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

为何要谈大学的精神，答案很简单，因为诸位包括本人在内，皆为大学之一员。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显然这个心脏的功用决不仅仅是培养某种专业技术人员，否则的话，那么大学和职业培训所又有何分别？这个功利而浮躁的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飞奔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行乐，但如果所有的人皆是如此，这辆车就会乱冲乱撞。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跑向哪里，我想，大学的精神，其意义正在于此。
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公元前387年，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在历经12年的漂泊后重返雅典，依靠朋友的资助在雅典城外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了学园。此人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伟大的古希腊先哲柏拉图。
柏拉图（Plato）于公元前427年5月7日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和母亲珀克里提俄涅（Perictione）都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最后一位君王科德鲁斯（Codrus）。母亲出自梭伦（Solon）家族。柏拉图属于梭伦的第六代后裔。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据说，他的体育老师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做柏拉图，而在希腊文中 "plato" 的意思就是宽广，也有一说是认为因其思想开阔而得名。柏拉图出生的那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柏拉图从小在继父家度过，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青年时期热中于文艺创作，写过赞美酒神的颂诗和其它抒情诗，富有文学才能。大约20岁时，柏拉图追随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直到苏格拉底被雅典当局处死为止，前后约有7、8年时间。在此期间，雅典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制，但因施行暴政而在8个月后又被群众推翻；雅典恢复民主政治，但它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象，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从他70高龄时撰写的自传式的《第七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期热中于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这就是他在《国家篇》（即著名的「理想国」）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所谓的「哲学王」，让哲学家治理国家，或让统治者成为哲学家。
柏拉图主要是哲学家，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思想家。柏拉图青年时产生的政治志向实际上贯穿他一生，它后来三次西西里之行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对话中有不少地方讨论政治问题，集中讨论政治问题的除了《国家篇》以外，还有《政治家篇》和《克里底亚篇》是柏拉图的最后一篇对话，虽然只写了一个开头，但柏拉图在其中提出一个理想的「大西洋岛」，成为后来西方思想家们的乌托邦的原型，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就写过一本《新大西洋岛》。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柏拉图遵从老师的教导外出游历。他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先后到过麦加拉、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到公元前387年才返回雅典。他在游历中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研究了数学、天文、力学、音乐等理论和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学说，以及对改革社会制度的见解。他回到雅典以后便建立学园，全面制定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进一步传播他的学说，培养人才，期望实现他的理想。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朋友的资助下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墓地，设有花园和运动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建校后园址长期未变，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前后持续存在达9百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
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腊世界大批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来到这里，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
而在世界的东方，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同一时代的孔子与柏拉图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春秋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但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盛世，其社会历史环境与古希腊颇有几分相似。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各诸侯国君以礼治国；犹如柏拉图三下西西里岛，期望通过教育独裁者来建立新的政体；遗憾的是，他们都失败了。柏拉图创办了学园，孔子也有七十二门徒。四书中有大学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念了这么一大段，大家终于明白，孔子所谓大学，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后之儒生更将之发挥到极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想实在伟大的可以，让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尽折腰，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之时还特别引用之，顿时间满堂热烈掌声。依我看来其实不必这么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一句话足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学精神，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
但究竟东西方文化不同，孔子与柏拉图也不同。柏拉图毕其一生追询自然界的本原，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说。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型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在阿卡德美除讲授哲学之外，还讲授数学、天文学和声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以哲学为最高课程。学园的目标不是传授实用的技艺，而是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就是所谓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对于形而上学这个名词，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但如果你仅仅是通过教科书了解过一点，那我劝你把那一点也彻底扔掉，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浅略的解释。这要从大学知识及其研修的特性谈起。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学将各行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很明显，古希腊哲学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有本质的区别。论语.述而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所谓子不语：乱力怪神。儒家学说是致世之说，极少涉及形而上的范畴。东西方文化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后大学精神的传承之路也完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于秦的一统天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其后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而在西方，随着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的势力与权力开始迅速扩充。古罗马帝国日渐衰微，而曾经是被压迫者的教会如今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园也被迫关闭，这就是中世纪。有人称中世纪是黑暗时期，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虽然教会的教规严厉而苛刻，但在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又重新认识到了古希腊文化这一无价的宝藏。老的城市在扩展，新的城市应运而生。人们创立了综合性大学，大学注定要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为人文主义的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持，业已沉睡了数个世纪的学术迸发出生命的火焰。打破教会信仰体系的另一知识之光，是在十二世纪晚期被重新发现的一个人的所有著作，这个人就是几乎所有现代学科——包括生理学与医学——的创始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与之相关的背景因素。
首先，十字军东征带回的东方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献所保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不仅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条件，而且推动与提高了专业学术（特别是亚理士多德研究、罗马法学、医学）研究。这是中古神学转变为近代学术与科学的一大契机。
其次，近代城市的形成，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对罗马所代表的世俗城市的否弃，可视为对城市精神灵魂的极端强调。但即使上帝之城“不属这世界”（《新约•约翰福音》18：36），人类向上帝之城迈进之途，却也不仅处于历史性时间中，也得落脚在空间中。
因此，一个在世间又超世间的精神（文化）空间不仅成为追寻意义的世人个体减除孤独与抚慰的需要，而且成为人类提升世俗生存走向至善世界的共同体基础。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再者，修道院与经院哲学是大学的源流。修道院始终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基地。如基佐（F.P.G.Guizot）所强调的，修道院即使在基督教会声名狼藉的时代也在社会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在蛮族人的想象中，世俗教士、主教或一般的教士都是十分普通的人，因为他们常常看到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抢劫他们。可是袭击一座修道院则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那边有那么多的圣徒集结在一处圣地上。在野蛮时代修道院是教会的避难所，正像教堂是俗人的避难所一样。”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纪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 Aniane）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维护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间。
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着培养修士。但从基督教整体在中世纪的状况来看，修道院作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团体聚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这一开拓与突围后果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教育。
修道院学校以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为内容，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
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与现代基于个人立场的论争不同，经院哲学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大前提，使之更鲜明地体现着学术传统的一个基本态度：学术论辩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互以对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认识论差异为条件，在相互诘难****同趋近真理的活动。因而，真理不是现代人辩论文化观念所以为的胜者占有的对象，而是论辩双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标。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学术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无上尊严的渊源。
综合性大学的崛起，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博洛尼亚大学于公元1158年建校，有着自己闻名遐迩的法学院；巴黎大学于公元1200年获得皇家授权；牛津大学于公元十二世纪建立，当时一些教师和学生是从巴黎大学退出的；而剑桥大学是由一群来自牛津大学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起来的。大学发展的速度如雨后春笋，到了中世纪末期，有大约八十所大学遍及整个欧洲。大学的学者作为一个新生的阶层，满怀热情地从事各种知识和经验的探索。他们的座右铭是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的教诲：“因为怀疑，我们开始探索；通过探索，我们发现真理”。在这简单的话语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活力扑面而来，一种精神呼之欲出，这就是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的精神。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时期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在大学精神之火炬的照耀下，欧洲从中世纪迈入了现代世界。与此同时，科学与哲学、艺术与文学等各个领域涌现的诸位大师，如群星闪耀于人类历史长河。如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的塞万提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君主”的伊拉斯谟；弗朗索瓦.拉伯雷；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还有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康德、伏尔泰等等等等。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约翰.洛克，他的《政府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宪元勋们创造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而他的思想也随着杰斐逊的那段名言而不朽于世。那就是：“我们认为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获取这些权利，人们要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在西方社会大步迈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古老的中国还在一个个朝代与帝王的轮回中挣扎。直至二十世纪初。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民国政府的一次普通任命，但却可称作是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为之动容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诸子百家汇聚一堂，各种思想、理论乃至主义在此激烈碰撞与交锋，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各个领域与专业的大师乃至未来的大师。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你是一介白丁，你仍然可以秉持你自己的思想，你可以与大师们同堂辩论，争一日之短长，而不必担心被嘲笑与打击。他提倡课外娱乐，组织社团，倡办各种刊物，使学生藉此而互相砥砺，使北大呈现出蓬勃的朝气，更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理，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如西方的一句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应该再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世上已无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