、加强对教学实践的投入。3、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和共享。4、加强教材建设，推广精品教材。
三、强化教学管理，构建时代特色的教学管理保障体系。1、管理更加强调灵活性，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适应多样化的教育方式。2、管理更加强调严格、规范、标准。3、管理更加强调教育责任和教育追究制度的落实。
四、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1、教学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学校必须对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之路作出选择，确定学校的定位发展，不同的`学校要有不同的学校定位。国家现在实施“211工程”，今后国家也可能实施应用性大学工程。2、推动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要把握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法。3、继续推动素质教育。4、推动英语教学的改革。
五、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选自：《高校分类定位发展与学科队伍建设交流研讨会》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研究理论热点
一、 高校定位发展战略
高校定位发展战略选择：国际化战略、综合化战略、特色化战略、稳定型战略等。
国际化战略和综合化战略同属于发展型战略。发展型战略是是一种从战略起点向更高水平、更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战略态势。
稳定型战略强调以稳定和巩固现有地位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偏离战略起点最小的战略态势。稳定型战略包括不变战略、近利战略和谨慎前进战略等。
发展型战略和稳定型战略同属于高校定位发展战略。它们描述了高校未来战略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等。
特色化战略属于竞争战略。是实现高校发展型战略和稳定型战略的手段。
二、 高等学校定位要素
学校类型定位、功能定位、层次定位、学科定位、服务方向定位、规模定位和特色定位等。其中，类型定位、层次定位、学科定位和特色定位是关键要素。
三、 高等学校类型
我国高等学校的分类标准很多。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按照学科门类和高校中学科所占比重，将高校分为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文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民族院校等12类。
还有从“类”和“型”两方面对中国高校进行划分。
“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划分的学科门类和大学里各学科门类的比例。大学分为综合类、文理类、理科类、文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管理类、体育类、艺术类等13类。
“型”划分的依据是大学的科研规模，按科研规模的大小，将现有的大学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等4种。
按“类”和“型”划分高等学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某些高校的发展现状。
论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发展研究室）
摘要：理念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是在大学理念演进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大学内部教育环境和社会的科技环境促使了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形成和发展。科教一体化、科技社会化和研究型大学建设等体现了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理念；大学；科技取向；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论及“大学理念”，自然引发“理念”一词。理念源于古希腊语，后被引用到英语之中，并赋予新的含义。我国古代没有理念一词，中国古代的“理”可与西方的理念并提，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到我国的近代才有人使用理念一词。这是理念一词的起源及地域传播。对理念进行研究最有成效的古代哲学大师，当属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nueI Kant）、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等。再加上与理念相通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对“理”的阐发，那么，理念的内涵已是思辩纷纭，其多元含义难以梳理。本文并非对理念进行重点研究，只规范出它与本文所研究相关的一些含义。这里把理念定义为，哲学的范畴、理性的认识、精神的追求、发展的概念。由此看来理念隶属于精神世界，它与物质世界相对立统一。从发展观来看，空洞地研究理念没有意义，当理念与具体事物相联系，并引领和带动事物进行科学发展时，理念才有生命之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各种理念应运而生，因此，带来理念层次增生，理念也就具有了种属关系。如理念─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理念，理念─企业理念─企业经营理念等等。以“理念─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理念”为例，可分辨出：“理念是教育理念的属，教育理念是理念的一个种；而教育理念又是大学教育理念的属，大学教育理念是教育理念的一个种。因此，从逻辑关系上，教育理念是个上位概念，大学教育理念是从属它的下位概念。”〔1〕（P61）由此看出，理念的层次结构呈“金字塔型”。
细分教育理念的种属关系,大学理念应是大学教育理念的一个种,但又是其中的核心理念.大学理念回答的是大学是什么,大学职能和作用是什么等.本文立题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主要是从大学理念的高度研究大学的科技职能.从国际的现实背景看,各国为迎接知识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到来,都重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把大学的科技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高科技的发展,迅速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我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所发挥的作用与发达国家大学相比有不小的差距. 从国家发展观出发，促使我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形成知识创新的主体是国家发展战略。因此，研究大学理念的科技取向,有积极的选题意义.
二、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形成的背景
1、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内部环境
大学教育职能是大学理念的核心问题，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促进了大学理念的形成，丰富了大学理念的哲学内涵。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职能阶段；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和科技研究职能阶段；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技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阶段。大学教育职能的进化过程，是后一阶段职能对前一阶段职能内涵的扩充与创新，从而推动了大学理念的演进。
一般认为，从115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1810年威廉?冯?洪堡（Von Hum-boldt）倡导创建的德国柏林大学，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第一阶段；从柏林大学的创建到1848年建立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第二阶段；1848年后并伴随着1862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Morrill Act），一批美国赠地学院的建立，〔2〕（P110）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第三阶段的起点。博洛尼亚大学、柏林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等也成为大学教育职能进化起始点上的一面旗帜。目前，大学教育职能的发展，认为仍处在第三发展阶段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有的专家学者近期提出了一些新的大学教育职能观，相信在大学教育职能进化的过程中，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检验，会有新的教育职能创生，并跻身于大学三大教育职之中。
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过程中所提出新的大学理念,有两大理论创新,一是强调“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二是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他认为：“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大学的目的是追求科学，而其他一般学校只是学习既成的知识。”〔3〕（P109）洪堡大学理念的提出，使大学从只具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职能，跨入“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新的教育职能发展阶段。其理论贡献在于：确定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现代大学体系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先导理论；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教育模式，在当时有效地推动了德意志的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欧美等国家都效仿德国大学的教育模式。
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开始崛起,由于受到德国大学科学与民主办学思想的影响,美国大学在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促使教育与社会发展接轨,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教育职能逐步形成,完成了大学由第二阶段教育职能向第三阶段教育职能的转型。社会服务教育职能在美国大学的生成,使美国大学形成了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技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相互关联的教育职能体系。美国高等教育对现代大学教育职能的完善和发展，丰富了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内涵，同时，为创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发挥了奠基石的作用。美国对大学教育职能内涵的拓展和创新：一是创造性地学习德国大学的办学经验。美国大开国门，采取人才走出去，科学知识取回来的方式，为大学的发展铺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百年里，美国到德国的留学生达到万人，当时，让世人惊讶。“如此众多的学子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求学德国，足见德国大学的魅力和影响，更反映了美国人吸收别国文化如饥似渴和不畏艰难的精神”，“这些美国人回国后，大多成为美国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成为传播德国大学思想的主要力量。”〔4〕（P115-116）二是联邦政府支持和引领高校开展社会服务。1862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州至少资助一所学院从事农业和技术教育，25年后有通过以促进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哈奇法》，这些法案的出台，促使美国先后建立了一批赠地学院，这些学院加快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实用性人才的步伐。〔5〕（P110-111）三是启用内部教育机制，促使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一项教育职能。在政府的引导下，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在教育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促进社会服务，大学调整了课程计划和科研计划，加大了技术推广力度，并确保了“教学、科研和服务”三项教育职能的协调发展。
2、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
中世纪及以前的远古时代，科技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存在于社会。直到18世纪中后期爆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9世纪中期爆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科技才逐步形成独立的生产力要素。20世纪中叶，世界进入了新的科技革命时代，科技又逐步从独立的生产力上升到第一生产力。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活跃于社会，是与教育的基础作用、中介作用的发挥分不开的。科技的发展依靠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支撑，高等教育正是高素质人力资源产出的中转机构。科技与社会生产形成一体化，其结合部位正在于教育。因此，为了迎接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教育超前发展战略，并对教育的科技取向作出了第一反应。以教育为依托的科技，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科技为取向的教育，加快了进入社会中心的步伐。正是科技与教育的互动，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了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霸权国家.霸权主义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竞争，依托的是国家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的平台是教育，世界各国都很清楚这种国家发展模式。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中，各国都在调整教育布局，借助教育的科技取向以增强国家的实力。
1957年，前苏联首颗卫星发射成功，是国家对科技革命和教育的科技取向所作出的超前反应。在科技革命的旗帜下，为了把教育的科技取向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当时苏联重点做了三方面的事情：一是把科技革命和教育科技取向发展，摆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通过党的文件作出具体规定，并发展成国家行为。二是大力推进以教育科技取向为重心的教育改革。对高等学校提出“根据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来提高培养专门人才工作的理论水平”，“全力发展高校科研是改进专门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加速科技进步的重要潜力”等教改要求，以推动教育科技取向的形成与发展。三是围绕“科技革命与教育革命”、“教育─科技─生产”一体化等教育科技取向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空前活跃，推出一批教育科技取向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教育科技取向理论与实践的呼应。
美国教育科技取向的发展受到前苏联的启发和刺激，“尤其在受1957年苏联卫星事件刺激之后，美国高校的科技取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遵照1958年《国防教育法》，政府增加了对美国高校的拨款，扩大了培养科技专家的人数，着力于改造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的教学，改善教学技术装备，加强科技尖子学生的选拔和培养。”〔6〕（P108）这些措施的推进，使美国大学教育科技取向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峰值期。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多极时代，单极美国对世界多极社会的控制和世界多极社会对美国单极的叫板，集中表现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竞争方面。因此，各国为了掌握高科技的制动权，对教育的科技取向又作出新的反应。其显著标志就是各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步伐明显加快，教育和科技的结合更加紧密。21世纪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
三、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基本特征
1、科教一体化
科教一体化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科学与教育的一体化，这是宏观社会背景下的科教一体化，是把科学与教育合一，研究科学与教育的问题。实现宏观性的科教一体化，科学与教育要有实质性的转轨，需有一个历史阶段。相信在成熟的知识经济社会形态下，科学与教育一体化最终是可以实现的。二是当代大学科研与教学一体化，这是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此作一分析。
在大学科技取向没有形成之前，大学只是知识存储和知识传播机构。当洪堡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教育原则后，大学的科技取向由此萌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到20世纪中叶，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在教育整体中的权重才有实质性提升，大学在真正意义上具备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双重教育功能。科学研究是知识创新的载体，大学的科学研究有别于独立的科研机构，它有宽厚的教育背景、齐全的学科设置、丰富的人力资源(包含学生)以及与知识传播相交叉渗透的得天独厚条件等。因此，教育与科研的相互依存和融合,形成科教一体化屏障。
科教一体化把大学的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相联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联系、教学与科研相联系，是最具教育效应的当代教育方式，其核心是一种研究性的教育。这种教育在新的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以崭新、复杂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课题为蓝本，教师采用研究性的教学，学生进行研究性的学习，使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置于同一教育流程，实现教师与学生互动，教与学互动、教学与科研互动，形成教育的立交桥。科教一体化教育适于在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综合实力厚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中实施，因此，各类学校在实施科教一体化方略时，必须有科学的理念定位，以选取适宜学校发展的路向。
2、科技社会化
洪堡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教育原则，是对原创大学（只是高等教育机构）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那时大学的科学研究还主要是为教学服务的，但毕竟使大学理念有了科学研究的属性。大学理念演进的再此跨越，是大学催生了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大学的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技术社会化是当代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新突破。
以大学科学技术为主要动力，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其社会功能尤其是科技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美国学者菲利普?C?阿特巴赫指出，现代大学处于社会中心，作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复杂过程中最重要的机构，它不仅是许多基础科学的发祥地，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知识交流中心。〔7〕(P5)大学社会中心地位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主力军作用的发挥和在促进国家综合实力提高方面所作出的贡献。20世纪以来的教育史和科技史表明，大学与社会正在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大学与政府、经济、企业、国防等社会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大学对社会的科技贡献率越来越高。以美国高水平大学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龙头院校，在原子弹和雷达研制为主要领域的国防科技贡献；“如今，（美国）工业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都围绕重点高校发展起来”，“东海岸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轴心形成了波士顿科研中心，西海岸以斯坦福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为中心的旧金山—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8〕(P111)等，都成为高校科技社会化的靓点。为促进我国高校社会化的进程，国家提出：“加强教育同科技与经济、同文化与社会的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9〕由此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化是全方位的，尤其大学加快科技社会化步伐更为社会关注。
3、研究型大学建设为大学科技取向发展赋予新的概念
研究型大学以1876年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发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世界性的研究型大学发展体系。在研究型大学中，以美国具典型意义。“据2000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调查，美国现有高等院校3856所，其中，125所属于研究型大学，约占高校总数的3%，”〔10〕(P15)世界上研究型大学大部分集中在美国。欧亚大陆也分别聚集了一批研究型大学，“但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与北美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11〕(P29)我国政府正在实施的“985工程”，吹响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进军的号角，首批进入“985工程”建设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经过几年的建设，已有很强的生机和后发优势。
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发展的成果，丰富了大学理念科技取向的内涵。主要表现在：研究型大学即是高等教育机构，又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机构，它完善了对大学理念的定义；“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已经不低于在教学方面的贡献，而且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都是研究型大学培养的”〔12〕(P5)；研究型大学靠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打通了与社会的联系，引领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独立的科研机构各具特色，共同构筑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研究型大学靠很高的国际声誉，打开了教育国际化的大门；等等。这些都应该是研究型大学对大学理念科技取向发展的诠释。
四、几点启示
1、对大学科技取向发展走势的预测
21世纪是科技急剧变革的时代，科技对社会的引领和遮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大学科技取向发展必然按照这一规律向前运行，今后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基本走式是：
教育与科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教一体化是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趋势之一。在大学教育中，教育与科技相互依存和作用，同时，教育中科技含量剧增，促使研究型教育格局的形成。
大学科技取向社会化。一方面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引发大学与社会的贴近，大学带着优质的科技成果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进入社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学校为适应科技取向的发展，必然不断对教育作出结构性的调整。主要是：适应科技取向发展的学科结构调整；以重大科技项目为载体的科技团队的形成及科技人员的重组；在教育方式上，以传授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向以研究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转型，以继承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向以创新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转型，以专业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向以综合性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转型等等。
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必将形成多样性和国际化的态势。多样式是指，各国将根据本国发展实际确定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路径，照抄照搬的模式化发展格局被打破。国际化是指，在大学科技取向发展中，打破国家封闭，打破国际垄断和国际歧视，形成开放型的、健康有序的国际教育合作和国际教育竞争。
2、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立大学科技取向发展与学校全面发展的互动关系，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
大学科技取向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运动并作用于学校教育整体中，必然受到学校教育整体氛围的影响。当科技取向发展与各种教育要素形成协调的互动关系并产生共鸣时，学校的科技取向发展才凸显出来，并带动学校整体实力的增强。在大学教育中，以学科为龙头的学科带动工程；以人为本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工程；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为重点的教学改革工程；以教师为主导的师资队伍建设工程；以改革教学手段为切入点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以资金为基础的多渠道教育投资工程等。以及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大学文化都是培育大学科技取向的沃土。大学科技取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学校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相一致，同时又带动学校整体发展，这是大学科技取向发展的基本方略。
3、加强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属性，科技创新是研究型大学创新的基本要素。具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职能，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共性。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的社会环境和国家需求对研究型大学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体系。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有的专家评价，世纪之交，在世界前200名大学排行榜上，不大可能有中国的大学，其主要差距是科技创新实力问题。因此，赶超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必须加强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其基本思路是：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经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价值观；面向国家发展定位和战略需求，建设有效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机制；瞄准科技创新的前沿和主流，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和技术系统集成创新；打破学科壁垒，发挥学科优势，尤其是交叉科学优势，加强原创性基础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面向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促进科技成果向产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2] [3] [5] 眭依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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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薛澜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AAU提供的参照与借鉴[J].北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
大学的精神
为何要谈大学的精神，答案很简单，因为诸位包括本人在内，皆为大学之一员。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显然这个心脏的功用决不仅仅是培养某种专业技术人员，否则的话，那么大学和职业培训所又有何分别？这个功利而浮躁的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飞奔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行乐，但如果所有的人皆是如此，这辆车就会乱冲乱撞。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跑向哪里，我想，大学的精神，其意义正在于此。
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公元前387年，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在历经12年的漂泊后重返雅典，依靠朋友的资助在雅典城外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了学园。此人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伟大的古希腊先哲柏拉图。
柏拉图（Plato）于公元前427年5月7日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和母亲珀克里提俄涅（Perictione）都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最后一位君王科德鲁斯（Codrus）。母亲出自梭伦（Solon）家族。柏拉图属于梭伦的第六代后裔。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据说，他的体育老师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做柏拉图，而在希腊文中 "plato" 的意思就是宽广，也有一说是认为因其思想开阔而得名。柏拉图出生的那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柏拉图从小在继父家度过，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青年时期热中于文艺创作，写过赞美酒神的颂诗和其它抒情诗，富有文学才能。大约20岁时，柏拉图追随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直到苏格拉底被雅典当局处死为止，前后约有7、8年时间。在此期间，雅典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制，但因施行暴政而在8个月后又被群众推翻；雅典恢复民主政治，但它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象，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从他70高龄时撰写的自传式的《第七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期热中于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这就是他在《国家篇》（即著名的「理想国」）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所谓的「哲学王」，让哲学家治理国家，或让统治者成为哲学家。
柏拉图主要是哲学家，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思想家。柏拉图青年时产生的政治志向实际上贯穿他一生，它后来三次西西里之行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对话中有不少地方讨论政治问题，集中讨论政治问题的除了《国家篇》以外，还有《政治家篇》和《克里底亚篇》是柏拉图的最后一篇对话，虽然只写了一个开头，但柏拉图在其中提出一个理想的「大西洋岛」，成为后来西方思想家们的乌托邦的原型，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就写过一本《新大西洋岛》。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柏拉图遵从老师的教导外出游历。他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先后到过麦加拉、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到公元前387年才返回雅典。他在游历中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研究了数学、天文、力学、音乐等理论和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学说，以及对改革社会制度的见解。他回到雅典以后便建立学园，全面制定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进一步传播他的学说，培养人才，期望实现他的理想。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朋友的资助下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墓地，设有花园和运动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建校后园址长期未变，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前后持续存在达9百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
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腊世界大批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来到这里，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
而在世界的东方，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同一时代的孔子与柏拉图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春秋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但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盛世，其社会历史环境与古希腊颇有几分相似。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各诸侯国君以礼治国；犹如柏拉图三下西西里岛，期望通过教育独裁者来建立新的政体；遗憾的是，他们都失败了。柏拉图创办了学园，孔子也有七十二门徒。四书中有大学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念了这么一大段，大家终于明白，孔子所谓大学，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后之儒生更将之发挥到极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想实在伟大的可以，让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尽折腰，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之时还特别引用之，顿时间满堂热烈掌声。依我看来其实不必这么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一句话足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学精神，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
但究竟东西方文化不同，孔子与柏拉图也不同。柏拉图毕其一生追询自然界的本原，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说。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型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在阿卡德美除讲授哲学之外，还讲授数学、天文学和声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以哲学为最高课程。学园的目标不是传授实用的技艺，而是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就是所谓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对于形而上学这个名词，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但如果你仅仅是通过教科书了解过一点，那我劝你把那一点也彻底扔掉，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浅略的解释。这要从大学知识及其研修的特性谈起。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学将各行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很明显，古希腊哲学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有本质的区别。论语.述而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所谓子不语：乱力怪神。儒家学说是致世之说，极少涉及形而上的范畴。东西方文化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后大学精神的传承之路也完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于秦的一统天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其后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而在西方，随着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的势力与权力开始迅速扩充。古罗马帝国日渐衰微，而曾经是被压迫者的教会如今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园也被迫关闭，这就是中世纪。有人称中世纪是黑暗时期，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虽然教会的教规严厉而苛刻，但在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又重新认识到了古希腊文化这一无价的宝藏。老的城市在扩展，新的城市应运而生。人们创立了综合性大学，大学注定要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为人文主义的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持，业已沉睡了数个世纪的学术迸发出生命的火焰。打破教会信仰体系的另一知识之光，是在十二世纪晚期被重新发现的一个人的所有著作，这个人就是几乎所有现代学科——包括生理学与医学——的创始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与之相关的背景因素。
首先，十字军东征带回的东方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献所保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不仅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条件，而且推动与提高了专业学术（特别是亚理士多德研究、罗马法学、医学）研究。这是中古神学转变为近代学术与科学的一大契机。
其次，近代城市的形成，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对罗马所代表的世俗城市的否弃，可视为对城市精神灵魂的极端强调。但即使上帝之城“不属这世界”（《新约•约翰福音》18：36），人类向上帝之城迈进之途，却也不仅处于历史性时间中，也得落脚在空间中。
因此，一个在世间又超世间的精神（文化）空间不仅成为追寻意义的世人个体减除孤独与抚慰的需要，而且成为人类提升世俗生存走向至善世界的共同体基础。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再者，修道院与经院哲学是大学的源流。修道院始终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基地。如基佐（F.P.G.Guizot）所强调的，修道院即使在基督教会声名狼藉的时代也在社会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在蛮族人的想象中，世俗教士、主教或一般的教士都是十分普通的人，因为他们常常看到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抢劫他们。可是袭击一座修道院则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那边有那么多的圣徒集结在一处圣地上。在野蛮时代修道院是教会的避难所，正像教堂是俗人的避难所一样。”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纪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 Aniane）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维护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间。
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着培养修士。但从基督教整体在中世纪的状况来看，修道院作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团体聚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这一开拓与突围后果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教育。
修道院学校以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为内容，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
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与现代基于个人立场的论争不同，经院哲学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大前提，使之更鲜明地体现着学术传统的一个基本态度：学术论辩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互以对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认识论差异为条件，在相互诘难****同趋近真理的活动。因而，真理不是现代人辩论文化观念所以为的胜者占有的对象，而是论辩双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标。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学术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无上尊严的渊源。
综合性大学的崛起，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博洛尼亚大学于公元1158年建校，有着自己闻名遐迩的法学院；巴黎大学于公元1200年获得皇家授权；牛津大学于公元十二世纪建立，当时一些教师和学生是从巴黎大学退出的；而剑桥大学是由一群来自牛津大学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起来的。大学发展的速度如雨后春笋，到了中世纪末期，有大约八十所大学遍及整个欧洲。大学的学者作为一个新生的阶层，满怀热情地从事各种知识和经验的探索。他们的座右铭是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的教诲：“因为怀疑，我们开始探索；通过探索，我们发现真理”。在这简单的话语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活力扑面而来，一种精神呼之欲出，这就是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的精神。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时期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在大学精神之火炬的照耀下，欧洲从中世纪迈入了现代世界。与此同时，科学与哲学、艺术与文学等各个领域涌现的诸位大师，如群星闪耀于人类历史长河。如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的塞万提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君主”的伊拉斯谟；弗朗索瓦.拉伯雷；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还有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康德、伏尔泰等等等等。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约翰.洛克，他的《政府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宪元勋们创造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而他的思想也随着杰斐逊的那段名言而不朽于世。那就是：“我们认为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获取这些权利，人们要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在西方社会大步迈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古老的中国还在一个个朝代与帝王的轮回中挣扎。直至二十世纪初。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民国政府的一次普通任命，但却可称作是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为之动容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诸子百家汇聚一堂，各种思想、理论乃至主义在此激烈碰撞与交锋，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各个领域与专业的大师乃至未来的大师。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你是一介白丁，你仍然可以秉持你自己的思想，你可以与大师们同堂辩论，争一日之短长，而不必担心被嘲笑与打击。他提倡课外娱乐，组织社团，倡办各种刊物，使学生藉此而互相砥砺，使北大呈现出蓬勃的朝气，更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理，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如西方的一句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应该再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世上已无蔡元培！
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公元前387年，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在历经12年的漂泊后重返雅典，依靠朋友的资助在雅典城外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了学园。此人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伟大的古希腊先哲柏拉图。
柏拉图（Plato）于公元前427年5月7日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和母亲珀克里提俄涅（Perictione）都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最后一位君王科德鲁斯（Codrus）。母亲出自梭伦（Solon）家族。柏拉图属于梭伦的第六代后裔。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据说，他的体育老师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做柏拉图，而在希腊文中 "plato" 的意思就是宽广，也有一说是认为因其思想开阔而得名。柏拉图出生的那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柏拉图从小在继父家度过，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青年时期热中于文艺创作，写过赞美酒神的颂诗和其它抒情诗，富有文学才能。大约20岁时，柏拉图追随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直到苏格拉底被雅典当局处死为止，前后约有7、8年时间。在此期间，雅典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制，但因施行暴政而在8个月后又被群众推翻；雅典恢复民主政治，但它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象，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从他70高龄时撰写的自传式的《第七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期热中于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这就是他在《国家篇》（即著名的「理想国」）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所谓的「哲学王」，让哲学家治理国家，或让统治者成为哲学家。
柏拉图主要是哲学家，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思想家。柏拉图青年时产生的政治志向实际上贯穿他一生，它后来三次西西里之行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对话中有不少地方讨论政治问题，集中讨论政治问题的除了《国家篇》以外，还有《政治家篇》和《克里底亚篇》是柏拉图的最后一篇对话，虽然只写了一个开头，但柏拉图在其中提出一个理想的「大西洋岛」，成为后来西方思想家们的乌托邦的原型，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就写过一本《新大西洋岛》。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柏拉图遵从老师的教导外出游历。他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先后到过麦加拉、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到公元前387年才返回雅典。他在游历中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研究了数学、天文、力学、音乐等理论和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学说，以及对改革社会制度的见解。他回到雅典以后便建立学园，全面制定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进一步传播他的学说，培养人才，期望实现他的理想。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朋友的资助下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墓地，设有花园和运动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建校后园址长期未变，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前后持续存在达9百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
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腊世界大批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来到这里，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
而在世界的东方，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同一时代的孔子与柏拉图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春秋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但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盛世，其社会历史环境与古希腊颇有几分相似。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各诸侯国君以礼治国；犹如柏拉图三下西西里岛，期望通过教育独裁者来建立新的政体；遗憾的是，他们都失败了。柏拉图创办了学园，孔子也有七十二门徒。四书中有大学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念了这么一大段，大家终于明白，孔子所谓大学，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后之儒生更将之发挥到极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想实在伟大的可以，让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尽折腰，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之时还特别引用之，顿时间满堂热烈掌声。依我看来其实不必这么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一句话足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学精神，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
但究竟东西方文化不同，孔子与柏拉图也不同。柏拉图毕其一生追询自然界的本原，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说。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型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在阿卡德美除讲授哲学之外，还讲授数学、天文学和声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以哲学为最高课程。学园的目标不是传授实用的技艺，而是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就是所谓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对于形而上学这个名词，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但如果你仅仅是通过教科书了解过一点，那我劝你把那一点也彻底扔掉，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浅略的解释。这要从大学知识及其研修的特性谈起。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学将各行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很明显，古希腊哲学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有本质的区别。论语.述而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所谓子不语：乱力怪神。儒家学说是致世之说，极少涉及形而上的范畴。东西方文化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后大学精神的传承之路也完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于秦的一统天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其后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而在西方，随着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的势力与权力开始迅速扩充。古罗马帝国日渐衰微，而曾经是被压迫者的教会如今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园也被迫关闭，这就是中世纪。有人称中世纪是黑暗时期，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虽然教会的教规严厉而苛刻，但在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又重新认识到了古希腊文化这一无价的宝藏。老的城市在扩展，新的城市应运而生。人们创立了综合性大学，大学注定要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为人文主义的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持，业已沉睡了数个世纪的学术迸发出生命的火焰。打破教会信仰体系的另一知识之光，是在十二世纪晚期被重新发现的一个人的所有著作，这个人就是几乎所有现代学科——包括生理学与医学——的创始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与之相关的背景因素。
首先，十字军东征带回的东方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献所保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不仅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条件，而且推动与提高了专业学术（特别是亚理士多德研究、罗马法学、医学）研究。这是中古神学转变为近代学术与科学的一大契机。
其次，近代城市的形成，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对罗马所代表的世俗城市的否弃，可视为对城市精神灵魂的极端强调。但即使上帝之城“不属这世界”（《新约•约翰福音》18：36），人类向上帝之城迈进之途，却也不仅处于历史性时间中，也得落脚在空间中。
因此，一个在世间又超世间的精神（文化）空间不仅成为追寻意义的世人个体减除孤独与抚慰的需要，而且成为人类提升世俗生存走向至善世界的共同体基础。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再者，修道院与经院哲学是大学的源流。修道院始终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基地。如基佐（F.P.G.Guizot）所强调的，修道院即使在基督教会声名狼藉的时代也在社会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在蛮族人的想象中，世俗教士、主教或一般的教士都是十分普通的人，因为他们常常看到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抢劫他们。可是袭击一座修道院则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那边有那么多的圣徒集结在一处圣地上。在野蛮时代修道院是教会的避难所，正像教堂是俗人的避难所一样。”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纪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 Aniane）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维护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间。
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着培养修士。但从基督教整体在中世纪的状况来看，修道院作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团体聚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这一开拓与突围后果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教育。
修道院学校以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为内容，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
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与现代基于个人立场的论争不同，经院哲学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大前提，使之更鲜明地体现着学术传统的一个基本态度：学术论辩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互以对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认识论差异为条件，在相互诘难****同趋近真理的活动。因而，真理不是现代人辩论文化观念所以为的胜者占有的对象，而是论辩双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标。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学术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无上尊严的渊源。
综合性大学的崛起，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博洛尼亚大学于公元1158年建校，有着自己闻名遐迩的法学院；巴黎大学于公元1200年获得皇家授权；牛津大学于公元十二世纪建立，当时一些教师和学生是从巴黎大学退出的；而剑桥大学是由一群来自牛津大学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起来的。大学发展的速度如雨后春笋，到了中世纪末期，有大约八十所大学遍及整个欧洲。大学的学者作为一个新生的阶层，满怀热情地从事各种知识和经验的探索。他们的座右铭是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的教诲：“因为怀疑，我们开始探索；通过探索，我们发现真理”。在这简单的话语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活力扑面而来，一种精神呼之欲出，这就是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的精神。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时期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在大学精神之火炬的照耀下，欧洲从中世纪迈入了现代世界。与此同时，科学与哲学、艺术与文学等各个领域涌现的诸位大师，如群星闪耀于人类历史长河。如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的塞万提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君主”的伊拉斯谟；弗朗索瓦.拉伯雷；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还有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康德、伏尔泰等等等等。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约翰.洛克，他的《政府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宪元勋们创造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而他的思想也随着杰斐逊的那段名言而不朽于世。那就是：“我们认为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获取这些权利，人们要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在西方社会大步迈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古老的中国还在一个个朝代与帝王的轮回中挣扎。直至二十世纪初。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民国政府的一次普通任命，但却可称作是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为之动容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诸子百家汇聚一堂，各种思想、理论乃至主义在此激烈碰撞与交锋，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各个领域与专业的大师乃至未来的大师。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你是一介白丁，你仍然可以秉持你自己的思想，你可以与大师们同堂辩论，争一日之短长，而不必担心被嘲笑与打击。他提倡课外娱乐，组织社团，倡办各种刊物，使学生藉此而互相砥砺，使北大呈现出蓬勃的朝气，更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理，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如西方的一句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应该再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世上已无蔡元培！
欧洲中世纪大学
指11～17世纪欧洲各国兴起的高等学府，为近代高等教育之滥觞。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意为“总和”、“联合”，即学生组织之间或学生组织与教师组织之间的联合团体。
中世纪初期，欧洲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为了培养僧职人员，教会在地方兴办僧院学校，在教区设立主教学校。11世纪西欧城市兴起以后，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反对领主的斗争，迫切需要能读会写、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才。原有的僧院学校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从11世纪起，一些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以及市政当局，打破教会几百年来对教育的垄断，自发地创办了世俗学校。学校根据城市生产、交换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开设文法和计算方面的课程，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城市学校的普遍兴起，促进了城市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引起人们对古典艺术、古典哲学和研究罗马法的兴趣。这种新型学校不依靠教会，而是靠学生交纳学费维持学校的经费开支。校长和教师统由行会和市政当局共同聘任。这种新型学校在中世纪得到普遍的发展和扩大。
中世纪，在西欧某些城市学校和主教学校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大学。最早的大学产生于意大利。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萨莱诺大学设在意大利的萨莱诺,先是有一所医学校,11世纪初成为医学研究中心。当时，犹太人阿非利加诺来到萨莱诺，编译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阿拉伯的医学著作，对医学理论和医疗事业有很大推动。萨莱诺大学成为欧洲最早的医科大学，1231年得到政府承认。11世纪末出现的博洛尼亚法律学校以研究法学著称，1158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颁布敕令的保护,学生团体取得了一定的自由权利和特权地位,遂发展成为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按照籍贯组成同乡会，到13世纪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个同乡会联合起来,形成“法科大学”。这是一种学生团体的联合,不包括教师按学科成立的组织“学科会”。此后，大学便经常与市政当局和其他市民接触，成为独立的市民团体。不久教师组织便与学生组织联合，统由学生中选出的校长管理，从而确立了师生合一的大学的形式。博洛尼亚大学设有文学院和医学院，在14世纪以前还设有神学院，最初统由法科大学校长管辖。到14世纪初，博洛尼亚大学取得独立的审判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治团体。法国的巴黎大学始建于12世纪末，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正式形成于13世纪初。1209年在巴黎出现了教师会组织。1215年，教师会与学生会一起得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正式承认。1231年，罗马教皇以敕令肯定该大学的自决权。巴黎大学由主教的代理人主持，教授由教会委任，并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不是由全体学生选举，而是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全校分为 4个系，各系由公选的系主任主持。文艺系为普通教育阶段，具有预科教育的性质。学生在这里主要学习“自由七艺”（文法、修辞、伦理、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修完前 3科，可得文学士学位，全部修完后 4科，可得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取得投考其他 3个高级专门系（神学、医学、教会法）的资格。修完专门系的课程，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入学年龄和修学年限均无明确规定。一般修完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大约需要12～13年。
欧洲中世纪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地方，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自由研究学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推选校长进行管理。博洛尼亚大学类型在南欧比较普及,而巴黎大学类型则在北欧占优势。
继意大利和法国之后，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见彩图)。14世纪,德国建立了海德堡大学,捷克建立了布拉格大学，波兰创办了克拉科夫大学。到1500年，全欧已有80所大学，1600年大学发展到 108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准备，促进了各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有利于城市的繁荣和工商业的进步，加速了国际间的文化和学术的交流，并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世纪初期，欧洲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为了培养僧职人员，教会在地方兴办僧院学校，在教区设立主教学校。11世纪西欧城市兴起以后，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反对领主的斗争，迫切需要能读会写、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才。原有的僧院学校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从11世纪起，一些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以及市政当局，打破教会几百年来对教育的垄断，自发地创办了世俗学校。学校根据城市生产、交换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开设文法和计算方面的课程，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城市学校的普遍兴起，促进了城市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引起人们对古典艺术、古典哲学和研究罗马法的兴趣。这种新型学校不依靠教会，而是靠学生交纳学费维持学校的经费开支。校长和教师统由行会和市政当局共同聘任。这种新型学校在中世纪得到普遍的发展和扩大。
中世纪，在西欧某些城市学校和主教学校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大学。最早的大学产生于意大利。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萨莱诺大学设在意大利的萨莱诺,先是有一所医学校,11世纪初成为医学研究中心。当时，犹太人阿非利加诺来到萨莱诺，编译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阿拉伯的医学著作，对医学理论和医疗事业有很大推动。萨莱诺大学成为欧洲最早的医科大学，1231年得到政府承认。11世纪末出现的博洛尼亚法律学校以研究法学著称，1158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颁布敕令的保护,学生团体取得了一定的自由权利和特权地位,遂发展成为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按照籍贯组成同乡会，到13世纪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个同乡会联合起来,形成“法科大学”。这是一种学生团体的联合,不包括教师按学科成立的组织“学科会”。此后，大学便经常与市政当局和其他市民接触，成为独立的市民团体。不久教师组织便与学生组织联合，统由学生中选出的校长管理，从而确立了师生合一的大学的形式。博洛尼亚大学设有文学院和医学院，在14世纪以前还设有神学院，最初统由法科大学校长管辖。到14世纪初，博洛尼亚大学取得独立的审判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治团体。法国的巴黎大学始建于12世纪末，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正式形成于13世纪初。1209年在巴黎出现了教师会组织。1215年，教师会与学生会一起得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正式承认。1231年，罗马教皇以敕令肯定该大学的自决权。巴黎大学由主教的代理人主持，教授由教会委任，并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不是由全体学生选举，而是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全校分为 4个系，各系由公选的系主任主持。文艺系为普通教育阶段，具有预科教育的性质。学生在这里主要学习“自由七艺”（文法、修辞、伦理、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修完前 3科，可得文学士学位，全部修完后 4科，可得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取得投考其他 3个高级专门系（神学、医学、教会法）的资格。修完专门系的课程，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入学年龄和修学年限均无明确规定。一般修完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大约需要12～13年。
欧洲中世纪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地方，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自由研究学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推选校长进行管理。博洛尼亚大学类型在南欧比较普及,而巴黎大学类型则在北欧占优势。
继意大利和法国之后，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见彩图)。14世纪,德国建立了海德堡大学,捷克建立了布拉格大学，波兰创办了克拉科夫大学。到1500年，全欧已有80所大学，1600年大学发展到 108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准备，促进了各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有利于城市的繁荣和工商业的进步，加速了国际间的文化和学术的交流，并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学术自由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一）任何国家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发展都与学术自由和研究自主有密切的关系。近代科学技术在欧洲兴起;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科学的春天，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动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科学技术事业突飞猛进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就是很好的证明。
倡导学术平等和自由探索，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大力营造勇于创新、尊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有利于调动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促进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学术自由和研究自主，是由科学劳动本身性质决定的。科学劳动是人类特殊的智力活动，科学讲求发现，技术讲求发明，科学技术本质在于创新。
（二）历史上，学术自由曾经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统治压迫、争取科学生存发展的一面旗帜。文艺复兴的思想创新，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运动的文化创新，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恩格斯在论及十五世纪下半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时，曾深刻指出：“自然科学在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6页）在反对封建宗教神权的斗争中，科学家为了取得科学成就，不仅要付出智慧和汗水，甚至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惨痛代价。坚持科学真理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被罗马教庭判终身监禁。布鲁诺因为坚持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主张宇宙是无限的，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活活烧死。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特因为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触动了宗教神学所谓“人体的血液不能周而复始”的信条，也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然而，科学家献身科学、追求真理、坚持创新的科学精神是扼杀不了的，科学的真理终究是窒息不了的。科学不断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不断地战胜愚昧和谬误，它使理性伸张，使舆论活跃，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剂。
欧洲的一些著名大学，如108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158年创建的波萨那大学，1170年法国创立的巴黎大学，十二、十三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等一批大学，多数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而来。这些学校虽然曾一度是学术自由的倡导者，但随后又迫于宗教势力的压力而逐渐背离这一主张。此种状况，直到十八世纪才有转变。德国哥丁根大学率先张扬学术自由的旗帜。十九世纪初，柏林大学建立，进一步提出独立性、自由与合作、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办出新型大学模式。而各种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学会）的建立，虽然比大学晚了大约400多年，但是，它们从成立之初就公开亮出学术自由的主张，自由探讨感兴趣的问题、自由发表学术观点、公布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科学发现、自主出版学术报刊等。学会宽松、平等、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为科学提供了自由生长的环境；学会荟萃本学科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智力支撑；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自由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行之有效的学术界的优良传统。
（三）考察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科学技术事业的兴衰变化和发展快慢，取决于政治法制、经济实力、科学能力、教育基础以及按照科学规律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等五个重要方面的诸多因素。显然，学术自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根本保证。
（四）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对于法制、纪律和道德规范而言。讲学术自由，不能片面理解，更不能把自由绝对化。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科技知识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科技工作者应当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起模范和表率作用。
科技工作者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无论何时何地均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科技工作者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高举科学的伟大旗帜，坚持真理，自觉维护科学尊严，并以科学技术知识为武器，勇于同一切愚昧、迷信活动和各种伪科学活动做斗争，不得参与、支持任何形式的伪科学和愚昧、迷信活动
科技工作者要在遵守社会公德方面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大力弘扬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维护科技界良好的社会形象，努力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服务人民群众，回馈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尊重。在科研工作及其他科技活动中，要相互尊重，主动搞好协作配合。对不同学术观点，应进行平等的争论，不得武断压制，更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科技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方法对待科研工作。要发扬大胆探索、积极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失败，不断攀登科技高峰。坚持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和支持新发现以及新理论、新学说的创立。在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不得为得出某种主观期望的结论而捏造、篡改、拼凑研究结果或者实验数据，也不得投机取巧、断章取义，片面给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研究结论。对于一些缺乏科学依据、未经严格科学验证的现象和观点，应当在学术界内部进行严谨的论证、研讨，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在公共场合或者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传播。要自觉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危放在心上，坚决抵制惟利是图、弄虚作假等各种不良行为。对那些可能有重大社会影响，但对其真实性、科学性尚有较大争议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对那些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而又没有经过专门研究机构和规范化实验程序检验的研究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论证和实验。
科技工作者在科研开发项目（或课题）申报或者接受委托时，必须对项目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在科研立项的有关材料中，应当对该项目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人员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完成项目（课题）的学术价值，预期经济效益或者项目目标、所需科研经费及技术指标等作出客观、真实的反映。反对故意夸大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经济效益，禁止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项目和科研经费。
科技工作者和有关科技管理机构在科研立项、科技成果的评审、鉴定、验收和奖励等活动中，应当本着对社会负责的科学态度，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如实反映其水平。相关的评价结论要在充分的国内外对比数据或者检索证明材料基础上，对评价对象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内涵进行全面分析，不得滥用夸大性用语进行宣传、推广。对用不正当手段拔高或者贬低他人成果水平以及不认真负责、不实事求是、在评价活动及其结论中弄虚作假等行为，应当坚决制止。要按照对科技成果的创造性贡献大小，合理确定成果完成单位和完成人，未参加研究或者仅从事辅助性、服务性工作的单位和人员，不应以任何方式挤入排名顺序，侵占他人应得的权益。
科技工作者要做保守国家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的模范。在对内、对外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及其他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要切实保守国家秘密和单位的技术秘密。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管理自己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科研论著中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引证出处；未参加研究或者论著写作的人员，不应在论著中署名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严禁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行为。在所承担的国家和单位科研课题或者科技项目完成后，不得故意隐瞒关键技术或者资料，故意妨碍后续研究与开发。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应当保证单位能够充分、有效地使用该成果，不应将研究成果非法据为己有。
科技工作者在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技术交易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守信互利的原则，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如实反映项目的技术状况及相关内容，不得故意夸大技术价值，隐瞒技术风险。要严格履行技术合同的有关约定，保证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和应用的效益。
科技管理工作者要树立全心全意为科技人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秉公办事。在有关科技计划和项目的审批、经费划拨、物资分配、成果鉴定、成果奖励、人事调配等方面不得以权谋私。要提高工作效率，反对推诿扯皮。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科学道德修养，弘扬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保持严格、严密、严谨的科学作风。
科技工作者要模范遵守所在单位制订的科技工作者行为规范或者守则，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对在科研工作和各项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进行自律。科技工作者也要自觉接受舆论的监督。
（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和创新愈益成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依靠科学技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愈益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战略选择，科学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愈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我国已进入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科学技术作为解决当前和未来发展重大问题的根本手段，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动力，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愈益凸显。今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发展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央确定，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过15年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当代科学技术与十九世纪之前的科学和技术相比，无论规模、水平，还是运行机制、研究方法、手段，绝非同日而语。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取学术自由之合理内核并赋予时代精神，使之更加符合国情，更加有利于科学技术事业快速、健康、持续、协调地发展。这就是：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双百”方针，发展创新文化，培养创新精神，努力为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山嵊仁作答于4月29日）
倡导学术平等和自由探索，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大力营造勇于创新、尊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有利于调动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促进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学术自由和研究自主，是由科学劳动本身性质决定的。科学劳动是人类特殊的智力活动，科学讲求发现，技术讲求发明，科学技术本质在于创新。
（二）历史上，学术自由曾经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统治压迫、争取科学生存发展的一面旗帜。文艺复兴的思想创新，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运动的文化创新，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恩格斯在论及十五世纪下半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时，曾深刻指出：“自然科学在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6页）在反对封建宗教神权的斗争中，科学家为了取得科学成就，不仅要付出智慧和汗水，甚至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惨痛代价。坚持科学真理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被罗马教庭判终身监禁。布鲁诺因为坚持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主张宇宙是无限的，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活活烧死。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特因为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触动了宗教神学所谓“人体的血液不能周而复始”的信条，也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然而，科学家献身科学、追求真理、坚持创新的科学精神是扼杀不了的，科学的真理终究是窒息不了的。科学不断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不断地战胜愚昧和谬误，它使理性伸张，使舆论活跃，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剂。
欧洲的一些著名大学，如108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158年创建的波萨那大学，1170年法国创立的巴黎大学，十二、十三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等一批大学，多数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而来。这些学校虽然曾一度是学术自由的倡导者，但随后又迫于宗教势力的压力而逐渐背离这一主张。此种状况，直到十八世纪才有转变。德国哥丁根大学率先张扬学术自由的旗帜。十九世纪初，柏林大学建立，进一步提出独立性、自由与合作、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办出新型大学模式。而各种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学会）的建立，虽然比大学晚了大约400多年，但是，它们从成立之初就公开亮出学术自由的主张，自由探讨感兴趣的问题、自由发表学术观点、公布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科学发现、自主出版学术报刊等。学会宽松、平等、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为科学提供了自由生长的环境；学会荟萃本学科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智力支撑；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自由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行之有效的学术界的优良传统。
（三）考察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科学技术事业的兴衰变化和发展快慢，取决于政治法制、经济实力、科学能力、教育基础以及按照科学规律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等五个重要方面的诸多因素。显然，学术自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根本保证。
（四）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对于法制、纪律和道德规范而言。讲学术自由，不能片面理解，更不能把自由绝对化。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科技知识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科技工作者应当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起模范和表率作用。
科技工作者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无论何时何地均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科技工作者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高举科学的伟大旗帜，坚持真理，自觉维护科学尊严，并以科学技术知识为武器，勇于同一切愚昧、迷信活动和各种伪科学活动做斗争，不得参与、支持任何形式的伪科学和愚昧、迷信活动
科技工作者要在遵守社会公德方面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大力弘扬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维护科技界良好的社会形象，努力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服务人民群众，回馈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尊重。在科研工作及其他科技活动中，要相互尊重，主动搞好协作配合。对不同学术观点，应进行平等的争论，不得武断压制，更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科技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方法对待科研工作。要发扬大胆探索、积极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失败，不断攀登科技高峰。坚持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和支持新发现以及新理论、新学说的创立。在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不得为得出某种主观期望的结论而捏造、篡改、拼凑研究结果或者实验数据，也不得投机取巧、断章取义，片面给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研究结论。对于一些缺乏科学依据、未经严格科学验证的现象和观点，应当在学术界内部进行严谨的论证、研讨，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在公共场合或者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传播。要自觉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危放在心上，坚决抵制惟利是图、弄虚作假等各种不良行为。对那些可能有重大社会影响，但对其真实性、科学性尚有较大争议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对那些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而又没有经过专门研究机构和规范化实验程序检验的研究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论证和实验。
科技工作者在科研开发项目（或课题）申报或者接受委托时，必须对项目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在科研立项的有关材料中，应当对该项目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人员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完成项目（课题）的学术价值，预期经济效益或者项目目标、所需科研经费及技术指标等作出客观、真实的反映。反对故意夸大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经济效益，禁止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项目和科研经费。
科技工作者和有关科技管理机构在科研立项、科技成果的评审、鉴定、验收和奖励等活动中，应当本着对社会负责的科学态度，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如实反映其水平。相关的评价结论要在充分的国内外对比数据或者检索证明材料基础上，对评价对象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内涵进行全面分析，不得滥用夸大性用语进行宣传、推广。对用不正当手段拔高或者贬低他人成果水平以及不认真负责、不实事求是、在评价活动及其结论中弄虚作假等行为，应当坚决制止。要按照对科技成果的创造性贡献大小，合理确定成果完成单位和完成人，未参加研究或者仅从事辅助性、服务性工作的单位和人员，不应以任何方式挤入排名顺序，侵占他人应得的权益。
科技工作者要做保守国家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的模范。在对内、对外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及其他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要切实保守国家秘密和单位的技术秘密。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管理自己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科研论著中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引证出处；未参加研究或者论著写作的人员，不应在论著中署名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严禁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行为。在所承担的国家和单位科研课题或者科技项目完成后，不得故意隐瞒关键技术或者资料，故意妨碍后续研究与开发。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应当保证单位能够充分、有效地使用该成果，不应将研究成果非法据为己有。
科技工作者在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技术交易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守信互利的原则，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如实反映项目的技术状况及相关内容，不得故意夸大技术价值，隐瞒技术风险。要严格履行技术合同的有关约定，保证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和应用的效益。
科技管理工作者要树立全心全意为科技人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秉公办事。在有关科技计划和项目的审批、经费划拨、物资分配、成果鉴定、成果奖励、人事调配等方面不得以权谋私。要提高工作效率，反对推诿扯皮。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科学道德修养，弘扬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保持严格、严密、严谨的科学作风。
科技工作者要模范遵守所在单位制订的科技工作者行为规范或者守则，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对在科研工作和各项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进行自律。科技工作者也要自觉接受舆论的监督。
（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和创新愈益成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依靠科学技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愈益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战略选择，科学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愈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我国已进入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科学技术作为解决当前和未来发展重大问题的根本手段，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动力，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愈益凸显。今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发展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央确定，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过15年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当代科学技术与十九世纪之前的科学和技术相比，无论规模、水平，还是运行机制、研究方法、手段，绝非同日而语。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取学术自由之合理内核并赋予时代精神，使之更加符合国情，更加有利于科学技术事业快速、健康、持续、协调地发展。这就是：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双百”方针，发展创新文化，培养创新精神，努力为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山嵊仁作答于4月29日）
由中世纪大学谈大学精神
作者：高慧敏 王丽霞山东文学·下半月 年5期 字数：3395
摘 要：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西欧中世纪后期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冲破了中世纪以来铁板一块的黑暗，播撒下人文主义的火种，成为后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预演，而且直接孕育出了后世大学精神的萌芽，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 现世精神 批判精神 探求精神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世界高等教育史发展中的大事，它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开端，大学精神的形成也导源于此。
一、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及发展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步入封建社会，基督教统治由此开始。在教会的严酷统治下，古典文化销声匿迹，基督教文化定于一尊，“教堂的钟声和骑士的马蹄声共同谱奏了中世纪教育的基调。”在宗教教育的支配下，理性与信仰、自由与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中世纪大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最早的中世纪大学要数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1137年)。当时，随着新兴城市的出现和商业的繁荣，手工业者和商人开始形成新兴市民阶层，各种保护其利益的行会组织也纷纷设立并开办自己的学校，这些学校为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奠定了始基。同时，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新兴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束缚的愿望日渐强烈，学习世俗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长达二百年之久的十字军战役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失传已久的古典世俗文化也在这时陆续从拜占庭和阿拉伯传回西欧。在以上内外条件的共同推动下，第一所以世俗性见称的中世纪大学——萨莱诺大学终于在意大利诞生。继萨莱诺大学之后，博洛尼亚大学(1158年)和巴黎大学(1180年)也相继设立。因为这三所大学被视为后世欧洲大学建校的样板，所以又被称作“母大学”。最初的中世纪大学均为单科学院，后来纷纷发展为拥有神、文、法、医四大学科的多科性综合大学。由于这些大学是应世俗之需而设，适应了当时市民阶层学习世俗文化的需求，因而出现后不久便在欧洲各地广泛设立，据统计，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前，这类大学多达80多所。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打破了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中世纪教育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从此，中世纪大学便和经院哲学分庭抗礼，齐驾并驱，共同构筑起中世纪教育的框架。
二、中世纪大学的特点
1.世俗性。中世纪大学的出现适应了当时市民学习世俗文化的需求，具有世俗性的特点。在此之前，高等教育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把中世纪大学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因为从中世纪大学开始，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有定制。这类大学是应世俗之需而设，适应了当时高等教育世俗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大学不再是僧侣们修身养性、读书治学的场所，而是一种为更多世俗人所享有的教育形式，高等教育开始走出教堂，步入寻常百姓家。
2.学术自由。中世纪大学具有学术自由的风气。虽然大学最初是作为反教会、反控制力量出现，但还是在斗争中赢得了教会的承认，并被授予某些特权。这些特权的获得使中世纪大学成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高度自治的学术性组织。大学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和教会抗衡。这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因为学术脱离了政治的干扰，因而能够想着真理的方向迈进。
3.跨国性。中世纪大学具有跨国性，是国际性教育机构。学生入学没有国籍的限制，因而游学之风盛极一时，这对欧洲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极为有利的，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学术自由呼唤着学术开放，学术开放又促成了学术自由。
4.教授治校。中世纪大学还实行教授治校的方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和支柱，教授作用发挥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大学发展的兴衰，因而在中世纪大学中，一般都设有教授会，由教授会推选产生校长。校长产生后，代表教授会管理大学，它保证了内行人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避免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极有借鉴意义。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矛盾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兴市民阶层和封建宗教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大学产生后不久，教会便试图控制和利用，以承认其合法和授予其特权等为诱饵加以收买，大学便在这种控制和收买中日渐走向其反面，最终为教会所控制。教会不但有权审查教师的资格，而且直接向大学安插僧侣任教。.十六到十八世纪，大学进入了其发展的冰河期，在宗教势力的支配下，变得日趋僵化毫无生气，这种状况直到十九世纪初新大学运动的兴起才由改观。
三、大学精神的孕育
1.对现世的负责精神。大学的产生，无不以关注社稷民生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应世接物，利济群生。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完全是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博洛尼亚大学的出现为例，它的产生完全是社会形势使然的结果，当时随着博洛尼亚城工商业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频繁，经济纠纷时有发生，这迫切需要法律的调节，同时，新兴城市的出现也迫切需要一种共同的规则来规范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以习法科为主的博洛尼亚大学应运而生。由此观之，现实精神是一所大学的应有之义。
2.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大学天生具有表示异议的倾向，中世纪大学最初就是以反社会的批判姿态而出现的，大学教师并非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而是从既定的社会秩序中挣脱出来的“野马”，是离经叛道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囿于传统，对教会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甚为不满，乃至大家批评，而这正是批判精神的萌端。大学的批判精神还表现为韬光养晦的精神气质。在关键时刻站在潮头兀然自立，而不是随同社会追波逐流。著名教育史家滕大春先生曾经说过：“大学原不是指风标，原不该一味随波逐流，它应当指导文化的正当的发展方向，它应当反映的，是社会上合理的需要，它应当在那合理的情势下，协和着社会来变化。”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应当在任何时候保持独立、冷静的精神气质，保持它批判的眼光和姿态。然而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充斥下，大学并没有表现其应有的社会批判精神，它不再把发展心智和探求高深学问视为首要目标，而是更多地指向与职业生活相关的实用的知识和课程，那种高深的人文理想也逐渐被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所取代。正是由于大学一味地迎合世人的口味，大学的批判精神也由此而失落。
3.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大学者，探求高深学问者也。”自古以来，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就是大学一贯的追求。中世纪大学开设之初，由于受宗教思想长期的愚化，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一无所知，对世界的好奇心极大，求知欲极强。在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鼓舞下，人们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探索，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探求精神遂成为中世纪大学的主导精神。后来这一精神被十九世纪的洪堡德继承并发扬光大，在此种精神的指引下，他创办了柏林大学，倡导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原则，掀起了新大学运动，从而开创了高等教育史的新纪元。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探求精神对于一所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多麽的必要，离开了对高深学位的探求，大学的追求不但虚无缥缈，甚至连自身的存在都会受到挑战，大学必须在知识的前沿，必须能够理解、把握和领导最先进的知识的发展，大学的作用才能发挥，大学的存在才有必要，大学的发展才有可能！
参考文献：
[1].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1。
[2].曹福、滕大春主编：《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4].任宝祥、任钟印主译：《外国教育史料》，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6].滕大春：《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88。
高慧敏、王丽霞：河北大学。
摘 要：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西欧中世纪后期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冲破了中世纪以来铁板一块的黑暗，播撒下人文主义的火种，成为后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预演，而且直接孕育出了后世大学精神的萌芽，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 现世精神 批判精神 探求精神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世界高等教育史发展中的大事，它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开端，大学精神的形成也导源于此。
一、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及发展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步入封建社会，基督教统治由此开始。在教会的严酷统治下，古典文化销声匿迹，基督教文化定于一尊，“教堂的钟声和骑士的马蹄声共同谱奏了中世纪教育的基调。”在宗教教育的支配下，理性与信仰、自由与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中世纪大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最早的中世纪大学要数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1137年)。当时，随着新兴城市的出现和商业的繁荣，手工业者和商人开始形成新兴市民阶层，各种保护其利益的行会组织也纷纷设立并开办自己的学校，这些学校为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奠定了始基。同时，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新兴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束缚的愿望日渐强烈，学习世俗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长达二百年之久的十字军战役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失传已久的古典世俗文化也在这时陆续从拜占庭和阿拉伯传回西欧。在以上内外条件的共同推动下，第一所以世俗性见称的中世纪大学——萨莱诺大学终于在意大利诞生。继萨莱诺大学之后，博洛尼亚大学(1158年)和巴黎大学(1180年)也相继设立。因为这三所大学被视为后世欧洲大学建校的样板，所以又被称作“母大学”。最初的中世纪大学均为单科学院，后来纷纷发展为拥有神、文、法、医四大学科的多科性综合大学。由于这些大学是应世俗之需而设，适应了当时市民阶层学习世俗文化的需求，因而出现后不久便在欧洲各地广泛设立，据统计，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前，这类大学多达80多所。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打破了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中世纪教育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从此，中世纪大学便和经院哲学分庭抗礼，齐驾并驱，共同构筑起中世纪教育的框架。
二、中世纪大学的特点
1.世俗性。中世纪大学的出现适应了当时市民学习世俗文化的需求，具有世俗性的特点。在此之前，高等教育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把中世纪大学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因为从中世纪大学开始，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有定制。这类大学是应世俗之需而设，适应了当时高等教育世俗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大学不再是僧侣们修身养性、读书治学的场所，而是一种为更多世俗人所享有的教育形式，高等教育开始走出教堂，步入寻常百姓家。
2.学术自由。中世纪大学具有学术自由的风气。虽然大学最初是作为反教会、反控制力量出现，但还是在斗争中赢得了教会的承认，并被授予某些特权。这些特权的获得使中世纪大学成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高度自治的学术性组织。大学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和教会抗衡。这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因为学术脱离了政治的干扰，因而能够想着真理的方向迈进。
3.跨国性。中世纪大学具有跨国性，是国际性教育机构。学生入学没有国籍的限制，因而游学之风盛极一时，这对欧洲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极为有利的，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学术自由呼唤着学术开放，学术开放又促成了学术自由。
4.教授治校。中世纪大学还实行教授治校的方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和支柱，教授作用发挥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大学发展的兴衰，因而在中世纪大学中，一般都设有教授会，由教授会推选产生校长。校长产生后，代表教授会管理大学，它保证了内行人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避免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极有借鉴意义。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矛盾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兴市民阶层和封建宗教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大学产生后不久，教会便试图控制和利用，以承认其合法和授予其特权等为诱饵加以收买，大学便在这种控制和收买中日渐走向其反面，最终为教会所控制。教会不但有权审查教师的资格，而且直接向大学安插僧侣任教。.十六到十八世纪，大学进入了其发展的冰河期，在宗教势力的支配下，变得日趋僵化毫无生气，这种状况直到十九世纪初新大学运动的兴起才由改观。
三、大学精神的孕育
1.对现世的负责精神。大学的产生，无不以关注社稷民生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应世接物，利济群生。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完全是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博洛尼亚大学的出现为例，它的产生完全是社会形势使然的结果，当时随着博洛尼亚城工商业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频繁，经济纠纷时有发生，这迫切需要法律的调节，同时，新兴城市的出现也迫切需要一种共同的规则来规范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以习法科为主的博洛尼亚大学应运而生。由此观之，现实精神是一所大学的应有之义。
2.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大学天生具有表示异议的倾向，中世纪大学最初就是以反社会的批判姿态而出现的，大学教师并非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而是从既定的社会秩序中挣脱出来的“野马”，是离经叛道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囿于传统，对教会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甚为不满，乃至大家批评，而这正是批判精神的萌端。大学的批判精神还表现为韬光养晦的精神气质。在关键时刻站在潮头兀然自立，而不是随同社会追波逐流。著名教育史家滕大春先生曾经说过：“大学原不是指风标，原不该一味随波逐流，它应当指导文化的正当的发展方向，它应当反映的，是社会上合理的需要，它应当在那合理的情势下，协和着社会来变化。”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应当在任何时候保持独立、冷静的精神气质，保持它批判的眼光和姿态。然而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充斥下，大学并没有表现其应有的社会批判精神，它不再把发展心智和探求高深学问视为首要目标，而是更多地指向与职业生活相关的实用的知识和课程，那种高深的人文理想也逐渐被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所取代。正是由于大学一味地迎合世人的口味，大学的批判精神也由此而失落。
3.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大学者，探求高深学问者也。”自古以来，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就是大学一贯的追求。中世纪大学开设之初，由于受宗教思想长期的愚化，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一无所知，对世界的好奇心极大，求知欲极强。在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鼓舞下，人们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探索，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探求精神遂成为中世纪大学的主导精神。后来这一精神被十九世纪的洪堡德继承并发扬光大，在此种精神的指引下，他创办了柏林大学，倡导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原则，掀起了新大学运动，从而开创了高等教育史的新纪元。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探求精神对于一所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多麽的必要，离开了对高深学位的探求，大学的追求不但虚无缥缈，甚至连自身的存在都会受到挑战，大学必须在知识的前沿，必须能够理解、把握和领导最先进的知识的发展，大学的作用才能发挥，大学的存在才有必要，大学的发展才有可能！
参考文献：
[1].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1。
[2].曹福、滕大春主编：《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4].任宝祥、任钟印主译：《外国教育史料》，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6].滕大春：《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88。
高慧敏、王丽霞：河北大学。
我们这1000年——关于学校
教育不仅仅使人适应既有的社会，并具有创造性，学校也不仅仅作为传递知识和文化遗产、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增进知识的场所而存在
公元１０００年，是中国宋朝的咸平三年。那一年的科举破了纪录，共录取进士４０９人，诸科１１２９人，总计多达１６３８人。发达的科举制，造就着重教兴学的社会风气。在乡间的村学、义学或私塾中，儿童们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流传千年的启蒙课本。遍布大江南北的书院和理学的兴盛，使官学之外私学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１１８０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完毕，邀请陆九渊前来讲授“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一章，并将讲义刻于院门石碑之上。朱熹加注刊刻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为儒生的基本教材。
中世纪的欧洲，教堂的钟声和骑士的马蹄声交织。在教会管理的教区学校、唱诗学校、经院学校中，师生们虔诚地诵经、祷告，教育被视为一种自我拯救的途径。１０９６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宫廷、贵族及武士家庭中流行着骑士教育。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行猎、下棋、吟诗成为“骑士七艺”。
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１１３１年建立）、博洛尼亚大学（１１５８年）、法国的巴黎大学（１１５０年）等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那时的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或教室，教师在学生的住处、公共场所及街道旁讲学，如古希腊的智者那样。由于课本主要靠手抄，大学教师是惟一有书的人，争论和答辩于是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并流传至今。在与教会持续的较量中，大学逐渐取得某种独立性和自治权，对教师资格的认可最终由教会转移到大学。被教师行会接受的人被称为硕士、博士或教授，处于学徒等级的年青的新手称为学士。大学开始设立自己的标准，世俗的权威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个自由的、争论的、科学的世界逐渐呈现。
文艺复兴的时代来到了。源自古希腊的“身心既善且美”、和谐发展的教育理想，在欧洲复活。新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培养神父和僧侣，而是如拉伯雷所说的“巨人”————高贵善良、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全能的人”。１４２３年，维多里诺在意大利开办了一所名为“欢乐之家”的贵族学校，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早期实践。儿童和教师在朋友般的亲密气氛中学习和生活。学生以学习古典语文为中心，同时学习数学、天文、历史和自然科学，以及音乐、舞蹈、骑马、射箭、游泳和开展各种游戏。
当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中国建立了明王朝。１３７５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全国普遍设立社学，为封建时代第一次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１３９３年，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总数达到了８１２４人。王守仁、湛若水等在书院的讲学，使儒学发展为心性之学。科举制病态毕露，科场案件迭起。１６４５年河南乡试，一考生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主考官被押到刑部治罪，为清代文字狱之始。
商业社会的出现和科学进步加速了文化变迁。培根写下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句。１７０５年，牛顿被女王封为爵士，安娜女王和王子特地步行到剑桥大学参加授爵仪式典礼，以示重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撰写的《大教学论》，称教育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１８世纪中期，全欧洲最有影响的教育书籍是卢梭的《爱弥尔》和加乐太的《论国民教育》。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的主张，认为应当使儿童置于教育过程的中心，从而打开了囚禁儿童身心的大门。
１８世纪，多数欧洲国家均完成了国家接管教育的过程，为低层平民举办的国民教育开始兴起。在美国向西部拓荒的路程上，留下了一处处学校和教堂。普及教育成为深入人心的民主主义理念，并发展为公立学校制度。杰斐逊相信：“自由若不掌握在人民手中，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民手中，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保证。”大工业时代的学校教育在１９世纪宣告完成。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理论，使“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成为学校教育新的金科玉律。１８３７年，福禄培尔在德国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洪堡在柏林大学的改革，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准则，科学教育开始与人文教育并驾齐驱。
已经落在世界强国之后的中华帝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１８６２年，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开中国近代学校之先河。在沿海城市开放口岸，出现了外语学堂、武备学堂、教会学校等一批新型学校。１８７２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３０人赴美留学，启动了至今澎湃不息的留学潮。
中国进入２０世纪的标志性事件是教育变革。１９０３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１９０５年，清庭宣布废止实行了１３００余年的科举制，遍设学堂，广开民智。洋学堂里，孩子们上午“子曰诗云”、下午“声光电化”，唱着“长亭外，古道边”的新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首次接受邓兰春、王兰等９名女生入校旁听，开始了男女同校的历史。
２０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宏观地改变了１９世纪形成的学校面貌，杜威“儿童中心”的理论，使儿童成为教育世界为之转动的小太阳。１９１８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中学教育新的“七项基本原则”是：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彻底否定了２０年代杜威的巨大影响，建立了高度集权、计划统一的教育体制。苏联的教育官员自豪地声称，可以确切地知道全苏联每一个教室现在在上哪一课。法西斯主义教育形成一股逆流。１９３３年，德国教育部长称，“种族、武器、元首和宗教”为其教育纲领的基本概念。
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无不将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重要工具。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大规模地改造和重建教育。凯洛夫取代了杜威，俄语取代了英语，“专家”取代了“通才”。由于１９５７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冷战格局下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加剧。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学生造反突显了严重的教育危机。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教育的中断和荒废。美国以反战和民权运动为背景的青年学生运动发展为“嬉皮士”的狂欢。１９６８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导致了戴高乐政府的下台和深刻的教育改革。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学会生存”、“终身教育”成为新的教育理念。超越了“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成为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和“世俗的教会。”
１９７７年，中国重新实行高校招生考试，恢复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校教育重新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考试中心、分数至上等陈旧传统的复活，演变成“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千百万学生在死记硬背和题海大战中苦度青春。星期天，城市中游动着哈欠连天的琴童、画童大军。１９８８年，一个叫苏明娟的农村女孩渴望的目光打动了中国人的心，２００多万贫困儿童因“希望工程”捡回了希望。１９９８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ＧＮＰ的２·５５％。１９９９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１５３万人。
按照最新宣布的计划，２０００年中国高校将猛烈扩大招生人数，从１５３万扩至３００万。高校“教育现代化”再次成为激动人心的目标，引导我们向新世纪的出发。但是，“如何现代化”，则继续是缠绕着“教育”的老问题。 作者:杨东平
公元１０００年，是中国宋朝的咸平三年。那一年的科举破了纪录，共录取进士４０９人，诸科１１２９人，总计多达１６３８人。发达的科举制，造就着重教兴学的社会风气。在乡间的村学、义学或私塾中，儿童们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流传千年的启蒙课本。遍布大江南北的书院和理学的兴盛，使官学之外私学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１１８０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完毕，邀请陆九渊前来讲授“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一章，并将讲义刻于院门石碑之上。朱熹加注刊刻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为儒生的基本教材。
中世纪的欧洲，教堂的钟声和骑士的马蹄声交织。在教会管理的教区学校、唱诗学校、经院学校中，师生们虔诚地诵经、祷告，教育被视为一种自我拯救的途径。１０９６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宫廷、贵族及武士家庭中流行着骑士教育。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行猎、下棋、吟诗成为“骑士七艺”。
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１１３１年建立）、博洛尼亚大学（１１５８年）、法国的巴黎大学（１１５０年）等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那时的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或教室，教师在学生的住处、公共场所及街道旁讲学，如古希腊的智者那样。由于课本主要靠手抄，大学教师是惟一有书的人，争论和答辩于是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并流传至今。在与教会持续的较量中，大学逐渐取得某种独立性和自治权，对教师资格的认可最终由教会转移到大学。被教师行会接受的人被称为硕士、博士或教授，处于学徒等级的年青的新手称为学士。大学开始设立自己的标准，世俗的权威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个自由的、争论的、科学的世界逐渐呈现。
文艺复兴的时代来到了。源自古希腊的“身心既善且美”、和谐发展的教育理想，在欧洲复活。新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培养神父和僧侣，而是如拉伯雷所说的“巨人”————高贵善良、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全能的人”。１４２３年，维多里诺在意大利开办了一所名为“欢乐之家”的贵族学校，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早期实践。儿童和教师在朋友般的亲密气氛中学习和生活。学生以学习古典语文为中心，同时学习数学、天文、历史和自然科学，以及音乐、舞蹈、骑马、射箭、游泳和开展各种游戏。
当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中国建立了明王朝。１３７５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全国普遍设立社学，为封建时代第一次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１３９３年，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总数达到了８１２４人。王守仁、湛若水等在书院的讲学，使儒学发展为心性之学。科举制病态毕露，科场案件迭起。１６４５年河南乡试，一考生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主考官被押到刑部治罪，为清代文字狱之始。
商业社会的出现和科学进步加速了文化变迁。培根写下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句。１７０５年，牛顿被女王封为爵士，安娜女王和王子特地步行到剑桥大学参加授爵仪式典礼，以示重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撰写的《大教学论》，称教育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１８世纪中期，全欧洲最有影响的教育书籍是卢梭的《爱弥尔》和加乐太的《论国民教育》。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的主张，认为应当使儿童置于教育过程的中心，从而打开了囚禁儿童身心的大门。
１８世纪，多数欧洲国家均完成了国家接管教育的过程，为低层平民举办的国民教育开始兴起。在美国向西部拓荒的路程上，留下了一处处学校和教堂。普及教育成为深入人心的民主主义理念，并发展为公立学校制度。杰斐逊相信：“自由若不掌握在人民手中，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民手中，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保证。”大工业时代的学校教育在１９世纪宣告完成。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理论，使“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成为学校教育新的金科玉律。１８３７年，福禄培尔在德国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洪堡在柏林大学的改革，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准则，科学教育开始与人文教育并驾齐驱。
已经落在世界强国之后的中华帝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１８６２年，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开中国近代学校之先河。在沿海城市开放口岸，出现了外语学堂、武备学堂、教会学校等一批新型学校。１８７２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３０人赴美留学，启动了至今澎湃不息的留学潮。
中国进入２０世纪的标志性事件是教育变革。１９０３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１９０５年，清庭宣布废止实行了１３００余年的科举制，遍设学堂，广开民智。洋学堂里，孩子们上午“子曰诗云”、下午“声光电化”，唱着“长亭外，古道边”的新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首次接受邓兰春、王兰等９名女生入校旁听，开始了男女同校的历史。
２０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宏观地改变了１９世纪形成的学校面貌，杜威“儿童中心”的理论，使儿童成为教育世界为之转动的小太阳。１９１８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中学教育新的“七项基本原则”是：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彻底否定了２０年代杜威的巨大影响，建立了高度集权、计划统一的教育体制。苏联的教育官员自豪地声称，可以确切地知道全苏联每一个教室现在在上哪一课。法西斯主义教育形成一股逆流。１９３３年，德国教育部长称，“种族、武器、元首和宗教”为其教育纲领的基本概念。
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无不将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重要工具。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大规模地改造和重建教育。凯洛夫取代了杜威，俄语取代了英语，“专家”取代了“通才”。由于１９５７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冷战格局下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加剧。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学生造反突显了严重的教育危机。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教育的中断和荒废。美国以反战和民权运动为背景的青年学生运动发展为“嬉皮士”的狂欢。１９６８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导致了戴高乐政府的下台和深刻的教育改革。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学会生存”、“终身教育”成为新的教育理念。超越了“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成为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和“世俗的教会。”
１９７７年，中国重新实行高校招生考试，恢复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校教育重新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考试中心、分数至上等陈旧传统的复活，演变成“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千百万学生在死记硬背和题海大战中苦度青春。星期天，城市中游动着哈欠连天的琴童、画童大军。１９８８年，一个叫苏明娟的农村女孩渴望的目光打动了中国人的心，２００多万贫困儿童因“希望工程”捡回了希望。１９９８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ＧＮＰ的２·５５％。１９９９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１５３万人。
按照最新宣布的计划，２０００年中国高校将猛烈扩大招生人数，从１５３万扩至３００万。高校“教育现代化”再次成为激动人心的目标，引导我们向新世纪的出发。但是，“如何现代化”，则继续是缠绕着“教育”的老问题。 作者:杨东平
神圣罗马帝国
【引言】
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德语: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 , 拉丁语: 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962年至1806年，在西欧和中欧的封建帝国。早期为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后演变为一些承认皇帝最高权威的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由市的政治联合体。其历史可追溯至罗马帝国。
955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勒赫菲尔德战役中击败马扎尔人，收复各边区。962年，奥托加冕为皇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今奥地利地区自此归属神圣罗马帝国，直到其于1806年崩溃。
【帝国世系】
911年，卡洛林王朝在东法兰克的最后一位君主孩童路易去世， 东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王统中断。 此时东法兰克王国内有五大公国，分别是巴伐利亚、士瓦本、法兰克尼亚、洛林(后来加入王国的非部族公国)以及萨克森。 为了抵御当时马扎尔人的入侵，五大诸侯和科隆大主教联合，决定不再寻求从西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中寻找王位继承人，而是从本地的五大诸侯中选举产生， 由此德意志王国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而德意志的王位继承制度也形成了和传统的世袭继承制不同的“选帝”制度.
1.法兰康拉德王朝
康拉德一世(911-918年) ，曾任法兰德意志（东法兰克）国王， 康拉德家族是和卡洛林家族同样古老的家族。 911年， 孩童路易死后，由东法兰克五大诸侯以及德意志大主教选举为德意志国王。康拉德在位期间王权极其暗弱，其影响力甚至不如萨克森、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公爵。同时他和马札儿人的作战也失利，他死前，劝说其弟埃伯哈德放弃了王位要求，并提议选举他的对手萨克森公爵亨利为他的继承人。
2.萨克森王朝(奥托王朝)
1．亨利一世(919-936年)， 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萨克森公爵奥托之子，也称为捕鸟者亨利。925年，他击败洛林公爵，将洛林并入德意志王国。 933年，亨利一世率德意志联军在里亚德击溃马扎尔人，解除了马扎尔人对德意志诸邦的威胁。至936年亨利一世去世，德意志诸邦已经统一成为一个王国，因此亨利一世被认为是第一位德意志国王和德意志民族的创建者。亨利一世娶了洛林公主，他们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为德意志国王，巴伐利亚公爵，和科隆大主教。
2．奥托一世（936-973年），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也被称为罗马皇帝，但后人一般将查理曼的帝国称为法兰克帝国或查理曼帝国，而将奥托的帝国称为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亨利一世与洛林公主的长子，也称为奥托大帝。936年在亚琛被德意志贵族选为国王。
3，奥托二世（973-983年）。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与意大利公主阿德莱德长子，961年加冕意大利和德意志国王（和其父共同执政），967年加冕皇帝（萨克森王朝君主均有为继承人在其生前加冕的习惯。）奥托二世其间，萨克森王朝达到了极盛，978年，波兰和波希米亚再次臣服，980年，奥托二世包围巴黎，迫使西法兰克国王洛泰尔放弃对洛林的主权要求。同年，奥托二世进军意大利，在罗马册立新教皇约翰十二。982年，奥托二世在意大利南部被阿拉伯人击败，他统一意大利的梦想未能实现。他的妻子是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二世的女儿。
4，奥托三世（983-1002年），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之子。983年在其父去世后，被选为国王，994年成年，995年，奥托三世在罗马拥立其堂兄为罗马教皇，称格里高利五世，格里高利五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德国人教皇。996年，教皇为奥托三世加冕为帝。
5．亨利二世（1002-1024年），巴伐利亚公爵，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的弟弟巴伐利亚公爵亨利的长孙，巴伐利亚公爵强辩者亨利（巴伐利亚世系中亨利二世）的长子。 1002年，奥托三世去世后，亨利发动政变，劫持了奥托的灵柩，在萨克森、图林根、士瓦本、洛林的贵族未参与的情况下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004年被推举为意大利国王，1014年，他进军罗马，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八世为其加冕为帝。亨利二世在位期间，为了对抗贵族势力，加强了效忠于他的主教区的权力，从此德意志神权开始壮大，最终发展成为了皇权的最大威胁。亨利二世和其妻子卢森堡公主库妮甘德没有子嗣，传说是由于他们两人订立了婚后禁欲的共同誓约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1146年他被罗马教皇尤金三世封为“圣者”。
3.萨利安王朝
1．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曾任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他是奥托一世女婿、洛林公爵康拉德的曾孙，施派尔伯爵亨利的儿子。1024年9月被德意志贵族选举为国王，开创了萨利安王朝。1026年在米兰加冕意大利国王，1027年，约翰十九世为其加冕。1028年起，康拉德二世开始对入侵奥得河流域的波兰人用兵，至1032年，波兰国王不得不放弃自封的国王头衔，改称波兰公爵，并退出了奥得河流域。1032年，勃艮第国王（当时勃艮第称王）鲁道夫三世去世， 1034年，康拉德二世入侵勃艮第，夺取了大部分勃艮第领地。
2．亨利三世（1039-1056年），士瓦本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二世和士瓦本公主吉塞拉之子。1046年亨利二世拥立德国人教皇克莱芒二世，同日新教皇为其加冕为帝。亨利三世时期，曾经征服了匈牙利（但很快失去）、摩拉维亚，王室领地拥有五大公爵领地中的三个 。
德意志皇帝权势达到了极盛,到了可以随意废立罗马教皇的地步，但到了其统治晚期，其帝国已经开始衰落，由他推动的教会改革最终推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日后成为了他儿子亨利四世的极大威胁。
3．亨利四世(1056-1106)，曾任巴伐利亚公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亨利三世和阿基坦公主阿格内斯之子， 1066年前由其母摄政。 亲政后和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1076年亨利四世遭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绝罚处分， 亨利四世不得不徒步肉袒，于1077年至卡诺莎向教皇请罪， 史称“卡诺莎事件”。亨利四世被绝罚后，反叛的德意志诸侯立刻宣布亨利四世退位，并选举士瓦本公爵鲁道夫为新国王， 德意志陷入内战， 亨利四世最终战胜了鲁道夫，砍下了他的右手。平定国内后，亨利四世立刻进军罗马， 1084年，亨利四世废黜了格里高利七世，新教皇克莱芒三世为其加冕为帝。 1098年诸侯选举其子亨利五世为国王， 和亨利四世对抗，德意志内战再度爆发， 1106年，亨利四世终于打败了亨利五世，但不久突然去世。
4．亨利五世(1106-1125)， 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和默林女伯爵之次子， 1111年被加冕为帝， 亨利五世在位期间，罗马教皇和皇帝互相敌视，混战不休， 德意志诸侯则利用皇帝和教皇的矛盾， 自行扩张他们的产业和主权，德意志王权衰微， 从此开始了德意志小邦林立的时代。亨利五世妻子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他们死后无嗣。王位落到了亨利五世的政敌，萨克森公爵洛泰尔二世手中。萨利安王朝结束。
4.苏普林堡王朝
洛泰尔二世（1125-1137）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苏普林堡伯爵格布哈特之子，1125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133年出兵意大利被教皇英诺森二世加冕为帝。他称为洛泰尔二世，是因为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中法兰克国王洛泰尔一世曾经拥有神圣罗马皇帝称号，而德意志人认为他们和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王统世系下的国家，所以称他为洛泰尔二世。洛泰尔二世在国内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和腓特烈长期内战。 在国外他对东方和北方用兵，迫使波兰和丹麦臣服，1137年他又南征意大利击败了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将西西里国王赶出了亚平宁半岛。回军途中洛泰尔二世去世，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洛泰尔死后，王位落到了霍亨斯陶芬家族手中，开始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
5.霍亨斯陶芬王朝
1．康拉德三世（1138-1152）德意志国王，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与亨利四世之女阿格尼之子。 1127康拉德三世自封为王，和皇帝洛泰尔二世爆发内战。1137年，洛泰尔二世去世，康拉德二世发动政变，于1138年由南部诸邦的诸侯选为德意志国王，但洛泰尔二世的继承人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傲慢”的亨利（洛泰尔二世的女婿，韦尔夫家族）拒绝承认，于是两派爆发内战，此后直到本世纪末，韦尔夫家族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内战一直没有停息过。1146年，康拉德三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经过拜占庭帝国时，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极大破坏，1147年，在小亚，康拉德的十字军被塞尔柱突厥人击溃，步兵军团被全歼，康拉德和其骑兵部队，仅以身免。康拉德死前未加冕为帝。并将其王位指定传给其年长的侄子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三世(士瓦本世系)。
2．腓特烈一世（1152-1190）士瓦本公爵，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的哥哥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二世的儿子，也称“红胡子腓特烈，或称巴巴罗萨（传说是红胡子的意大利语）。1152年受其叔康拉德三世之托，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155年，罗马教皇阿德里安二世为其加冕为帝，但他拒绝按惯例为教皇牵马，并下令骑士屠杀了上千名罗马人。腓特烈一世力图恢复查理曼帝国的荣耀，一生东征西讨，1156年，他获取了勃艮第的大片领地，并将韦尔夫家族的巴伐利亚分出一部分给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巴本堡家族，建立了奥地利公国，从此奥地利从德意志分离 。1158年起，直至1177年，他四度出征意大利，与米兰、威尼斯、西西里以及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联盟反复争斗，终于在1176年被伦巴第人在米兰附近击败，腓特烈不得不在威尼斯向亚历山大三世下跪屈服。1189年，年近70岁的腓特烈一世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行动，和法王腓力二世，英王狮心理查一起前往圣地，1190年，腓特烈一世在横渡安纳托利亚半岛东南的萨勒夫河时不幸落水身亡。腓特烈一世被认为是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典范，因而很多传说说他没有死，他孙子、著名的腓特烈二世便告诉他的德意志人民，巴巴罗萨是在图林根的基夫霍伊泽尔山里的神殿中沉睡，一旦雄鹰离开了这座山，他就会苏醒。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就用这样的神话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
3．亨利六世（1190-1197）德意志国王，西西里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与勃艮第女伯爵比阿特丽斯之次子，1190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娶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之女康斯坦丝。1191年由教皇切莱斯廷二世为其加冕为帝，1194年出征西西里，加冕西西里国王，从此西西里王国的诺曼人王统世系中断。（最后一任诺曼人西西里国王是1189年去世的亨利六世妻子的侄子威廉三世），亨利六世统一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从此西西里王国称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或称两西西里王国。
4.菲利普（1198-1208）士瓦本公爵，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和比阿特丽斯的幼子。也称士瓦本的菲利浦。亨利六世去世后，其子年幼，于是拥护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贵族选举菲利普为国王。但支持韦尔夫家族的诸侯在亚琛却选举了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为国王，内战再次爆发。1205年，得到诸侯支持的菲利浦在亚琛再次加冕国王。1208年6月21日，菲利普被巴伐利亚的帕拉丁伯爵谋杀，原因据说是菲利普拒绝吻帕拉丁伯爵女儿的手。
6.韦尔夫王朝
1． 奥托四世（1198-1215），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皇帝，巴伐利亚公爵和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和英王亨利二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的长子，从小生活在英国，由其舅舅狮心王理查抚养。1198年，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贵族推选奥托四世为德意志国王，并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菲利浦爆发内战，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为其加冕为帝。但此后奥托四世入侵亨利六世之子腓特烈二世的两西西里王国，英诺森三世将其绝罚。 1211年，德意志诸侯在纽伦堡会议中，废除了奥托四世的国王称号，并选举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为国王。但奥托拒绝退位，1214年，他和英国约翰国王组成的联军被法王腓力二世在布汶会战中击溃，1215年，奥托不得不宣布退位。自奥托四世统治时期开始，德意志骑士开始了持续200年的向东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形成了称为东勃兰登堡（东普鲁士）的国家，日后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龙兴之地。另外，由于内战不断，为求自保，德意志的城市同盟组织也开始形成于这一时期。
7.霍亨斯陶芬王朝
腓特烈二世（1212-1250）德意志国王，两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和西西里的康斯坦丝的长子。1197年，腓特烈二世即其父的两西西里王位，1212年纽伦堡会议被选为国王， 1220年，罗马教皇奥纳鲁斯三世为其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一生在藐视教廷权威的生涯中度过。1227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因为他未能及时率十字军出征而将其绝罚，但被绝罚之后， 他却于1228年率军东征，从埃及人手里收复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1229年他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行加冕耶路撒冷国王。随后回军击败入侵西西里的教皇国军队，迫使教皇将其赦免。1239年，格里高利九世再次对其处以绝罚，1240年腓特烈二世入侵教皇国。1243年，腓特烈二世击败继任教皇英诺森四世，英诺森四世逃往法国，从此罗马教皇开始受法王影响。1248年，腓特烈二世被意大利城市联盟击败，丢失了他占领的意大利中部领地。1250年他于平静中去世。腓特烈二世会九种语言，并可以用其中的七种文字书写，（在当时，绝大多数国王和贵族都是文盲）。他热衷于科学和经济学，他在他的帝国内废除了垄断经营权，国内通行税和国内关税，成为当时西方最现代，最有头脑的君主。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从本质来说是个纯粹的意大利人，他出生成长在意大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度过，他对德国事务关心很少，自他死后，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就已不复存在，此后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有皇帝尊号，但其帝国的国家形式已不复存在，所谓“既无罗马，也不神圣，更不是个帝国”。
康拉德二世（1250-1254），德意志国王，两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国王。腓特烈二世和耶路撒冷女王约兰德的次子。1237年，腓特烈二世与其长子亨利七世闹翻，（1220年，亨利七世被热衷西西里事务的腓特烈二世指定为德意志国王，但亨利七世未被列入德意志王室世系中。）于是腓特烈二世令德意志贵族选举康拉德四世为德意志国王。1250年腓特烈二世死后，他继承了西西里王位。1251年，康拉德受德意志贵族的排挤，放弃了德意志，专心于西西里事务，但和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依然未能和解。 1254年，患流感去世。其子曼弗雷德和康拉丁先后继承西西里王位，但受教皇支持的安茹公爵查理为争夺西西里王位，与康拉丁爆发战争，1268年，康拉丁战败被俘，并在那不勒斯市场被斩首。 霍亨斯陶芬王室世系就此终结，而西西里世系则转入安茹王室之中。
8.空位时期 (1254-1273)
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德意志和意大利陷入混乱， 荷兰伯爵威廉二世，西班牙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三世，英国康沃尔伯爵理查都曾被一部分诸侯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 而意大利则陷于法国安茹家族和西西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混战之中，此时德意志形成了七大选侯制度，德意志国王从此由七大选侯选举，他们分别是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帕拉丁公爵，勃兰登堡公爵和波希米亚国王。
9.混和家族世系时期
1．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1283-1291)。曾任 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伯爵、 奥地利公爵、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和卡尼奥拉公爵。他是哈布斯堡伯爵阿尔伯特四世之子。1273年，德意志七大选侯选举毫无势力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为德意志国王，目的显然是为了剥夺德意志王国的中央权力。但受到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的反对。鲁道夫一世不顾自己六十高龄，亲自讨伐奥托卡二世，并在1278年将奥托卡二世击败并杀死。 鲁道夫通过这次战争，从波希米亚手里夺取了奥地利公国，卡林提亚公国（今奥地利卡林提亚），斯蒂利亚公国（今奥地利格拉茨），卡尼奥拉（在今天的斯洛文尼亚），由此哈布斯堡王室一夜之间由微不足道的家族一跃而为势力极大的诸侯。并奠定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核心，此后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奥地利达六百年之久。
2．拿骚家族的阿道夫（1292-1298），曾任德意志国王和拿骚伯爵。他是拿骚伯爵沃拉姆二世之子。1292年德意志选侯选举毫无势力和影响力的拿骚伯爵为德意志国王取代势力大增的哈布斯堡家族。阿道夫在位期间由于提出对邻近的图林根的领土要求，遭到德意志诸侯的反对，其王位被德意志贵族废黜，阿道夫试图夺回王位，但在美因茨附近的战斗中被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一世杀死。
3．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一世（1298-1308），曾任德意志国王和奥地利公爵。1298年，阿尔伯特联合诸侯，废黜了阿道夫国王，并被选为新国王。阿尔伯特在位期间，力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波希米亚国王，并对西北的荷兰，泽兰，西南的图林根和麦森都提出了领土要求，但遭到德意志诸侯的反对，无一得手。1308年，在士瓦本被其侄子约翰刺杀。
4．卢森堡家族的亨利七世（1308-1313），曾任卢森堡伯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卢森堡伯爵亨利三世之子。1308年阿尔伯特一世遇刺后，德意志选侯再次挑选了毫无势力的卢森堡伯爵继任德意志国王。1310年，在罗马由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指定的枢机主教（当时克莱门特五世的教廷，已被法王腓力四世迁往法国的阿维尼翁）为其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自腓特烈二世后第一位被加冕的皇帝。1313年亨利七世出征西西里，在锡耶纳附近死于军中。
5．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三世（1314-1326）曾任奥地利公爵和德意志国王。他是阿尔伯特一世的次子。1314年，被四个选侯在法兰克福选为德意志国王，但其他德意志诸侯对哈布斯堡家族势力感到忧虑，所以选举巴伐利亚公爵维特斯巴赫家族的路易四世为国王，双重选举最终导致内战，1322年腓特烈战败被俘，1325年被路易四世接受为共同执政者。1326年后，其影响仅限于奥地利。
6．维特斯巴赫家族的路易四世（1314-1347），曾任上巴伐利亚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帕拉丁公爵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上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二世之子。1314年被部分德意志贵族推举为国王，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三世对抗，1322年在巴伐利亚击败哈布斯堡家族，得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巴伐利亚，帕拉丁和莱茵等地，1340年合并了上巴伐利亚，任联合巴伐利亚公爵。1328年进军罗马，罗马贵族为其“世俗”加冕为帝（当时的罗马教皇在阿维尼翁），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质疑其加冕的合法性，但受到了德意志诸侯的抵制， 德意志贵族宣布德意志选侯有权选举皇帝，从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再需要到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了.
7．查理四世(1347-1378)，曾任卢森堡公爵、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德意志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是卢森堡家族的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之子， 1346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355年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356年查理四世发布著名的《黄金诏书》，正式承认七大选侯有权选举国王和皇帝，同时承认诸侯各邦，在自己的领土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关税权、铸币权，规定各邦的民众均隶属于他们的邦君，由此从法律上确立了德意志诸邦的独立地位，并正式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联邦体制，而将其转为了 松散的邦联体制，在原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版图里，同时独立了七大选侯国，十几个大诸侯国，两百多个小诸侯国，上千个独立骑士领地。此后的500年，德意志一直处于这样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查理四世时期，欧洲遭受了黑死病的袭击，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8．卢森堡家族的文策尔（1378-1400），曾任德意志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他是查理四世长子。1376年，查理四世通过重金贿赂，使其子文策尔当选为德意志国王，1400年，德国贵族们以其无能和过分关注其波希米亚本国事务而废黜了其德意志王位。此后文策尔统治波希米亚，但捷克很快爆发胡斯运动，文策尔处死胡斯后，捷克国内爆发了胡斯战争。
9．维特斯巴赫家族的鲁佩特（1400-1410），是帕拉丁选侯人物，曾任德意志国王。他是 帕拉丁选侯鲁佩特二世之子。1400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
10．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德(1410-1437)， 曾任勃兰登堡选侯、德意志国王、波希米亚国王、 匈牙利国王、波兰国王和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查理四世次子，文策尔的弟弟， 1382年继承其岳父安茹王室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匈牙利称路易大帝)的波兰王位，成为波兰国王。1387年，继承其妻路易一世之女玛丽的匈牙利王位，成为匈牙利国王。 1410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 1419年其兄波希米亚国王文策尔在胡斯战争中受惊吓而死,他即位波希米亚国王,此后西吉斯蒙德在捷克的胡斯战争中屡屡失败，因此迟迟未能加冕为帝，直到1433年，他才被加冕为帝。 西吉斯蒙德由于长期关注于匈牙利王国的事务，于是在1415年，将他的勃兰登堡侯国及选帝侯爵位赠与其武将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由此开始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及此后普鲁士王国的统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414年西吉斯蒙德参加了在亚琛召开的全教会议， 该次会议将当时欧洲并存的三个教皇一并废黜，并确立了世俗权利控制下的全教会议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原则，从此教皇干涉世俗政治的历史一去不返。西吉斯蒙德死后无男性继承人，卢森堡家族世系就此中断 。
10.哈布斯堡王朝
1．阿尔伯特二世(1438-1439) ，曾任奥地利大公、德意志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他是阿尔伯特二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一世的曾孙，奥地利大公阿尔伯特四世的儿子， 其妻子是西吉斯蒙德的女儿伊丽莎白。 西吉斯蒙德死后，1438年被拥立为匈牙利国王,同年当选为德意志国王。
2． 腓特烈三世(1439-1493)，曾任 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是斯蒂利亚、林提亚和卡尼奥拉公爵欧内斯特之子，阿尔伯特一世的曾孙，阿尔伯特二世的堂弟， 1439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452年，在罗马接受教皇尼古拉五世加冕为帝，是德意志最后一个由教皇加冕的皇帝。1477年，其子马克西米连和与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结婚，奥地利由此获取了勃艮第在尼德兰的大片领地，一举成为欧洲强国。哈布斯堡王朝此后通过联姻几乎统一了整个西欧，由此诞生了一句名言： “让其他人去发动战争吧，你只需和奥地利一起，享受婚姻。”
3．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曾任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勃艮第伯爵、提罗尔伯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腓特烈三世之子，1482年其妻勃艮第公爵玛丽去世后，法国入侵勃艮第，合并了法国东南部勃艮第公国大部分领地，但马克西米连却获取了勃艮第东部（称勃艮第伯国），尼德兰伯国的领地。1490年，他获取了其堂兄哈布斯堡家族提罗尔支系的西吉斯蒙德的提罗尔领地。1486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和其父共同执政)，1508年，经教皇同意，马克西米连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4．查理五世(1519-1558)，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长孙。他可能是欧洲历史上君主头衔最多的君主，而其绝大多数头衔都是哈布斯堡家族联姻的成果,这里让我把这些成果总结一下：
马克西米连的长子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一世娶了卡斯蒂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的独生女胡安娜， 于是菲利普一世死后， 查理五世于1506年继承了勃艮第公爵头衔，获取今比利时、荷兰的领地。 1516年，他继承了他外祖父斐迪南二世的阿拉贡国王，巴塞罗那伯爵、瓦伦西亚国王、那不勒斯国王、西西里国王头衔。 同年，他又从其母胡安娜那里,继承了卡斯蒂亚国王头衔。 1519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查理五世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并继承了其祖父的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提罗尔伯爵头衔。1520年，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五世在位期间，是哈布斯堡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但同时内忧外患不断。 他在位期间，从德国暴发的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 并赢得了合法地位.。1521-1553年，查理五世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争，最终确保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1526年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大帝征服了匈牙利，匈牙利王路易二世败死，1529和1533年，苏莱曼大帝两次攻打维也纳，查理五世的弟弟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不得不对奥斯曼帝国称臣。 此后哈布斯堡王朝始终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之下，直到1571的勒班托海战，查理五世的私生子约翰终于打败土耳其人，解除了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5．斐迪南一世（1558-1564），曾任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 提罗尔伯爵、 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他是卡斯蒂亚女王胡安娜和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子菲力普的次子。
6．马克西米连二世(1564-1576)，曾任奥地利大公、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 他是斐迪南一世和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的妹妹安妮之长子。
7．鲁道夫二世(1576-1612)，曾任 奥地利大公、提罗尔摄政、 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她是马克西米连二世和查理五世的女儿、西班牙菲利浦的妹妹安妮（也就是马克西米连的堂妹）的长子，马克西米连二世开始了哈布斯堡家族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近亲婚配的历史。(为避免继承权旁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之间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堂兄妹通婚)。
8．马蒂亚斯（1612-1619），曾任奥地利大公、提罗尔摄政、 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他是马克西米连二世的三子。
9．斐迪南二世(1619-1637) ，曾任内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斐迪南二世起，德意志国王头衔被中止)。他是 斐迪南一世的孙子，奥地利大公查理和巴伐利亚公主玛丽亚·安娜之子。
10．斐迪南三世(1637-1657)， 曾任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斐迪南二世与巴伐利亚公主玛丽亚·安娜(和斐迪南二世之母同名)的长子。
11．列奥波德一世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完全是中世纪式的，国王没有实权，实际权利掌握在300多个大小领主手中，所以它的统治是很分裂的。各地领主完全自治，拥有自己的军队，朝廷，甚至有收税的权力。一位商人走200公里，竟然需要交13次税！这种制度严重足碍了帝国的工商业发展。而且,教皇在此也有很大权力，著名的“什一税”就是教皇的发明。总而言之，这个帝国的国力是很差的。
另外在“30年战争”后，帝国被其他国家分成300多小国，沦为二流国家。
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德语: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 , 拉丁语: 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962年至1806年，在西欧和中欧的封建帝国。早期为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后演变为一些承认皇帝最高权威的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由市的政治联合体。其历史可追溯至罗马帝国。
955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勒赫菲尔德战役中击败马扎尔人，收复各边区。962年，奥托加冕为皇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今奥地利地区自此归属神圣罗马帝国，直到其于1806年崩溃。
【帝国世系】
911年，卡洛林王朝在东法兰克的最后一位君主孩童路易去世， 东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王统中断。 此时东法兰克王国内有五大公国，分别是巴伐利亚、士瓦本、法兰克尼亚、洛林(后来加入王国的非部族公国)以及萨克森。 为了抵御当时马扎尔人的入侵，五大诸侯和科隆大主教联合，决定不再寻求从西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中寻找王位继承人，而是从本地的五大诸侯中选举产生， 由此德意志王国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而德意志的王位继承制度也形成了和传统的世袭继承制不同的“选帝”制度.
1.法兰康拉德王朝
康拉德一世(911-918年) ，曾任法兰德意志（东法兰克）国王， 康拉德家族是和卡洛林家族同样古老的家族。 911年， 孩童路易死后，由东法兰克五大诸侯以及德意志大主教选举为德意志国王。康拉德在位期间王权极其暗弱，其影响力甚至不如萨克森、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公爵。同时他和马札儿人的作战也失利，他死前，劝说其弟埃伯哈德放弃了王位要求，并提议选举他的对手萨克森公爵亨利为他的继承人。
2.萨克森王朝(奥托王朝)
1．亨利一世(919-936年)， 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萨克森公爵奥托之子，也称为捕鸟者亨利。925年，他击败洛林公爵，将洛林并入德意志王国。 933年，亨利一世率德意志联军在里亚德击溃马扎尔人，解除了马扎尔人对德意志诸邦的威胁。至936年亨利一世去世，德意志诸邦已经统一成为一个王国，因此亨利一世被认为是第一位德意志国王和德意志民族的创建者。亨利一世娶了洛林公主，他们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为德意志国王，巴伐利亚公爵，和科隆大主教。
2．奥托一世（936-973年），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也被称为罗马皇帝，但后人一般将查理曼的帝国称为法兰克帝国或查理曼帝国，而将奥托的帝国称为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亨利一世与洛林公主的长子，也称为奥托大帝。936年在亚琛被德意志贵族选为国王。
3，奥托二世（973-983年）。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与意大利公主阿德莱德长子，961年加冕意大利和德意志国王（和其父共同执政），967年加冕皇帝（萨克森王朝君主均有为继承人在其生前加冕的习惯。）奥托二世其间，萨克森王朝达到了极盛，978年，波兰和波希米亚再次臣服，980年，奥托二世包围巴黎，迫使西法兰克国王洛泰尔放弃对洛林的主权要求。同年，奥托二世进军意大利，在罗马册立新教皇约翰十二。982年，奥托二世在意大利南部被阿拉伯人击败，他统一意大利的梦想未能实现。他的妻子是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二世的女儿。
4，奥托三世（983-1002年），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之子。983年在其父去世后，被选为国王，994年成年，995年，奥托三世在罗马拥立其堂兄为罗马教皇，称格里高利五世，格里高利五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德国人教皇。996年，教皇为奥托三世加冕为帝。
5．亨利二世（1002-1024年），巴伐利亚公爵，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的弟弟巴伐利亚公爵亨利的长孙，巴伐利亚公爵强辩者亨利（巴伐利亚世系中亨利二世）的长子。 1002年，奥托三世去世后，亨利发动政变，劫持了奥托的灵柩，在萨克森、图林根、士瓦本、洛林的贵族未参与的情况下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004年被推举为意大利国王，1014年，他进军罗马，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八世为其加冕为帝。亨利二世在位期间，为了对抗贵族势力，加强了效忠于他的主教区的权力，从此德意志神权开始壮大，最终发展成为了皇权的最大威胁。亨利二世和其妻子卢森堡公主库妮甘德没有子嗣，传说是由于他们两人订立了婚后禁欲的共同誓约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1146年他被罗马教皇尤金三世封为“圣者”。
3.萨利安王朝
1．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曾任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他是奥托一世女婿、洛林公爵康拉德的曾孙，施派尔伯爵亨利的儿子。1024年9月被德意志贵族选举为国王，开创了萨利安王朝。1026年在米兰加冕意大利国王，1027年，约翰十九世为其加冕。1028年起，康拉德二世开始对入侵奥得河流域的波兰人用兵，至1032年，波兰国王不得不放弃自封的国王头衔，改称波兰公爵，并退出了奥得河流域。1032年，勃艮第国王（当时勃艮第称王）鲁道夫三世去世， 1034年，康拉德二世入侵勃艮第，夺取了大部分勃艮第领地。
2．亨利三世（1039-1056年），士瓦本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二世和士瓦本公主吉塞拉之子。1046年亨利二世拥立德国人教皇克莱芒二世，同日新教皇为其加冕为帝。亨利三世时期，曾经征服了匈牙利（但很快失去）、摩拉维亚，王室领地拥有五大公爵领地中的三个 。
德意志皇帝权势达到了极盛,到了可以随意废立罗马教皇的地步，但到了其统治晚期，其帝国已经开始衰落，由他推动的教会改革最终推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日后成为了他儿子亨利四世的极大威胁。
3．亨利四世(1056-1106)，曾任巴伐利亚公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亨利三世和阿基坦公主阿格内斯之子， 1066年前由其母摄政。 亲政后和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1076年亨利四世遭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绝罚处分， 亨利四世不得不徒步肉袒，于1077年至卡诺莎向教皇请罪， 史称“卡诺莎事件”。亨利四世被绝罚后，反叛的德意志诸侯立刻宣布亨利四世退位，并选举士瓦本公爵鲁道夫为新国王， 德意志陷入内战， 亨利四世最终战胜了鲁道夫，砍下了他的右手。平定国内后，亨利四世立刻进军罗马， 1084年，亨利四世废黜了格里高利七世，新教皇克莱芒三世为其加冕为帝。 1098年诸侯选举其子亨利五世为国王， 和亨利四世对抗，德意志内战再度爆发， 1106年，亨利四世终于打败了亨利五世，但不久突然去世。
4．亨利五世(1106-1125)， 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和默林女伯爵之次子， 1111年被加冕为帝， 亨利五世在位期间，罗马教皇和皇帝互相敌视，混战不休， 德意志诸侯则利用皇帝和教皇的矛盾， 自行扩张他们的产业和主权，德意志王权衰微， 从此开始了德意志小邦林立的时代。亨利五世妻子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他们死后无嗣。王位落到了亨利五世的政敌，萨克森公爵洛泰尔二世手中。萨利安王朝结束。
4.苏普林堡王朝
洛泰尔二世（1125-1137）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苏普林堡伯爵格布哈特之子，1125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133年出兵意大利被教皇英诺森二世加冕为帝。他称为洛泰尔二世，是因为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中法兰克国王洛泰尔一世曾经拥有神圣罗马皇帝称号，而德意志人认为他们和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王统世系下的国家，所以称他为洛泰尔二世。洛泰尔二世在国内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和腓特烈长期内战。 在国外他对东方和北方用兵，迫使波兰和丹麦臣服，1137年他又南征意大利击败了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将西西里国王赶出了亚平宁半岛。回军途中洛泰尔二世去世，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洛泰尔死后，王位落到了霍亨斯陶芬家族手中，开始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
5.霍亨斯陶芬王朝
1．康拉德三世（1138-1152）德意志国王，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与亨利四世之女阿格尼之子。 1127康拉德三世自封为王，和皇帝洛泰尔二世爆发内战。1137年，洛泰尔二世去世，康拉德二世发动政变，于1138年由南部诸邦的诸侯选为德意志国王，但洛泰尔二世的继承人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傲慢”的亨利（洛泰尔二世的女婿，韦尔夫家族）拒绝承认，于是两派爆发内战，此后直到本世纪末，韦尔夫家族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内战一直没有停息过。1146年，康拉德三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经过拜占庭帝国时，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极大破坏，1147年，在小亚，康拉德的十字军被塞尔柱突厥人击溃，步兵军团被全歼，康拉德和其骑兵部队，仅以身免。康拉德死前未加冕为帝。并将其王位指定传给其年长的侄子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三世(士瓦本世系)。
2．腓特烈一世（1152-1190）士瓦本公爵，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的哥哥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二世的儿子，也称“红胡子腓特烈，或称巴巴罗萨（传说是红胡子的意大利语）。1152年受其叔康拉德三世之托，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155年，罗马教皇阿德里安二世为其加冕为帝，但他拒绝按惯例为教皇牵马，并下令骑士屠杀了上千名罗马人。腓特烈一世力图恢复查理曼帝国的荣耀，一生东征西讨，1156年，他获取了勃艮第的大片领地，并将韦尔夫家族的巴伐利亚分出一部分给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巴本堡家族，建立了奥地利公国，从此奥地利从德意志分离 。1158年起，直至1177年，他四度出征意大利，与米兰、威尼斯、西西里以及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联盟反复争斗，终于在1176年被伦巴第人在米兰附近击败，腓特烈不得不在威尼斯向亚历山大三世下跪屈服。1189年，年近70岁的腓特烈一世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行动，和法王腓力二世，英王狮心理查一起前往圣地，1190年，腓特烈一世在横渡安纳托利亚半岛东南的萨勒夫河时不幸落水身亡。腓特烈一世被认为是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典范，因而很多传说说他没有死，他孙子、著名的腓特烈二世便告诉他的德意志人民，巴巴罗萨是在图林根的基夫霍伊泽尔山里的神殿中沉睡，一旦雄鹰离开了这座山，他就会苏醒。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就用这样的神话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
3．亨利六世（1190-1197）德意志国王，西西里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与勃艮第女伯爵比阿特丽斯之次子，1190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娶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之女康斯坦丝。1191年由教皇切莱斯廷二世为其加冕为帝，1194年出征西西里，加冕西西里国王，从此西西里王国的诺曼人王统世系中断。（最后一任诺曼人西西里国王是1189年去世的亨利六世妻子的侄子威廉三世），亨利六世统一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从此西西里王国称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或称两西西里王国。
4.菲利普（1198-1208）士瓦本公爵，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和比阿特丽斯的幼子。也称士瓦本的菲利浦。亨利六世去世后，其子年幼，于是拥护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贵族选举菲利普为国王。但支持韦尔夫家族的诸侯在亚琛却选举了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为国王，内战再次爆发。1205年，得到诸侯支持的菲利浦在亚琛再次加冕国王。1208年6月21日，菲利普被巴伐利亚的帕拉丁伯爵谋杀，原因据说是菲利普拒绝吻帕拉丁伯爵女儿的手。
6.韦尔夫王朝
1． 奥托四世（1198-1215），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皇帝，巴伐利亚公爵和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和英王亨利二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的长子，从小生活在英国，由其舅舅狮心王理查抚养。1198年，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贵族推选奥托四世为德意志国王，并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菲利浦爆发内战，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为其加冕为帝。但此后奥托四世入侵亨利六世之子腓特烈二世的两西西里王国，英诺森三世将其绝罚。 1211年，德意志诸侯在纽伦堡会议中，废除了奥托四世的国王称号，并选举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为国王。但奥托拒绝退位，1214年，他和英国约翰国王组成的联军被法王腓力二世在布汶会战中击溃，1215年，奥托不得不宣布退位。自奥托四世统治时期开始，德意志骑士开始了持续200年的向东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形成了称为东勃兰登堡（东普鲁士）的国家，日后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龙兴之地。另外，由于内战不断，为求自保，德意志的城市同盟组织也开始形成于这一时期。
7.霍亨斯陶芬王朝
腓特烈二世（1212-1250）德意志国王，两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和西西里的康斯坦丝的长子。1197年，腓特烈二世即其父的两西西里王位，1212年纽伦堡会议被选为国王， 1220年，罗马教皇奥纳鲁斯三世为其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一生在藐视教廷权威的生涯中度过。1227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因为他未能及时率十字军出征而将其绝罚，但被绝罚之后， 他却于1228年率军东征，从埃及人手里收复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1229年他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行加冕耶路撒冷国王。随后回军击败入侵西西里的教皇国军队，迫使教皇将其赦免。1239年，格里高利九世再次对其处以绝罚，1240年腓特烈二世入侵教皇国。1243年，腓特烈二世击败继任教皇英诺森四世，英诺森四世逃往法国，从此罗马教皇开始受法王影响。1248年，腓特烈二世被意大利城市联盟击败，丢失了他占领的意大利中部领地。1250年他于平静中去世。腓特烈二世会九种语言，并可以用其中的七种文字书写，（在当时，绝大多数国王和贵族都是文盲）。他热衷于科学和经济学，他在他的帝国内废除了垄断经营权，国内通行税和国内关税，成为当时西方最现代，最有头脑的君主。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从本质来说是个纯粹的意大利人，他出生成长在意大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度过，他对德国事务关心很少，自他死后，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就已不复存在，此后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有皇帝尊号，但其帝国的国家形式已不复存在，所谓“既无罗马，也不神圣，更不是个帝国”。
康拉德二世（1250-1254），德意志国王，两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国王。腓特烈二世和耶路撒冷女王约兰德的次子。1237年，腓特烈二世与其长子亨利七世闹翻，（1220年，亨利七世被热衷西西里事务的腓特烈二世指定为德意志国王，但亨利七世未被列入德意志王室世系中。）于是腓特烈二世令德意志贵族选举康拉德四世为德意志国王。1250年腓特烈二世死后，他继承了西西里王位。1251年，康拉德受德意志贵族的排挤，放弃了德意志，专心于西西里事务，但和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依然未能和解。 1254年，患流感去世。其子曼弗雷德和康拉丁先后继承西西里王位，但受教皇支持的安茹公爵查理为争夺西西里王位，与康拉丁爆发战争，1268年，康拉丁战败被俘，并在那不勒斯市场被斩首。 霍亨斯陶芬王室世系就此终结，而西西里世系则转入安茹王室之中。
8.空位时期 (1254-1273)
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德意志和意大利陷入混乱， 荷兰伯爵威廉二世，西班牙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三世，英国康沃尔伯爵理查都曾被一部分诸侯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 而意大利则陷于法国安茹家族和西西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混战之中，此时德意志形成了七大选侯制度，德意志国王从此由七大选侯选举，他们分别是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帕拉丁公爵，勃兰登堡公爵和波希米亚国王。
9.混和家族世系时期
1．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1283-1291)。曾任 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伯爵、 奥地利公爵、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和卡尼奥拉公爵。他是哈布斯堡伯爵阿尔伯特四世之子。1273年，德意志七大选侯选举毫无势力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为德意志国王，目的显然是为了剥夺德意志王国的中央权力。但受到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的反对。鲁道夫一世不顾自己六十高龄，亲自讨伐奥托卡二世，并在1278年将奥托卡二世击败并杀死。 鲁道夫通过这次战争，从波希米亚手里夺取了奥地利公国，卡林提亚公国（今奥地利卡林提亚），斯蒂利亚公国（今奥地利格拉茨），卡尼奥拉（在今天的斯洛文尼亚），由此哈布斯堡王室一夜之间由微不足道的家族一跃而为势力极大的诸侯。并奠定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核心，此后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奥地利达六百年之久。
2．拿骚家族的阿道夫（1292-1298），曾任德意志国王和拿骚伯爵。他是拿骚伯爵沃拉姆二世之子。1292年德意志选侯选举毫无势力和影响力的拿骚伯爵为德意志国王取代势力大增的哈布斯堡家族。阿道夫在位期间由于提出对邻近的图林根的领土要求，遭到德意志诸侯的反对，其王位被德意志贵族废黜，阿道夫试图夺回王位，但在美因茨附近的战斗中被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一世杀死。
3．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一世（1298-1308），曾任德意志国王和奥地利公爵。1298年，阿尔伯特联合诸侯，废黜了阿道夫国王，并被选为新国王。阿尔伯特在位期间，力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波希米亚国王，并对西北的荷兰，泽兰，西南的图林根和麦森都提出了领土要求，但遭到德意志诸侯的反对，无一得手。1308年，在士瓦本被其侄子约翰刺杀。
4．卢森堡家族的亨利七世（1308-1313），曾任卢森堡伯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卢森堡伯爵亨利三世之子。1308年阿尔伯特一世遇刺后，德意志选侯再次挑选了毫无势力的卢森堡伯爵继任德意志国王。1310年，在罗马由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指定的枢机主教（当时克莱门特五世的教廷，已被法王腓力四世迁往法国的阿维尼翁）为其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自腓特烈二世后第一位被加冕的皇帝。1313年亨利七世出征西西里，在锡耶纳附近死于军中。
5．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三世（1314-1326）曾任奥地利公爵和德意志国王。他是阿尔伯特一世的次子。1314年，被四个选侯在法兰克福选为德意志国王，但其他德意志诸侯对哈布斯堡家族势力感到忧虑，所以选举巴伐利亚公爵维特斯巴赫家族的路易四世为国王，双重选举最终导致内战，1322年腓特烈战败被俘，1325年被路易四世接受为共同执政者。1326年后，其影响仅限于奥地利。
6．维特斯巴赫家族的路易四世（1314-1347），曾任上巴伐利亚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帕拉丁公爵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上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二世之子。1314年被部分德意志贵族推举为国王，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三世对抗，1322年在巴伐利亚击败哈布斯堡家族，得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巴伐利亚，帕拉丁和莱茵等地，1340年合并了上巴伐利亚，任联合巴伐利亚公爵。1328年进军罗马，罗马贵族为其“世俗”加冕为帝（当时的罗马教皇在阿维尼翁），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质疑其加冕的合法性，但受到了德意志诸侯的抵制， 德意志贵族宣布德意志选侯有权选举皇帝，从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再需要到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了.
7．查理四世(1347-1378)，曾任卢森堡公爵、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德意志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是卢森堡家族的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之子， 1346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355年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356年查理四世发布著名的《黄金诏书》，正式承认七大选侯有权选举国王和皇帝，同时承认诸侯各邦，在自己的领土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关税权、铸币权，规定各邦的民众均隶属于他们的邦君，由此从法律上确立了德意志诸邦的独立地位，并正式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联邦体制，而将其转为了 松散的邦联体制，在原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版图里，同时独立了七大选侯国，十几个大诸侯国，两百多个小诸侯国，上千个独立骑士领地。此后的500年，德意志一直处于这样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查理四世时期，欧洲遭受了黑死病的袭击，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8．卢森堡家族的文策尔（1378-1400），曾任德意志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他是查理四世长子。1376年，查理四世通过重金贿赂，使其子文策尔当选为德意志国王，1400年，德国贵族们以其无能和过分关注其波希米亚本国事务而废黜了其德意志王位。此后文策尔统治波希米亚，但捷克很快爆发胡斯运动，文策尔处死胡斯后，捷克国内爆发了胡斯战争。
9．维特斯巴赫家族的鲁佩特（1400-1410），是帕拉丁选侯人物，曾任德意志国王。他是 帕拉丁选侯鲁佩特二世之子。1400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
10．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德(1410-1437)， 曾任勃兰登堡选侯、德意志国王、波希米亚国王、 匈牙利国王、波兰国王和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查理四世次子，文策尔的弟弟， 1382年继承其岳父安茹王室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匈牙利称路易大帝)的波兰王位，成为波兰国王。1387年，继承其妻路易一世之女玛丽的匈牙利王位，成为匈牙利国王。 1410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 1419年其兄波希米亚国王文策尔在胡斯战争中受惊吓而死,他即位波希米亚国王,此后西吉斯蒙德在捷克的胡斯战争中屡屡失败，因此迟迟未能加冕为帝，直到1433年，他才被加冕为帝。 西吉斯蒙德由于长期关注于匈牙利王国的事务，于是在1415年，将他的勃兰登堡侯国及选帝侯爵位赠与其武将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由此开始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及此后普鲁士王国的统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414年西吉斯蒙德参加了在亚琛召开的全教会议， 该次会议将当时欧洲并存的三个教皇一并废黜，并确立了世俗权利控制下的全教会议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原则，从此教皇干涉世俗政治的历史一去不返。西吉斯蒙德死后无男性继承人，卢森堡家族世系就此中断 。
10.哈布斯堡王朝
1．阿尔伯特二世(1438-1439) ，曾任奥地利大公、德意志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他是阿尔伯特二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一世的曾孙，奥地利大公阿尔伯特四世的儿子， 其妻子是西吉斯蒙德的女儿伊丽莎白。 西吉斯蒙德死后，1438年被拥立为匈牙利国王,同年当选为德意志国王。
2． 腓特烈三世(1439-1493)，曾任 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是斯蒂利亚、林提亚和卡尼奥拉公爵欧内斯特之子，阿尔伯特一世的曾孙，阿尔伯特二世的堂弟， 1439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1452年，在罗马接受教皇尼古拉五世加冕为帝，是德意志最后一个由教皇加冕的皇帝。1477年，其子马克西米连和与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结婚，奥地利由此获取了勃艮第在尼德兰的大片领地，一举成为欧洲强国。哈布斯堡王朝此后通过联姻几乎统一了整个西欧，由此诞生了一句名言： “让其他人去发动战争吧，你只需和奥地利一起，享受婚姻。”
3．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曾任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勃艮第伯爵、提罗尔伯爵、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腓特烈三世之子，1482年其妻勃艮第公爵玛丽去世后，法国入侵勃艮第，合并了法国东南部勃艮第公国大部分领地，但马克西米连却获取了勃艮第东部（称勃艮第伯国），尼德兰伯国的领地。1490年，他获取了其堂兄哈布斯堡家族提罗尔支系的西吉斯蒙德的提罗尔领地。1486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和其父共同执政)，1508年，经教皇同意，马克西米连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4．查理五世(1519-1558)，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长孙。他可能是欧洲历史上君主头衔最多的君主，而其绝大多数头衔都是哈布斯堡家族联姻的成果,这里让我把这些成果总结一下：
马克西米连的长子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一世娶了卡斯蒂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的独生女胡安娜， 于是菲利普一世死后， 查理五世于1506年继承了勃艮第公爵头衔，获取今比利时、荷兰的领地。 1516年，他继承了他外祖父斐迪南二世的阿拉贡国王，巴塞罗那伯爵、瓦伦西亚国王、那不勒斯国王、西西里国王头衔。 同年，他又从其母胡安娜那里,继承了卡斯蒂亚国王头衔。 1519年，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查理五世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并继承了其祖父的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提罗尔伯爵头衔。1520年，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五世在位期间，是哈布斯堡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但同时内忧外患不断。 他在位期间，从德国暴发的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 并赢得了合法地位.。1521-1553年，查理五世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争，最终确保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1526年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大帝征服了匈牙利，匈牙利王路易二世败死，1529和1533年，苏莱曼大帝两次攻打维也纳，查理五世的弟弟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不得不对奥斯曼帝国称臣。 此后哈布斯堡王朝始终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之下，直到1571的勒班托海战，查理五世的私生子约翰终于打败土耳其人，解除了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5．斐迪南一世（1558-1564），曾任奥地利大公、斯蒂利亚公爵、卡林提亚公爵、 卡尼奥拉公爵、 提罗尔伯爵、 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他是卡斯蒂亚女王胡安娜和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子菲力普的次子。
6．马克西米连二世(1564-1576)，曾任奥地利大公、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 他是斐迪南一世和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的妹妹安妮之长子。
7．鲁道夫二世(1576-1612)，曾任 奥地利大公、提罗尔摄政、 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她是马克西米连二世和查理五世的女儿、西班牙菲利浦的妹妹安妮（也就是马克西米连的堂妹）的长子，马克西米连二世开始了哈布斯堡家族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近亲婚配的历史。(为避免继承权旁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之间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堂兄妹通婚)。
8．马蒂亚斯（1612-1619），曾任奥地利大公、提罗尔摄政、 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他是马克西米连二世的三子。
9．斐迪南二世(1619-1637) ，曾任内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斐迪南二世起，德意志国王头衔被中止)。他是 斐迪南一世的孙子，奥地利大公查理和巴伐利亚公主玛丽亚·安娜之子。
10．斐迪南三世(1637-1657)， 曾任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斐迪南二世与巴伐利亚公主玛丽亚·安娜(和斐迪南二世之母同名)的长子。
11．列奥波德一世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完全是中世纪式的，国王没有实权，实际权利掌握在300多个大小领主手中，所以它的统治是很分裂的。各地领主完全自治，拥有自己的军队，朝廷，甚至有收税的权力。一位商人走200公里，竟然需要交13次税！这种制度严重足碍了帝国的工商业发展。而且,教皇在此也有很大权力，著名的“什一税”就是教皇的发明。总而言之，这个帝国的国力是很差的。
另外在“30年战争”后，帝国被其他国家分成300多小国，沦为二流国家。
关于大学组织特性的理性思考
【 文献号 】1-635
【原文出处】高等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49～52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关于大学组织特性的理性思考
【 作 者 】眭依凡
【作者简介】眭依凡，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内容提要】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大学作为一种现代组织，除具有一般组织所共有的特征外，还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十分突出的特性，即复杂性、多样性、统一性、开放性、矛盾性五大特性。
【关 键 词】大学/组织特性/组织结构
【 正 文 】
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 ）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大学的发展过程后，给我们提出过如下忠告：“谁都在谈大学”，但是，“一个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因为，“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1] 哈罗德·珀金的话虽不是振聋发聩之言，但它确实应当引起我们认真地思考有关大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大学是什么？大学组织有哪些特性？
一、大学是什么
从哈罗德的话中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即“大学”是一个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发展的概念。由此产生“大学”定义就包含了人们看待大学的价值取向。正如哈罗德所分析的那样，大学“也像其它社会机构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社会结构的、文化的、科学的或政策的角度——去看很不相同”[2]。 由于人们所持的价值取向不同，故在识别大学的本质特征、基本属性及形成大学的价值要求等方面也就难以求同。反映人们价值取向的大学定义，说的是“大学应是什么”，如西蒙·施瓦兹曼（Simon Schwartzman ）认为“大学是追求知识的学者的团体”[3]， 纽曼强调“大学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4]，弗莱克斯纳（Abrahan Flexner）持“大学本质上是做学问的场所”[5]的观点，而伯顿则坚持“大学是学者进行教学、 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6]另一类不带价值取向、 只对事实的本质概括的定义，说的是“大学是什么”。为了说明“大学是什么”，我们根据“种类加最邻近属”这一逻辑定义的方法，对大学作如下界定：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其包括两层意义：大学是一种“社会组织”（最近邻属），这一社会组织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种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最能反映大学本质属性且又能适应不同时空背景下各种教育情境的“大学”概念，当然这也是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大学”概念。从空间范围上，该定义揭示了各国大学共同的特质；从时间序列上，该定义反映了各时代大学共有的特性。因此，上述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我们还可以利用“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这一基本论断，对“大学”作更精细的表述：大学是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综合性或多科性普通高等学校。这里我们把“大学”的最邻近属由外延更小的“普通高等学校”替代外延过大的“社会组织”，把“种差”由内涵更少的“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综合性或多科性的”替代内涵更多的“实施高等教育的”。这一定义使大学区别于其他如专科性、单科性、非学历或非正规学历、非全日制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美国等国家，大学一般必须有1个文理学院和2个或更多的专业学院，并被认可在广泛的学科领域里有权授予学士以上学位。据我国国务院1986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规定，大学设置须符合如下条件：（1）主要培养本科以上人才；（2）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8个学科门类中，有3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3 ）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4 ）全日制在校生计划规模在5000人以上。
必须指出的是，具有科学分类意义的大学并非单指冠名“大学”（University）的高等学校，一些满足上述“大学”之种差要求的、独立设置的学院（College、Institute），也归类于“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巴黎理工学校等世界著名学府都具有大学的性质，只是称谓不同罢了。本文主要研究具有科学分类意义的正规大学及独立设置的学院的组织特性，但研究的结论对其他高等学校亦有参考价值。
二、大学组织的特性分析
何谓组织？组织是一种由人们组成的、具有明确目的和系统性结构的实体。任何组织都应当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一般以一个或一组目标表示；第二，是由人组成的；第三，形成了某种系统性的结构，即社会分工后的责权关系，用以规范成员的行为。大学作为一种现代组织，毫无例外地具有一般组织所共有的特征。但是大学还具有下列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十分突出的特性。
1.复杂性
大学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大学组织的复杂性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 ）活动复杂：如果说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的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的话，那么大学就是对高深学问进行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的机构，它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为根本目的进行组织定位，使其活动构成不是社会化的“一般劳动”，而是具有探索性、艰巨性、长期性、创造性以及既有个体性又有群体性特征的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2 ）成员复杂：这是大学组织活动复杂的必然结果，复杂的劳动只有由掌握了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来担任，这些人是“一群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的敬意、不肯屈服于知识之外的压力并严肃追求科学、具有独立人格并以科学为是非准绳的知识分子。”[7] 由于劳动的性质和对知识的占有，使他们更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参与要求和更独立的个性。（3）结构复杂：即机构复杂， 其原因一方面大学本身就是一种从学科出发，然后围绕许多学科发展起来的集劳动分工、信念形成、权责分配于一体的、有科层性质的、庞大的综合机构；另一方面，大学内部成员的复杂也导致了其结构性关系的复杂，如组织成员之间既有制度化的正规关系又存在非制度化的非正规关系，不能忽视的是这种非正规关系对大学各级组织的影响作用甚大；此外，大学组织的权力结构也不单纯，它具有教授个人权力、教授行会权力（学院式权力）、大学行政权力及大学董事会权力并存的权力构架。（4 ）环境复杂：系统科学和组织理论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组织是其生存的一般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相分离的。大学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循这一生存规则。但是应予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大学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如果我们从它是需要通过努力竞争来获取稀缺的社会资源（资金、物资、学生等）并在学校内部进行合理配置而生存、而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它，大学事实上就存在经济实体的一些性质，这样我们就不能把大学单纯看成是只强调理性的知识组织，还应承认它是需要环境适应的社会组织。基于大学对社会资源的强烈渴求及大学固有的属性特征，社会环境对大学的制约和要求并非单一，大学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因此而产生。
2.多样性
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在他的《高等教育系统》一书，录引了法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如下一段话：“很少能找到一种机构，既是那么统一，又是那么多样；无论它用什么伪装都可以认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它和任何其他机构完全相同。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构成大学是中世纪生活的自发产物的最后证明；因为只有活的东西才能这样尽量充分保持它们的个性，同时使它们自己服从和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变化。”[8] 伯顿·克拉克对这段话的高度重视是有原因的，它揭示了大学组织最基本的特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大学组织的多样性表现为：（1）职能多样：放眼各类社会组织，恐怕很难再找到类似大学能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于一身的组织，况且它们还是外延较大的集合概念，每项职能下面都包含了更多的与其内涵相关的具体职能，譬如社会服务就包括了科学咨询、专利出售、资源共享、产学合作、社区改革、人员培训等。大学职能的多样性，一方面来自人类社会发展对大学不断提出要求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大学本质属性必然外显的结果。教育基本理论认为，教育组织至少有三个要素：教育者的有目的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由于“教育者活动的目的产生于对社会需求的选择，归根到底受社会需求及社会条件制约；教育资料源于文化；教育对象是有待培养的人”[9]。 因此，教育的社会本位、文化本位、个体本位的价值自然形成。对大学而言，这三类价值以育人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出现，外部表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2 ）目标多样：大学目标多样性体现在各国都建有自己的高等教育目标，且每一所大学均形成了体现各自办学特色的目标倾向及多目标体系。如美国学者爱德华·格罗斯（Edward Gross）和鲍尔·格兰巴斯（Paul Grambach ）在一项有68所含研究生院的公私立大学参加的，受询者主要是校长、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关于大学目标选择的问卷调查中，根据美国大学的实际状况列出了47项大学目标，调查结果如表1[10]所示。另外， 大学的多样性特征还明显地反映在办学模式、办学风格、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系等诸多方面。
表1 受询者察觉的目标和推荐的目标
A、头7个可察觉的目标 B、头7个推荐的目的
1.保护学术自由; 1.保护学术自由;
2.增强/保持声望; 2.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3.保证重要计划的高质量; 3.培养学生的智力;
4.保持捐助者的信任; 4.保证所有计划的高质量;
5.保持时代特点; 5.传播新思想;
6.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6.保持时代特点;
7.坚持纯学术研究。 7.保持重点计划的最高质量
最后4个目标 最后4个目标
44.重视本科生的教学 44.重视本科生的教学;
45.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45.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行;
46.维持学校特点; 46.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47.培养学生良好品行. 47.维持学校特点.
3.统一性
弗勒德利克·伯得斯通（Frederick E.Balder－ston）在他的近著《管理现代大学》中称：“大学是我们最伟大且最恒久的社会机构。”[11]自有近代大学基本特征的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1158年）、牛津大学（英国，1168年）、巴黎大学（法国，1180年）等中世纪大学问世以来，大学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历史。大学的生命力和恒久性原因何在？查理大学的校长卡雷尔·马理（Karel Maly）的回答切中要害，“我们说它的古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它的悠久历史的表面的重视，而首先的、也是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我们为了今天和明天赖以汲取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12]教育专家安德森（G·L·Anderson）在比较了现代大学和中世纪大学的诸多特征后指出：“现代大学，即使其机构已经扩大并且变得更加复杂，但在结构上与中世纪大学相比没有发生变化。”[13]没有哪个组织像大学一样受历史影响最深、最持久而能保证其本征结构不变，大学是唯一能称为历史发展文化积淀的产物。大学随历史进程而不变地追求、传播真理和创造、传播知识的本质属性，构成了世界各国所有大学的共性，即“它们都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和办学宗旨，吸收着共同的遗产。”[14]这就是大学的统一性，统一性使处在多样性发展的世界各国的大学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并因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
4.开放性
从历史来看，早期的大学确实是学者自发聚集研讨交流学问的场所，社会并未给予它们太多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这个社会具有什么类型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当它认识到需要建立一种机构来传递深奥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创造新的知识时，大学因此受到社会的青睐。从此，正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批评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早年出版的《美国、 英国和德国大学》（1930年）一书写到的那样：“大学不是某个时代一般社会组织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社会组织之内的东西……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东西”，它是“时代的表现，并对当时和将来都产生影响。”[15]社会对大学的日益依赖，迫使大学不能只生活在封闭的自我关系中求得内在适应，更应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通过感知和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外在适应，通过不断吸收社会资源来实现自己影响社会的抱负。大学这一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开放性，使大学日臻成熟，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更趋完善和社会作用的进一步增强。其实，现代大学的稳定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的开放和对环境的吸收。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竞争的加剧，社会各组织愈加需要通过彼此的高度依赖和相互影响来支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据塞尔斯尼克的结构——功能分析理论，现代组织的这一特征亦可表述为：对环境的吸收是保持正规组织稳定、生存和进化的必要方式。相反，自我封闭则导致组织发展的停滞、落后进而窒息。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组织，更有赖于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吸收来获得活力。倘若其把自己闭锁在一个近似与世隔绝的学术禁区内，不仅容易引起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更严重的是它们由于失去了与社会在物质、信息、人才等资源方面的正常交流而不能形成自调节、自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进而也就逃脱不了停滞、落后以至窒息的厄运。那些取向内部自我完善的大学改革由于受到封闭的制约，最终都很难深化。但那些取向主动服务于社会的大学改革则截然相反，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从社会环境中获得发展改善的条件，从而最终达到同样的目标。其实，作为与现代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领域高度相关的教育组织，大学稳定、发展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只能是单纯的内在适应，它们应具有外在适应的能力。能否较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关系到大学的社会价值及其存活，而对社会的开放或社会化又是高校外在适应的必然前提。
5.矛盾性
大学作为一个大的事物，它既有一切组织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普遍性，又有它作为特殊组织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特殊性。研究大学运动过程中的矛盾性，有利于我们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大学组织及正确处理大学发展中的矛盾，以便针对性地引导大学选择正确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其实，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大学是充满许多矛盾及其冲突的社会组织。这里仅例举一些主要矛盾。第一，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的矛盾：对大学来说，它期待“按照个体和知识的发展规律来促进他们的完善，从而展现自身的精神价值和学术价值”；但对社会现实需要而言，“它总是希望大学能够在现实的发展中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16]第二，大学是坚持精英教育传统还是致力于为大众教育服务的矛盾：前者出于大学必须培养高质量专家的考虑，但客观上它只能为少数人尤其是为处于地位优越的特权阶层服务；后者则是为了实现教育民主的理想，满足群众性尤其是平民高等教育的需要。第三，大学以自由教育为目的还是专业教育为目的的矛盾：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给大众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17]，以及获得广博知识和思考能力；而专业教育则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谋生必需的职业能力为目的，强调大学教育的实用性。第四，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矛盾：大学究竟是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职能的教学机构，还是创造知识、探索真理的研究机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新模式，虽为各国大学争相仿效，但教学为主体还是科研为主体的矛盾至今尚未根本解决。第五，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配的矛盾：大学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影响到该组织的运行方向和运行状态。行政权力来自校长及其他行政管理者，学术权力被学术人员所掌握。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在于它既需要加强校级行政权力来保持大学这个复杂庞大机构的整体性、一致性，又要注意教授及教授团体参与民主治校必需的学术权力，而大学任务和权力的分散也是大学组织的内在特性之一。权力分配的矛盾性即表现为两者都期待削弱对方的权力而扩充自己的权力范围。此外从机构特征而言，大学还存在保守力量和变革力量的矛盾，等等。
从组织分析的角度看，大学组织主要有复杂性、多样性、统一性、开放性和矛盾性五大特性。大学是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学术组织。认识大学组织的特性是掌握大学规律的基本前提。因此，讨论分析大学组织的特性是探讨大学规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1］［2］［3］［5］［6］［美］伯顿·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5；44；234；38；22
［4］［英］纽曼.大学的理想.见：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790
［7］眭依凡.改造社会：未来大学新职能.上海高教研究，1995 （3）
［8］［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9］陈桂生.教育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7
［10］眭依凡编译.高校目标适切性的评估.大学教育论坛，1991（3）
［11］Frederick E Balderston,Managing.Today's University.Strategies for Viability,Change,and Excellence.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5.1
［12］朱伟光等编著.查理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1
［13］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管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289
［14］［澳］马尔科姆·斯基尔贝克等. 高等教育的管理与资金筹措.教育展望·中文版，1999（3）
［15］［17］［美］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2
［16］赵婷婷.论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的矛盾. 厦门大学高教所99届博士生论文：12
【原文出处】高等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49～52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关于大学组织特性的理性思考
【 作 者 】眭依凡
【作者简介】眭依凡，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内容提要】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大学作为一种现代组织，除具有一般组织所共有的特征外，还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十分突出的特性，即复杂性、多样性、统一性、开放性、矛盾性五大特性。
【关 键 词】大学/组织特性/组织结构
【 正 文 】
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 ）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大学的发展过程后，给我们提出过如下忠告：“谁都在谈大学”，但是，“一个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因为，“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1] 哈罗德·珀金的话虽不是振聋发聩之言，但它确实应当引起我们认真地思考有关大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大学是什么？大学组织有哪些特性？
一、大学是什么
从哈罗德的话中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即“大学”是一个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发展的概念。由此产生“大学”定义就包含了人们看待大学的价值取向。正如哈罗德所分析的那样，大学“也像其它社会机构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社会结构的、文化的、科学的或政策的角度——去看很不相同”[2]。 由于人们所持的价值取向不同，故在识别大学的本质特征、基本属性及形成大学的价值要求等方面也就难以求同。反映人们价值取向的大学定义，说的是“大学应是什么”，如西蒙·施瓦兹曼（Simon Schwartzman ）认为“大学是追求知识的学者的团体”[3]， 纽曼强调“大学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4]，弗莱克斯纳（Abrahan Flexner）持“大学本质上是做学问的场所”[5]的观点，而伯顿则坚持“大学是学者进行教学、 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6]另一类不带价值取向、 只对事实的本质概括的定义，说的是“大学是什么”。为了说明“大学是什么”，我们根据“种类加最邻近属”这一逻辑定义的方法，对大学作如下界定：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其包括两层意义：大学是一种“社会组织”（最近邻属），这一社会组织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种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最能反映大学本质属性且又能适应不同时空背景下各种教育情境的“大学”概念，当然这也是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大学”概念。从空间范围上，该定义揭示了各国大学共同的特质；从时间序列上，该定义反映了各时代大学共有的特性。因此，上述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我们还可以利用“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这一基本论断，对“大学”作更精细的表述：大学是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综合性或多科性普通高等学校。这里我们把“大学”的最邻近属由外延更小的“普通高等学校”替代外延过大的“社会组织”，把“种差”由内涵更少的“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综合性或多科性的”替代内涵更多的“实施高等教育的”。这一定义使大学区别于其他如专科性、单科性、非学历或非正规学历、非全日制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美国等国家，大学一般必须有1个文理学院和2个或更多的专业学院，并被认可在广泛的学科领域里有权授予学士以上学位。据我国国务院1986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规定，大学设置须符合如下条件：（1）主要培养本科以上人才；（2）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8个学科门类中，有3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3 ）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4 ）全日制在校生计划规模在5000人以上。
必须指出的是，具有科学分类意义的大学并非单指冠名“大学”（University）的高等学校，一些满足上述“大学”之种差要求的、独立设置的学院（College、Institute），也归类于“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巴黎理工学校等世界著名学府都具有大学的性质，只是称谓不同罢了。本文主要研究具有科学分类意义的正规大学及独立设置的学院的组织特性，但研究的结论对其他高等学校亦有参考价值。
二、大学组织的特性分析
何谓组织？组织是一种由人们组成的、具有明确目的和系统性结构的实体。任何组织都应当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一般以一个或一组目标表示；第二，是由人组成的；第三，形成了某种系统性的结构，即社会分工后的责权关系，用以规范成员的行为。大学作为一种现代组织，毫无例外地具有一般组织所共有的特征。但是大学还具有下列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十分突出的特性。
1.复杂性
大学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大学组织的复杂性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 ）活动复杂：如果说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的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的话，那么大学就是对高深学问进行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的机构，它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为根本目的进行组织定位，使其活动构成不是社会化的“一般劳动”，而是具有探索性、艰巨性、长期性、创造性以及既有个体性又有群体性特征的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2 ）成员复杂：这是大学组织活动复杂的必然结果，复杂的劳动只有由掌握了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来担任，这些人是“一群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的敬意、不肯屈服于知识之外的压力并严肃追求科学、具有独立人格并以科学为是非准绳的知识分子。”[7] 由于劳动的性质和对知识的占有，使他们更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参与要求和更独立的个性。（3）结构复杂：即机构复杂， 其原因一方面大学本身就是一种从学科出发，然后围绕许多学科发展起来的集劳动分工、信念形成、权责分配于一体的、有科层性质的、庞大的综合机构；另一方面，大学内部成员的复杂也导致了其结构性关系的复杂，如组织成员之间既有制度化的正规关系又存在非制度化的非正规关系，不能忽视的是这种非正规关系对大学各级组织的影响作用甚大；此外，大学组织的权力结构也不单纯，它具有教授个人权力、教授行会权力（学院式权力）、大学行政权力及大学董事会权力并存的权力构架。（4 ）环境复杂：系统科学和组织理论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组织是其生存的一般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相分离的。大学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循这一生存规则。但是应予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大学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如果我们从它是需要通过努力竞争来获取稀缺的社会资源（资金、物资、学生等）并在学校内部进行合理配置而生存、而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它，大学事实上就存在经济实体的一些性质，这样我们就不能把大学单纯看成是只强调理性的知识组织，还应承认它是需要环境适应的社会组织。基于大学对社会资源的强烈渴求及大学固有的属性特征，社会环境对大学的制约和要求并非单一，大学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因此而产生。
2.多样性
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在他的《高等教育系统》一书，录引了法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如下一段话：“很少能找到一种机构，既是那么统一，又是那么多样；无论它用什么伪装都可以认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它和任何其他机构完全相同。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构成大学是中世纪生活的自发产物的最后证明；因为只有活的东西才能这样尽量充分保持它们的个性，同时使它们自己服从和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变化。”[8] 伯顿·克拉克对这段话的高度重视是有原因的，它揭示了大学组织最基本的特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大学组织的多样性表现为：（1）职能多样：放眼各类社会组织，恐怕很难再找到类似大学能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于一身的组织，况且它们还是外延较大的集合概念，每项职能下面都包含了更多的与其内涵相关的具体职能，譬如社会服务就包括了科学咨询、专利出售、资源共享、产学合作、社区改革、人员培训等。大学职能的多样性，一方面来自人类社会发展对大学不断提出要求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大学本质属性必然外显的结果。教育基本理论认为，教育组织至少有三个要素：教育者的有目的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由于“教育者活动的目的产生于对社会需求的选择，归根到底受社会需求及社会条件制约；教育资料源于文化；教育对象是有待培养的人”[9]。 因此，教育的社会本位、文化本位、个体本位的价值自然形成。对大学而言，这三类价值以育人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出现，外部表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2 ）目标多样：大学目标多样性体现在各国都建有自己的高等教育目标，且每一所大学均形成了体现各自办学特色的目标倾向及多目标体系。如美国学者爱德华·格罗斯（Edward Gross）和鲍尔·格兰巴斯（Paul Grambach ）在一项有68所含研究生院的公私立大学参加的，受询者主要是校长、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关于大学目标选择的问卷调查中，根据美国大学的实际状况列出了47项大学目标，调查结果如表1[10]所示。另外， 大学的多样性特征还明显地反映在办学模式、办学风格、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系等诸多方面。
表1 受询者察觉的目标和推荐的目标
A、头7个可察觉的目标 B、头7个推荐的目的
1.保护学术自由; 1.保护学术自由;
2.增强/保持声望; 2.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3.保证重要计划的高质量; 3.培养学生的智力;
4.保持捐助者的信任; 4.保证所有计划的高质量;
5.保持时代特点; 5.传播新思想;
6.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6.保持时代特点;
7.坚持纯学术研究。 7.保持重点计划的最高质量
最后4个目标 最后4个目标
44.重视本科生的教学 44.重视本科生的教学;
45.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45.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行;
46.维持学校特点; 46.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47.培养学生良好品行. 47.维持学校特点.
3.统一性
弗勒德利克·伯得斯通（Frederick E.Balder－ston）在他的近著《管理现代大学》中称：“大学是我们最伟大且最恒久的社会机构。”[11]自有近代大学基本特征的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1158年）、牛津大学（英国，1168年）、巴黎大学（法国，1180年）等中世纪大学问世以来，大学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历史。大学的生命力和恒久性原因何在？查理大学的校长卡雷尔·马理（Karel Maly）的回答切中要害，“我们说它的古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它的悠久历史的表面的重视，而首先的、也是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我们为了今天和明天赖以汲取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12]教育专家安德森（G·L·Anderson）在比较了现代大学和中世纪大学的诸多特征后指出：“现代大学，即使其机构已经扩大并且变得更加复杂，但在结构上与中世纪大学相比没有发生变化。”[13]没有哪个组织像大学一样受历史影响最深、最持久而能保证其本征结构不变，大学是唯一能称为历史发展文化积淀的产物。大学随历史进程而不变地追求、传播真理和创造、传播知识的本质属性，构成了世界各国所有大学的共性，即“它们都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和办学宗旨，吸收着共同的遗产。”[14]这就是大学的统一性，统一性使处在多样性发展的世界各国的大学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并因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
4.开放性
从历史来看，早期的大学确实是学者自发聚集研讨交流学问的场所，社会并未给予它们太多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这个社会具有什么类型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当它认识到需要建立一种机构来传递深奥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创造新的知识时，大学因此受到社会的青睐。从此，正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批评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早年出版的《美国、 英国和德国大学》（1930年）一书写到的那样：“大学不是某个时代一般社会组织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社会组织之内的东西……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东西”，它是“时代的表现，并对当时和将来都产生影响。”[15]社会对大学的日益依赖，迫使大学不能只生活在封闭的自我关系中求得内在适应，更应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通过感知和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外在适应，通过不断吸收社会资源来实现自己影响社会的抱负。大学这一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开放性，使大学日臻成熟，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更趋完善和社会作用的进一步增强。其实，现代大学的稳定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的开放和对环境的吸收。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竞争的加剧，社会各组织愈加需要通过彼此的高度依赖和相互影响来支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据塞尔斯尼克的结构——功能分析理论，现代组织的这一特征亦可表述为：对环境的吸收是保持正规组织稳定、生存和进化的必要方式。相反，自我封闭则导致组织发展的停滞、落后进而窒息。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组织，更有赖于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吸收来获得活力。倘若其把自己闭锁在一个近似与世隔绝的学术禁区内，不仅容易引起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更严重的是它们由于失去了与社会在物质、信息、人才等资源方面的正常交流而不能形成自调节、自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进而也就逃脱不了停滞、落后以至窒息的厄运。那些取向内部自我完善的大学改革由于受到封闭的制约，最终都很难深化。但那些取向主动服务于社会的大学改革则截然相反，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从社会环境中获得发展改善的条件，从而最终达到同样的目标。其实，作为与现代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领域高度相关的教育组织，大学稳定、发展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只能是单纯的内在适应，它们应具有外在适应的能力。能否较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关系到大学的社会价值及其存活，而对社会的开放或社会化又是高校外在适应的必然前提。
5.矛盾性
大学作为一个大的事物，它既有一切组织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普遍性，又有它作为特殊组织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特殊性。研究大学运动过程中的矛盾性，有利于我们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大学组织及正确处理大学发展中的矛盾，以便针对性地引导大学选择正确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其实，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大学是充满许多矛盾及其冲突的社会组织。这里仅例举一些主要矛盾。第一，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的矛盾：对大学来说，它期待“按照个体和知识的发展规律来促进他们的完善，从而展现自身的精神价值和学术价值”；但对社会现实需要而言，“它总是希望大学能够在现实的发展中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16]第二，大学是坚持精英教育传统还是致力于为大众教育服务的矛盾：前者出于大学必须培养高质量专家的考虑，但客观上它只能为少数人尤其是为处于地位优越的特权阶层服务；后者则是为了实现教育民主的理想，满足群众性尤其是平民高等教育的需要。第三，大学以自由教育为目的还是专业教育为目的的矛盾：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给大众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17]，以及获得广博知识和思考能力；而专业教育则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谋生必需的职业能力为目的，强调大学教育的实用性。第四，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矛盾：大学究竟是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职能的教学机构，还是创造知识、探索真理的研究机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新模式，虽为各国大学争相仿效，但教学为主体还是科研为主体的矛盾至今尚未根本解决。第五，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配的矛盾：大学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影响到该组织的运行方向和运行状态。行政权力来自校长及其他行政管理者，学术权力被学术人员所掌握。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在于它既需要加强校级行政权力来保持大学这个复杂庞大机构的整体性、一致性，又要注意教授及教授团体参与民主治校必需的学术权力，而大学任务和权力的分散也是大学组织的内在特性之一。权力分配的矛盾性即表现为两者都期待削弱对方的权力而扩充自己的权力范围。此外从机构特征而言，大学还存在保守力量和变革力量的矛盾，等等。
从组织分析的角度看，大学组织主要有复杂性、多样性、统一性、开放性和矛盾性五大特性。大学是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学术组织。认识大学组织的特性是掌握大学规律的基本前提。因此，讨论分析大学组织的特性是探讨大学规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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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赵婷婷.论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的矛盾. 厦门大学高教所99届博士生论文：12
德国的大学——从格丁根说起
读了叶隽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一文（《国际文化》第160期，2004年9月8日），有些感想，现在写出来，或许可供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读者参考。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1158年；法国巴黎，1180年），接着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中欧德语地区，迟至十四世纪才开始兴办大学（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富特，1392年；莱比锡，1409年）。然而，开始办大学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原因之一，是德语地区长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大学，有的（如黑森和萨克森）还打算建立第二所，互相竞争，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格丁根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已经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二位国王但仍然还是汉诺威选帝侯（K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 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 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 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 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 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 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 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 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E.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 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 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
格丁根的许多学者都是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让凡人不由得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敬意。玻恩原来是学数学的，是格丁根三位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明科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的学生，1907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改攻理论物理。玻恩能够在理论物理上取得重要成绩，与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密不可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格丁根曾经享有“数学的麦加”美誉，世界各国的数学家，还有与数学有密切关联的物理、力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纷纷来这个哈茨山麓的小城“朝圣”。当然，格丁根成为“数学的麦加”，自非一日之功，前面说到的亚历山大·洪堡的数学老师凯斯特纳，被称为“Lehrer Deutschlands in der Mathematik”（德国数学之师），他编写的数学课本曾经在德国使用了一个多世纪。而他的另一大功劳，就是教出了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那样的学生。高斯在西方有“数学王子”之称，与阿基米德、牛顿一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１８５５年去世以后，继任者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Dirichlet,1805～1859）是解析数论的奠基人，近代函数概念也是由他引入的。可惜四年后早逝，其事业由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1826～1866）继任。黎曼去世时还不满四十岁，和老师高斯一样也是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建的一类叫做“黎曼几何”）。高斯与希尔伯特大概要算是格丁根最伟大的数学巨人。高斯一生七十八年中的五十一年是在格丁根度过的；黎曼则从上大学起到去世为止，除两年在柏林以外都在格丁根；希尔伯特在格丁根也有整整四十八年。他们都没出生在格丁根，但都有理由被看作是格丁根人。
叶隽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对张维先生影响极大的普兰特尔教授（Ludwig Prandtl,1875～1953）是现代流体力学尤其是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有一段关于这位老先生的记述，说在英国空军用“气爆弹”轰炸格丁根的第二天早上，人们见到普兰特尔正查看爆炸的气浪是怎样摧毁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还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是无论如何装配不起来的。”季先生的反应是：“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是“Gö ttingen Geist”（叶隽先生译为“格丁根思想”，其实这里“Geist”是“精神”的意思），这就是“格丁根精神”。
张维先生也许如叶文所说，只见过普兰特尔几面，但无疑很了解这位教授，因为张先生是在格丁根结婚的，而夫人陆士嘉的导师（德语叫“Doctor Vater”）便是普兰特尔。算起来，陆士嘉先生还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1881～1963）的“师妹”。卡门是匈牙利人，1906年获得匈牙利科学院的奖学金后来到格丁根，1908年获得博士学位。作为普兰特尔的助手，他在这里参加了第一个风洞的筹建和“齐柏林飞艇”（Zeppelin）的设计工作。由于格丁根没有教授位置空缺，数学老师克莱因就推荐他去了亚琛工业大学，而普兰特尔继续支持他的研究，向他提供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验资料，包括许多尚未发表的数据。后来卡门去了美国，领导帕萨迪纳实验室（Pasadena，属加州理工学院），为美国空军研制飞机、火箭和导弹。从这个实验室里走出了一大批在美国起骨干作用的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位是华人，包括解放后回国的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1963年2月18日美国首次颁发国家科学奖（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的时候，第一个得奖者就是卡门。遗憾的是两个多月以后（5月6）他就在德国亚琛去世。
在中国讲到高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作为数学“神童”如何简便地从一连加到一百，但在格丁根，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并不多。在那里，人们注意的是他从1795年起在格丁根上学三年期间所写的日记。那也许要算天底下最奇特的日记了，因为它被称为“数学问题集”。高斯一生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早在这些日记里就提出来了。和高斯一样，格丁根另一个数学巨人克莱因，也以善于提出问题著称。他二十三岁便应聘担任埃尔兰根大学（现在叫“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Erlangen-Nürnberg”）数学教授，就职时发表了数学史上被称为“埃尔兰根纲领”的著名演说，而那便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纲领”。
当然，在提出问题上最为人知的是希尔伯特，高斯被称为“数学王子”，他则有“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之称。这里的“亚历山大”，指的是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数学大会上他提出了二十三个值得在“新世纪”里研究的问题。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数学界进行“盘点”，发现“希尔伯特问题”确实对一个世纪来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希尔伯特常常对学生说：“问题的完美提法意味着它已经解决了一半。”这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写给儿童的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格丁根的大师们，可以说都是“问得巧”的“智者”；很多人都被看作是某一学科的奠基人或者开创者，所做的工作被证明都成了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这与他们善“问”有密切关系。
希尔伯特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Kö nigsburg）。那地方二战后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但历史上有不少德国名人出生在那里，包括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5）和格丁根大学教授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瓦拉赫（Otto Wallach,1847～1931，1910年获化学奖）。科尼斯堡还特别出数学家，除希尔伯特外，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国人熟悉的哥德巴赫（Christian Goldbach,1690～1764），以及前面说到过的明科夫斯基（曾任教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校，是对爱因斯坦有重要影响的老师），都是科尼斯堡人。那城市本身就有数学意味，它坐落在普雷格尔河（Pregel）两条支流上，建有七座桥梁，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解决那问题的是瑞士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而“哥德巴赫猜想”正是哥德巴赫1742年在他写给欧拉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
格丁根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文人相重”。那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格丁根精神”。高斯与电磁学奠基人韦伯（Wilhelm Eduard Weber,1804～1891）、玻恩与弗兰克在这里卓有成效的合作，都是例子，不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克莱因。他二十三岁就当上埃尔兰根大学数学教授，二十八岁时转往慕尼黑工业大学，三十三岁去莱比锡大学，后来谢绝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1886年来到格丁根。1895年这里有教授位置空缺的时候，他立即设法把比他年轻十三岁但已显示出过人才华的希尔伯特聘来，接着又把希尔伯特的同乡好友明科夫斯基聘来。数学是克莱因的事业，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事业的需要。有趣的是，德语“克莱因”（Klein）与英语“small”相当，本意是“小”，指人身材矮小。这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武大郎”，但克莱因的心胸，不管与《水浒传》里卖炊饼的武大郎还是与今人漫画中开店的武大郎，显然都不能同日而语。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1158年；法国巴黎，1180年），接着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中欧德语地区，迟至十四世纪才开始兴办大学（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富特，1392年；莱比锡，1409年）。然而，开始办大学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原因之一，是德语地区长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大学，有的（如黑森和萨克森）还打算建立第二所，互相竞争，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格丁根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已经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二位国王但仍然还是汉诺威选帝侯（K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 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 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 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 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 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 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 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 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E.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 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 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
格丁根的许多学者都是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让凡人不由得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敬意。玻恩原来是学数学的，是格丁根三位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明科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的学生，1907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改攻理论物理。玻恩能够在理论物理上取得重要成绩，与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密不可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格丁根曾经享有“数学的麦加”美誉，世界各国的数学家，还有与数学有密切关联的物理、力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纷纷来这个哈茨山麓的小城“朝圣”。当然，格丁根成为“数学的麦加”，自非一日之功，前面说到的亚历山大·洪堡的数学老师凯斯特纳，被称为“Lehrer Deutschlands in der Mathematik”（德国数学之师），他编写的数学课本曾经在德国使用了一个多世纪。而他的另一大功劳，就是教出了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那样的学生。高斯在西方有“数学王子”之称，与阿基米德、牛顿一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１８５５年去世以后，继任者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Dirichlet,1805～1859）是解析数论的奠基人，近代函数概念也是由他引入的。可惜四年后早逝，其事业由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1826～1866）继任。黎曼去世时还不满四十岁，和老师高斯一样也是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建的一类叫做“黎曼几何”）。高斯与希尔伯特大概要算是格丁根最伟大的数学巨人。高斯一生七十八年中的五十一年是在格丁根度过的；黎曼则从上大学起到去世为止，除两年在柏林以外都在格丁根；希尔伯特在格丁根也有整整四十八年。他们都没出生在格丁根，但都有理由被看作是格丁根人。
叶隽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对张维先生影响极大的普兰特尔教授（Ludwig Prandtl,1875～1953）是现代流体力学尤其是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有一段关于这位老先生的记述，说在英国空军用“气爆弹”轰炸格丁根的第二天早上，人们见到普兰特尔正查看爆炸的气浪是怎样摧毁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还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是无论如何装配不起来的。”季先生的反应是：“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是“Gö ttingen Geist”（叶隽先生译为“格丁根思想”，其实这里“Geist”是“精神”的意思），这就是“格丁根精神”。
张维先生也许如叶文所说，只见过普兰特尔几面，但无疑很了解这位教授，因为张先生是在格丁根结婚的，而夫人陆士嘉的导师（德语叫“Doctor Vater”）便是普兰特尔。算起来，陆士嘉先生还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1881～1963）的“师妹”。卡门是匈牙利人，1906年获得匈牙利科学院的奖学金后来到格丁根，1908年获得博士学位。作为普兰特尔的助手，他在这里参加了第一个风洞的筹建和“齐柏林飞艇”（Zeppelin）的设计工作。由于格丁根没有教授位置空缺，数学老师克莱因就推荐他去了亚琛工业大学，而普兰特尔继续支持他的研究，向他提供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验资料，包括许多尚未发表的数据。后来卡门去了美国，领导帕萨迪纳实验室（Pasadena，属加州理工学院），为美国空军研制飞机、火箭和导弹。从这个实验室里走出了一大批在美国起骨干作用的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位是华人，包括解放后回国的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1963年2月18日美国首次颁发国家科学奖（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的时候，第一个得奖者就是卡门。遗憾的是两个多月以后（5月6）他就在德国亚琛去世。
在中国讲到高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作为数学“神童”如何简便地从一连加到一百，但在格丁根，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并不多。在那里，人们注意的是他从1795年起在格丁根上学三年期间所写的日记。那也许要算天底下最奇特的日记了，因为它被称为“数学问题集”。高斯一生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早在这些日记里就提出来了。和高斯一样，格丁根另一个数学巨人克莱因，也以善于提出问题著称。他二十三岁便应聘担任埃尔兰根大学（现在叫“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Erlangen-Nürnberg”）数学教授，就职时发表了数学史上被称为“埃尔兰根纲领”的著名演说，而那便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纲领”。
当然，在提出问题上最为人知的是希尔伯特，高斯被称为“数学王子”，他则有“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之称。这里的“亚历山大”，指的是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数学大会上他提出了二十三个值得在“新世纪”里研究的问题。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数学界进行“盘点”，发现“希尔伯特问题”确实对一个世纪来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希尔伯特常常对学生说：“问题的完美提法意味着它已经解决了一半。”这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写给儿童的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格丁根的大师们，可以说都是“问得巧”的“智者”；很多人都被看作是某一学科的奠基人或者开创者，所做的工作被证明都成了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这与他们善“问”有密切关系。
希尔伯特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Kö nigsburg）。那地方二战后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但历史上有不少德国名人出生在那里，包括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5）和格丁根大学教授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瓦拉赫（Otto Wallach,1847～1931，1910年获化学奖）。科尼斯堡还特别出数学家，除希尔伯特外，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国人熟悉的哥德巴赫（Christian Goldbach,1690～1764），以及前面说到过的明科夫斯基（曾任教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校，是对爱因斯坦有重要影响的老师），都是科尼斯堡人。那城市本身就有数学意味，它坐落在普雷格尔河（Pregel）两条支流上，建有七座桥梁，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解决那问题的是瑞士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而“哥德巴赫猜想”正是哥德巴赫1742年在他写给欧拉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
格丁根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文人相重”。那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格丁根精神”。高斯与电磁学奠基人韦伯（Wilhelm Eduard Weber,1804～1891）、玻恩与弗兰克在这里卓有成效的合作，都是例子，不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克莱因。他二十三岁就当上埃尔兰根大学数学教授，二十八岁时转往慕尼黑工业大学，三十三岁去莱比锡大学，后来谢绝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1886年来到格丁根。1895年这里有教授位置空缺的时候，他立即设法把比他年轻十三岁但已显示出过人才华的希尔伯特聘来，接着又把希尔伯特的同乡好友明科夫斯基聘来。数学是克莱因的事业，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事业的需要。有趣的是，德语“克莱因”（Klein）与英语“small”相当，本意是“小”，指人身材矮小。这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武大郎”，但克莱因的心胸，不管与《水浒传》里卖炊饼的武大郎还是与今人漫画中开店的武大郎，显然都不能同日而语。
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型管理体制的形成
何振海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
摘 要：博洛尼亚大学是中世纪学生型大学的典范，其学生型管理体制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传统研究关于中世纪大学民主性特征的认识是对这一大学群体的整体判断，而在博洛尼亚大学，其民主制度与其他中世纪大学有着显著的差异。
关键词：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型管理制度，民主性
博洛尼亚大学是最早出现的中世纪大学之一，历来以其悠久的历史以及对后世大学的巨大影响而著称于世。作为一所典型的学生型大学，学界对于其学生型管理体制的研究屡见不鲜，相关成果也颇为丰硕。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学生型大学是体现中世纪大学民主精神最为彻底和集中的教育类型，而以学生为主导的校务管理体制是对大学民主特征最好的诠释与保证。的确，就普遍意义而言，民主性是包括学生型大学在内的中世纪大学群体的宏观特征和基本属性之一，但事实上，由于各个大学在内部结构和管理形式上千差万别，即使同一类型的学校也会因为不同的形成背景和地方传统而呈现多样化的发展特征。因此探讨中世纪大学的民主性，不仅需要对大学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还应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等个案进行具体研究，以求进一步廓清对中世纪大学特征的认识。
一、博洛尼亚大学的形成及其学生型管理体制的成因分析
（一）博洛尼亚大学的形成
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出现在博洛尼亚而非其他城市并不是偶然的。“很显然，地理因素是原因之一。……博洛尼亚的地理位置极佳，它是意大利北部通往罗马的一个天然十字路口，人口流动频繁，货物贩运集中，因此博洛尼亚很早就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上的国际性城市。” [i]博洛尼亚良好的建筑、充足的食品供应、适宜的气候、充裕的资金以及合理而稳定的环境等为大学这个流动性极强的学术团体固定在博洛尼亚并进而形成区域观念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尽管当时同处于意大利北部的拉维那（Ravenna）和帕维亚（Pavia）两地在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创办大学的需要，但博洛尼亚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欧洲两所最早的中世纪大学之一定址于此赢得了先机。
尽管地理因素对博洛尼亚大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但学者和学术因素对博洛尼亚大学成为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更为重要。”[ii]在大学出现之前，博洛尼亚地区就已经云集了众多法学学者，他们所从事的教学活动也初具规模，当地的法律学校以罗马法的研究与教学为主要内容，具有明显的自治与世俗特征，教育内容注重语法和修辞的教学，对实用法律技能（如法庭辩论和官方文件的编撰等）的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中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法学学者欧内乌斯（Irnerius，或译为伊尔内留斯）早在1088年就在博洛尼亚举办了法律讲座。欧内乌斯对罗马法进行了合理分析，使其既能够满足人们的职业学习需要，又适合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究。“正是由于欧内乌斯对罗马法的学习研究以及作为教师而特有的迷人风格，使博洛尼亚成为著名的具有革新精神的罗马法教学的中心。正是由于其在法学上的声誉，大批教师和学生从欧洲各地涌入这座城市。”[iii]随着博洛尼亚法律学校的日益兴盛，到12世纪中期，博洛尼亚已经成为欧洲教会法和罗马法研究与教学最重要的中心，1158年，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克一世批准，博洛尼亚法律学校成为正式的大学。
（二）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型管理体制的成因分析[iv]
为什么博洛尼亚大学会发展成一所学生型大学呢？事实上，在博洛尼亚大学产生初期，大学的管理权掌握在大学教师——博士的手中，学生并没有形成共同的组织，博士对他们的学生具有天然的权威。但是，由于在博洛尼亚乃至整个意大利，只有那些拥有公民权的人才能够得到法律对其人身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博洛尼亚大学本身所具有的国际性特征以及在法学研究方面所处于的欧洲中心的地位，使得到此学习的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自于博洛尼亚以外的地区，这些学生在法律上属于侨民，得不到法律对他们的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权利的保护。随着侵犯学生权利事件的频生，在博洛尼亚这样一个各类工商业行会迅速发展的社会里，学生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组成一个自我保护性团体，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一团体就成为学生行会的原型。
在12世纪学生行会形成初期，这种学生组织只是一种很松散的机构，并不具备对博士和大学事务的管辖权，而且“学生和博士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v]但随着组织的日益制度化以及活动的不断正规化，学生行会逐渐超越简单的同盟性质进而要求在大学的日常管理中获取更大的权力。12世纪后半期，学生行会开始谋求对大学事务以及教学博士的管理权，1182年，学生行会试图强迫博士们宣誓，承诺在两年之内不会到博洛尼亚大学之外的地方从事教学活动。这次努力并未成功，不过到1189年，学生们的要求成为现实，博洛尼亚大学的博士们被迫向学生行会宣誓。这次事件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博士们被剥夺了独立的地位，而学生则开始通过自身的行会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在大学之中，学生及学生行会在博洛尼亚大学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
博士们为什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来与学生行会对抗呢？这首先与博士的法律地位有关。在大学产生初期，由于博士大都是博洛尼亚市民，他们已经享有足够的法律保护，因而无意组织行会来维护自身利益。尽管在12世纪晚期出现了博士行会的雏形，但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责仅仅在于对希望从事教学工作的人进行管理和职业考核，而对学生们在控制大学事务方面的垄断地位，博士行会无力做出任何改变。
另一方面，博洛尼亚大学学生本身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权威。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年龄要比现代大学的多数学生都要大，据估计，当时大学生的平均入学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很多学生年近30。在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之前，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已经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文科教育，其中很多人曾经担任过重要的社会职务，拥有大量财产。同时，由于法律专业的学生完成学业一般需要5到1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些因素对于加强学生行会的权威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教学博士屈从于学生权力的关键原因在于……学生对教师的经济束缚，”[vi]在大学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博士们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学生的学费”，[vii]学生们拥有对博士的经济控制权，这使得学生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任免博士，并为博士的教学工作设置种种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些规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如博洛尼亚大学1317年的一部章程中规定：教师不得擅自缺课，即使只离校一天也须征得学生或学生领袖的许可；得到许可后，教师还需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待其返校后再交还给教师本人；如果教师在一次课上听课的学生不足5人，须对教师处以罚金；教师上课必须严格守时，不得推迟上课或拖堂——哪怕一分钟也不允许；严禁教师在授课中遗漏或跃过某些章节，不得将授课难点拖至课程结束时才进行讲解；教师必须按照学期开始前拟定的计划系统讲授课程内容；不得全年只讲授导言或仅介绍参考书目。如违反上述规定，教师将受到学生的处罚。[viii]学生对教师的这种控制直到13世纪末博洛尼亚市政当局设立带薪教职之后才有所改变。带薪教职制度很快成为地方政权掌控大学的有效手段，到14世纪中期，几乎所有的大学教师都由市政当局任命并为其支付薪金，学生对教师和大学事务的管辖权逐渐转至当局手中，学生的领导地位被架空，变得有名无实。
二、博洛尼亚大学民主性辨析
一般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通常要避免的是“以偏概全”，即不能将对研究个案的分析成果简单地认定为研究对象整体的普遍特征，这样往往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然而对研究中的“以全概偏”现象却重视不够，因此会出现把某类型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作为个案对象的属性加以界定。事实上，无论是“以偏概全”还是“以全概偏”都会影响研究的准确性。以中世纪大学为例，民主性作为该类型大学的整体特征之一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到各个大学，这一特征的体现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而博洛尼亚大学在民主性方面与学生型大学群体有着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一）博洛尼亚大学的校务管理
与其他中世纪大学一样，博洛尼亚大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体大会，大学校长的选举、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学校宪章的制定及修改均应通过全体大会来进行。博洛尼亚大学全体大会一般由校长、大会议员及督导（consiliarii，学生经过其组织选举产生的代表）负责召集，参加者为各个学生团体的所有成员，在全体大会召开期间，与会者有权在大会上发表个人见解，并拥有投票权。
学生一般是通过民族团参加全体大会并行使相关权利的。民族团这种组织形式广泛存在于中世纪大学的结构中，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学中形成了“山南人联盟” （universitas citramontanorum）和“山北人联盟” （universitas ultramontanorum）两大学生组织，在这两大联盟内部，存在着数十个依据地理区域划分的民族团，每个民族团均依法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领袖，这些学生领袖和大学校长共同组成大学的领导集体，管理大学事务，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生及其组织对学校的控制权。
博洛尼亚大学的校务管理体现了学生型大学基本特征：学生通过行会选举学校领导，当选者要接受学生行会的监督和制衡；学生们的意愿可以通过民族团在全体大会上表达。可见民族团在学生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在中世纪大学的结构中广泛存在，这种组织形式首先是在博洛尼亚大学得到明确的。在早期，民族团只是一种松散的自我保护组织。13世纪时，博洛尼亚的学生社团日渐发展成具有完全行政职责的社会法人实体。博洛尼亚学生民族团起初主要有伦巴第、塔斯康、罗马和山南几个大的团体。后来，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民族团变得越来越多。据1265年的一份目录中所列的不下30个，而这还只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民族团。当然，不是每个国家的学生都有各自的社团，有的国家来的学生很少，难以组织起来，就只有加入到其他国家的民族团中；博洛尼亚籍学生由于具有完全的市民权，因此他们没有自己的民族团组织。随着学生团体在大学中地位的日益明确，民族团开始成为基层学生表达意愿并参与学校管理的主要渠道。
（二）博洛尼亚大学民主性特征的缺失
从民族团的组成及其在大学日常管理中所占据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毫无疑问博洛尼亚大学已经具有了代议制民主管理的特征，但就大学的基层民主普及程度和实施途径而言，尽管民族团的形式使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成为可能，但即便是在学生力量全盛的时期，大学的实际领导权也并非控制在学生或学生行会手中，由少数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掌握了大学的领导权，权力的集中程度甚至高于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这种权力的集中损害和削弱了学生型大学的民主特征。
在大学的日常管理过程中，虽然最高决策机构是全体大会，但由于全体大会的召集和召开过程异常繁琐，在管理上毕竟有其麻烦之处，因此若非必要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日常管理权就集中在由学生领袖和督导（consiliarii）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即便要召开全体大会，大会的议程和讨论内容也须得到行政委员会的批准，甚至当大会要修改学校某一章程时，修改的细节内容也必须首先争得学生领袖和督导们的认可，然后方能提交大会审议。因此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全体大会仅仅是了解大学管理和教学事务的一种途径，尽管他们可以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有不记名投票的权利，但学校的主要决策权还是掌握在行政委员会，“最高级别的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得相当软弱无力，只是被动地反映行政委员会决定的场所。”[ix]由此可见博洛尼亚大学在管理体制上显得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学生型大学的民主性没有在博洛尼亚得到充分的体现。
民族团和全体大会的实际民主价值在博洛尼亚大学被削弱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博洛尼亚大学的行政官员任期相对于其他大学要更长一些，如校长任期为两年，而同时期的巴黎大学校长任期只有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后改为三个月，直到16世纪之后，大学校长的任期才延长至一年），因此在博洛尼亚大学，很容易造成学校的管理权集中到长期任职的行政官员及其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实行短任期制度的巴黎大学就很好地避免了这种集权的产生，从而维护了全体大会作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短任期制所产生的另一积极因素是保证了全体大会的经常召开，这促使大学成员能够更积极和有规律地参与大学事务的管理。就此而言，巴黎大学较之博洛尼亚大学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中世纪大学的民主特征。
博洛尼亚大学民主性缺失的另一表现还在于学生内部的分裂。如前所述，大学中民族团的成员仅限于非博洛尼亚籍学生，他们虽然不掌握大学的实际管理权，但毕竟可以通过民族团这一机构反映自己的意愿，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而来自博洛尼亚本地的学生，作为该市市民，已经享有了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因此被剥夺了成为民族团成员的资格，也就被完全排除在学校管理的过程之外。同时，由于他们不是民族团成员，也没有宣誓服从学生领袖的领导，这使得博洛尼亚籍学生在大学全体会议中没有投票权，也没有资格担任大学官员。“事实上，任何要求从学生领袖的管辖范围内获取公共权限的学生都容易被剥夺他们的学术特权：行会坚持他们的成员必须服从学生领袖的垄断管理”，“这种双重的学生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博洛尼亚籍学生没有管理意义，他们很少被看作是大学的完全成员）加剧了大学成员的分裂。”[x]
另外，作为典型的学生型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完全剥夺了教师对学校事务管理的参与权，这不仅与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其他学生型大学也有所不同。在中世纪很多学生型大学中，尽管学生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没有完全排斥教师作为大学成员参与到校务管理之中，如西班牙的一些大学，其教师就有权参加全体大会，并且拥有选举权。[xi]巴黎大学是一所教师型大学，教师是大学当然的领导力量，但学生也可以作为不完全成员加入教师民族团，从这个意义上讲，博洛尼亚大学的民主程度是远不如巴黎大学广泛和普及的。
由此可见，尽管博洛尼亚大学作为学生型大学的代表，在形式上具备了贯彻大学民主管理的途径和条件，但由于在具体操作方面缺乏有效的保证机制，因此导致大学的民主形式流于表面，大学成员的民主权在很大程度上被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削弱了，仅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得以保留，甚至还剥夺了某些大学成员（如博洛尼亚籍学生及教师）参与管理校务的权利，这也严重损害了博洛尼亚大学的民主性特征。
透过对博洛尼亚大学校务管理中所表现出的民主程度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民主性是中世纪大学的普遍特征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所大学都广泛地存在和实施着民主的管理制度，博洛尼亚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存在民主缺憾的中世纪大学。长期以来，民主光环笼罩了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大学，而事实上民主的普及程度在不同的大学中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对这种差异在以往鲜有细致考察，导致关于中世纪大学的认识出现了不应有的偏差，这是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思考和尽力避免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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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49.
[ii] Ibid.
[iii] Alan B. Cobb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8.
④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56.
[v]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56.
[vi]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65.
[vii]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P.9.
[viii] Ibid. P.10.
[ix]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69.
[x]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70.
[xi] Hilde de Ridder-Symoen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1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6.
参考文献：
[1]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2]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3] Alan B. Cobb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Hilde de Ridder-Symoen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1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摘 要：博洛尼亚大学是中世纪学生型大学的典范，其学生型管理体制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传统研究关于中世纪大学民主性特征的认识是对这一大学群体的整体判断，而在博洛尼亚大学，其民主制度与其他中世纪大学有着显著的差异。
关键词：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型管理制度，民主性
博洛尼亚大学是最早出现的中世纪大学之一，历来以其悠久的历史以及对后世大学的巨大影响而著称于世。作为一所典型的学生型大学，学界对于其学生型管理体制的研究屡见不鲜，相关成果也颇为丰硕。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学生型大学是体现中世纪大学民主精神最为彻底和集中的教育类型，而以学生为主导的校务管理体制是对大学民主特征最好的诠释与保证。的确，就普遍意义而言，民主性是包括学生型大学在内的中世纪大学群体的宏观特征和基本属性之一，但事实上，由于各个大学在内部结构和管理形式上千差万别，即使同一类型的学校也会因为不同的形成背景和地方传统而呈现多样化的发展特征。因此探讨中世纪大学的民主性，不仅需要对大学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还应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等个案进行具体研究，以求进一步廓清对中世纪大学特征的认识。
一、博洛尼亚大学的形成及其学生型管理体制的成因分析
（一）博洛尼亚大学的形成
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出现在博洛尼亚而非其他城市并不是偶然的。“很显然，地理因素是原因之一。……博洛尼亚的地理位置极佳，它是意大利北部通往罗马的一个天然十字路口，人口流动频繁，货物贩运集中，因此博洛尼亚很早就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上的国际性城市。” [i]博洛尼亚良好的建筑、充足的食品供应、适宜的气候、充裕的资金以及合理而稳定的环境等为大学这个流动性极强的学术团体固定在博洛尼亚并进而形成区域观念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尽管当时同处于意大利北部的拉维那（Ravenna）和帕维亚（Pavia）两地在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创办大学的需要，但博洛尼亚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欧洲两所最早的中世纪大学之一定址于此赢得了先机。
尽管地理因素对博洛尼亚大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但学者和学术因素对博洛尼亚大学成为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更为重要。”[ii]在大学出现之前，博洛尼亚地区就已经云集了众多法学学者，他们所从事的教学活动也初具规模，当地的法律学校以罗马法的研究与教学为主要内容，具有明显的自治与世俗特征，教育内容注重语法和修辞的教学，对实用法律技能（如法庭辩论和官方文件的编撰等）的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中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法学学者欧内乌斯（Irnerius，或译为伊尔内留斯）早在1088年就在博洛尼亚举办了法律讲座。欧内乌斯对罗马法进行了合理分析，使其既能够满足人们的职业学习需要，又适合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究。“正是由于欧内乌斯对罗马法的学习研究以及作为教师而特有的迷人风格，使博洛尼亚成为著名的具有革新精神的罗马法教学的中心。正是由于其在法学上的声誉，大批教师和学生从欧洲各地涌入这座城市。”[iii]随着博洛尼亚法律学校的日益兴盛，到12世纪中期，博洛尼亚已经成为欧洲教会法和罗马法研究与教学最重要的中心，1158年，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克一世批准，博洛尼亚法律学校成为正式的大学。
（二）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型管理体制的成因分析[iv]
为什么博洛尼亚大学会发展成一所学生型大学呢？事实上，在博洛尼亚大学产生初期，大学的管理权掌握在大学教师——博士的手中，学生并没有形成共同的组织，博士对他们的学生具有天然的权威。但是，由于在博洛尼亚乃至整个意大利，只有那些拥有公民权的人才能够得到法律对其人身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博洛尼亚大学本身所具有的国际性特征以及在法学研究方面所处于的欧洲中心的地位，使得到此学习的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自于博洛尼亚以外的地区，这些学生在法律上属于侨民，得不到法律对他们的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权利的保护。随着侵犯学生权利事件的频生，在博洛尼亚这样一个各类工商业行会迅速发展的社会里，学生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组成一个自我保护性团体，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一团体就成为学生行会的原型。
在12世纪学生行会形成初期，这种学生组织只是一种很松散的机构，并不具备对博士和大学事务的管辖权，而且“学生和博士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v]但随着组织的日益制度化以及活动的不断正规化，学生行会逐渐超越简单的同盟性质进而要求在大学的日常管理中获取更大的权力。12世纪后半期，学生行会开始谋求对大学事务以及教学博士的管理权，1182年，学生行会试图强迫博士们宣誓，承诺在两年之内不会到博洛尼亚大学之外的地方从事教学活动。这次努力并未成功，不过到1189年，学生们的要求成为现实，博洛尼亚大学的博士们被迫向学生行会宣誓。这次事件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博士们被剥夺了独立的地位，而学生则开始通过自身的行会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在大学之中，学生及学生行会在博洛尼亚大学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
博士们为什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来与学生行会对抗呢？这首先与博士的法律地位有关。在大学产生初期，由于博士大都是博洛尼亚市民，他们已经享有足够的法律保护，因而无意组织行会来维护自身利益。尽管在12世纪晚期出现了博士行会的雏形，但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责仅仅在于对希望从事教学工作的人进行管理和职业考核，而对学生们在控制大学事务方面的垄断地位，博士行会无力做出任何改变。
另一方面，博洛尼亚大学学生本身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权威。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年龄要比现代大学的多数学生都要大，据估计，当时大学生的平均入学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很多学生年近30。在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之前，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已经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文科教育，其中很多人曾经担任过重要的社会职务，拥有大量财产。同时，由于法律专业的学生完成学业一般需要5到1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些因素对于加强学生行会的权威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教学博士屈从于学生权力的关键原因在于……学生对教师的经济束缚，”[vi]在大学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博士们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学生的学费”，[vii]学生们拥有对博士的经济控制权，这使得学生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任免博士，并为博士的教学工作设置种种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些规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如博洛尼亚大学1317年的一部章程中规定：教师不得擅自缺课，即使只离校一天也须征得学生或学生领袖的许可；得到许可后，教师还需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待其返校后再交还给教师本人；如果教师在一次课上听课的学生不足5人，须对教师处以罚金；教师上课必须严格守时，不得推迟上课或拖堂——哪怕一分钟也不允许；严禁教师在授课中遗漏或跃过某些章节，不得将授课难点拖至课程结束时才进行讲解；教师必须按照学期开始前拟定的计划系统讲授课程内容；不得全年只讲授导言或仅介绍参考书目。如违反上述规定，教师将受到学生的处罚。[viii]学生对教师的这种控制直到13世纪末博洛尼亚市政当局设立带薪教职之后才有所改变。带薪教职制度很快成为地方政权掌控大学的有效手段，到14世纪中期，几乎所有的大学教师都由市政当局任命并为其支付薪金，学生对教师和大学事务的管辖权逐渐转至当局手中，学生的领导地位被架空，变得有名无实。
二、博洛尼亚大学民主性辨析
一般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通常要避免的是“以偏概全”，即不能将对研究个案的分析成果简单地认定为研究对象整体的普遍特征，这样往往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然而对研究中的“以全概偏”现象却重视不够，因此会出现把某类型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作为个案对象的属性加以界定。事实上，无论是“以偏概全”还是“以全概偏”都会影响研究的准确性。以中世纪大学为例，民主性作为该类型大学的整体特征之一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到各个大学，这一特征的体现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而博洛尼亚大学在民主性方面与学生型大学群体有着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一）博洛尼亚大学的校务管理
与其他中世纪大学一样，博洛尼亚大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体大会，大学校长的选举、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学校宪章的制定及修改均应通过全体大会来进行。博洛尼亚大学全体大会一般由校长、大会议员及督导（consiliarii，学生经过其组织选举产生的代表）负责召集，参加者为各个学生团体的所有成员，在全体大会召开期间，与会者有权在大会上发表个人见解，并拥有投票权。
学生一般是通过民族团参加全体大会并行使相关权利的。民族团这种组织形式广泛存在于中世纪大学的结构中，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学中形成了“山南人联盟” （universitas citramontanorum）和“山北人联盟” （universitas ultramontanorum）两大学生组织，在这两大联盟内部，存在着数十个依据地理区域划分的民族团，每个民族团均依法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领袖，这些学生领袖和大学校长共同组成大学的领导集体，管理大学事务，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生及其组织对学校的控制权。
博洛尼亚大学的校务管理体现了学生型大学基本特征：学生通过行会选举学校领导，当选者要接受学生行会的监督和制衡；学生们的意愿可以通过民族团在全体大会上表达。可见民族团在学生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在中世纪大学的结构中广泛存在，这种组织形式首先是在博洛尼亚大学得到明确的。在早期，民族团只是一种松散的自我保护组织。13世纪时，博洛尼亚的学生社团日渐发展成具有完全行政职责的社会法人实体。博洛尼亚学生民族团起初主要有伦巴第、塔斯康、罗马和山南几个大的团体。后来，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民族团变得越来越多。据1265年的一份目录中所列的不下30个，而这还只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民族团。当然，不是每个国家的学生都有各自的社团，有的国家来的学生很少，难以组织起来，就只有加入到其他国家的民族团中；博洛尼亚籍学生由于具有完全的市民权，因此他们没有自己的民族团组织。随着学生团体在大学中地位的日益明确，民族团开始成为基层学生表达意愿并参与学校管理的主要渠道。
（二）博洛尼亚大学民主性特征的缺失
从民族团的组成及其在大学日常管理中所占据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毫无疑问博洛尼亚大学已经具有了代议制民主管理的特征，但就大学的基层民主普及程度和实施途径而言，尽管民族团的形式使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成为可能，但即便是在学生力量全盛的时期，大学的实际领导权也并非控制在学生或学生行会手中，由少数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掌握了大学的领导权，权力的集中程度甚至高于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这种权力的集中损害和削弱了学生型大学的民主特征。
在大学的日常管理过程中，虽然最高决策机构是全体大会，但由于全体大会的召集和召开过程异常繁琐，在管理上毕竟有其麻烦之处，因此若非必要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日常管理权就集中在由学生领袖和督导（consiliarii）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即便要召开全体大会，大会的议程和讨论内容也须得到行政委员会的批准，甚至当大会要修改学校某一章程时，修改的细节内容也必须首先争得学生领袖和督导们的认可，然后方能提交大会审议。因此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全体大会仅仅是了解大学管理和教学事务的一种途径，尽管他们可以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有不记名投票的权利，但学校的主要决策权还是掌握在行政委员会，“最高级别的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得相当软弱无力，只是被动地反映行政委员会决定的场所。”[ix]由此可见博洛尼亚大学在管理体制上显得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学生型大学的民主性没有在博洛尼亚得到充分的体现。
民族团和全体大会的实际民主价值在博洛尼亚大学被削弱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博洛尼亚大学的行政官员任期相对于其他大学要更长一些，如校长任期为两年，而同时期的巴黎大学校长任期只有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后改为三个月，直到16世纪之后，大学校长的任期才延长至一年），因此在博洛尼亚大学，很容易造成学校的管理权集中到长期任职的行政官员及其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实行短任期制度的巴黎大学就很好地避免了这种集权的产生，从而维护了全体大会作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短任期制所产生的另一积极因素是保证了全体大会的经常召开，这促使大学成员能够更积极和有规律地参与大学事务的管理。就此而言，巴黎大学较之博洛尼亚大学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中世纪大学的民主特征。
博洛尼亚大学民主性缺失的另一表现还在于学生内部的分裂。如前所述，大学中民族团的成员仅限于非博洛尼亚籍学生，他们虽然不掌握大学的实际管理权，但毕竟可以通过民族团这一机构反映自己的意愿，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而来自博洛尼亚本地的学生，作为该市市民，已经享有了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因此被剥夺了成为民族团成员的资格，也就被完全排除在学校管理的过程之外。同时，由于他们不是民族团成员，也没有宣誓服从学生领袖的领导，这使得博洛尼亚籍学生在大学全体会议中没有投票权，也没有资格担任大学官员。“事实上，任何要求从学生领袖的管辖范围内获取公共权限的学生都容易被剥夺他们的学术特权：行会坚持他们的成员必须服从学生领袖的垄断管理”，“这种双重的学生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博洛尼亚籍学生没有管理意义，他们很少被看作是大学的完全成员）加剧了大学成员的分裂。”[x]
另外，作为典型的学生型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完全剥夺了教师对学校事务管理的参与权，这不仅与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其他学生型大学也有所不同。在中世纪很多学生型大学中，尽管学生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没有完全排斥教师作为大学成员参与到校务管理之中，如西班牙的一些大学，其教师就有权参加全体大会，并且拥有选举权。[xi]巴黎大学是一所教师型大学，教师是大学当然的领导力量，但学生也可以作为不完全成员加入教师民族团，从这个意义上讲，博洛尼亚大学的民主程度是远不如巴黎大学广泛和普及的。
由此可见，尽管博洛尼亚大学作为学生型大学的代表，在形式上具备了贯彻大学民主管理的途径和条件，但由于在具体操作方面缺乏有效的保证机制，因此导致大学的民主形式流于表面，大学成员的民主权在很大程度上被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削弱了，仅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得以保留，甚至还剥夺了某些大学成员（如博洛尼亚籍学生及教师）参与管理校务的权利，这也严重损害了博洛尼亚大学的民主性特征。
透过对博洛尼亚大学校务管理中所表现出的民主程度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民主性是中世纪大学的普遍特征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所大学都广泛地存在和实施着民主的管理制度，博洛尼亚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存在民主缺憾的中世纪大学。长期以来，民主光环笼罩了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大学，而事实上民主的普及程度在不同的大学中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对这种差异在以往鲜有细致考察，导致关于中世纪大学的认识出现了不应有的偏差，这是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思考和尽力避免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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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49.
[ii] Ibid.
[iii] Alan B. Cobb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8.
④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56.
[v]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56.
[vi]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65.
[vii]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P.9.
[viii] Ibid. P.10.
[ix]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69.
[x]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P.70.
[xi] Hilde de Ridder-Symoen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1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6.
参考文献：
[1]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Methuen & Co Ltd. 1975.
[2]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3] Alan B. Cobb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Hilde de Ridder-Symoen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1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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