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大学的精神》序

由北京大学癸未教革所引发的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讨论，在当下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关注的问题。站在新世纪初的曙光中和全球化背景下，就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做深入的探讨和思考，重新审视大学之理念与精神，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现代国家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自觉。这种自觉,基于我们已认识到这次教改对改革中的中国教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对中华民族未来的重要性。虽然仁智各异，综而言之，我们应特别注意把握纵向和横向两个视野：一是历史的视野，一是全球的视野。　
　
一　　就现代大学而言，其起源系肇始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universitas）一词愿意主要指“一群宿儒先生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行会（基尔特）”。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都大约形成于12世纪。此后又相继出现了更具现代大学特征的英国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科隆大学、海德堡大学，意大利的萨里诺大学等。中世纪是宗教当阳称尊的世纪，那时大学是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办大学的初始宗旨主要是培养牧师和僧侣。因此，神学是当时大学教育的核心科目。同时，大学里还讲授语法、修辞、逻辑、法律、天文、几何、医学、艺术等。由此可以看出,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科目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因而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三大目标是：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的训练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的价值观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可以说，中世纪的大学一经产生就高瞻远瞩，并争取到了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这对现代西方大学的产生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是当时担任德国内政部宗教和教育司的洪堡（W. von Humboldt）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创建柏林大学的历史背景，是德国人努力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损失的一个结果，它来自德国人的战败耻辱感──一八○六年拿破仑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并于一八○七年逼迫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同时关闭了耶拿和哈勒大学,德皇室仓皇出逃至东普鲁士的梅梅尔。这一战败国命运强烈刺激了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同年他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了“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随后洪堡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新设的文化教育专员，费希特出任新建的柏林大学校长，全力推动德国的文化教育复兴。在较短时间内，德国这个以往欧洲最落后的民族,一跃而执欧洲学术文化之牛耳，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可以这样讲,无论德国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德国学人的精神，就没有柏林大学的典范，也就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制度。从形式上看，柏林大学像其它大学一样仍然包括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四个学院,其从一开始的办校宗旨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洪堡和柏林大学的其它精神教父们所理解和阐发的大学的理念，为柏林大学注入了独特的生命，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始祖。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特别强调大学首先应当相对独立，应当研究学术，发展科学，大学应“惟科学是重”。 洪堡十分强调大学的宁静与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宁静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 国家应为大学的自由与宁静创造保障条件，而不是让大学直接服从与国家的短暂眼前需要：“就整体百言，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该确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 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恰恰是这种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才更符合普鲁士作为一个文化国家的根本利益。到了19世纪末叶，在洪堡及阿尔托夫(Ahhoff)等人的鼎力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改制，依据新人文主义的原则，标榜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发展知识”和“传授知识”并重，摆脱了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起了现代大学的新理念。
　　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况》中曾深入分析了洪堡的大学构想，他认为：“这种教育不仅要让个人获得知识，而且还要为知识和社会建构合法的主体”，其核心在于通过一种“精神”（费希特称之为“生命”），把科学原则（“‘一切都来自一个本原’──与它对应的是科学活动”）、伦理理想（“‘一切都归于一个理想’──它支配伦理和社会实践”）和道德目标（“‘这个本原和这个理想合为一个观念’──它保证科学中对真实原因的研究必然符合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对公正目标的追求”）融合为一（“洪堡特还补充说，这三个愿望天然地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智力特性’”），暗示着经验科学所包含的知识秩序不过是“精神”或“生命”的自我呈现和自我完成。它清楚地表明德国大学的原则是“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一基础上”。
　　1852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并长期担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约翰•;纽曼(John H．Cardinal Newman)将其一系列演讲整理出版，名为《大学的理念》，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英国大学数百年的办学传统和他本人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理解。他阐明大学乃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的技术知识，而应提供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大学是一个培育绅士的地方，是一个“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大学的职责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 “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他心目中之大学是着重对文化传统之保持，大学之目是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纽曼的大学理念显然以大学是一个“教学’’的场所，是一个培育“才人”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个保存文化传统的地方。这个理念与中古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契合的，直致今天仍然是留给大学教育的一项重要遗产。（这一点从英国牛津大学可以看出,它自建立之日起，始终坚持博雅教育理念，教授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
　　他们这种着重强调大学的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双重功能的大学理念，不但在德国，对美国也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现代大学的先驱者，以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闻名的弗莱克斯，在其出版的《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一书中，系统性的阐扬了他心目中的大学。他开宗明义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类的历史值得保存，也表明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创造文化。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俗逐流。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社会的清明与理性。大学应该成为科学家、思想家的家园和绿荫，使他们免于俗务的纷扰，在最适宜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研究各种物理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宗教的现象，去研究各种与之关联的事务。“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佛莱克斯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同时他没有轻视大学之“教学”功能。他说：“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在他心目中，大学之目的不止在于发展知识，研究学术，同时也在于培育人才。美国大学一方面继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承继了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当代美国大学的研究院与大学本科的二重结构，即研究院采用德国模式，大学部多手英国影响，就系结合择德、英模式而设计而成的，这个设计也已成为今日世界各国大学的模式。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分别以英国牛津大学和 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Gentlemen”（绅士），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Scholar”（学者）。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现代大学的功能既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也不限于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而是赋与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
　　　　
二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明显受到了西方诸大学理念的影响 和启示.
　　若我们溯流而上，纵向考察中国古代社会之教育,我们会发现，其虽没有大学之形，但却有大学之实。
　　几千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和遗存的古之四书五经之《大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此处所谓大学概念，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包含了下列四种意义：成人终生教育、“大人”教育、大学校、大学问，而其根本则指向“大学问”。《大学》开宗明义道出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教育发扬人性中本来的善，培养健全的人格；“新民”是指通过教与学的统一，达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止于至善”则是指教育的终极目标，即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古之谓“至善”的理想境界。《大学》对于作为核心理念的大学问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知识分子的做人准则和理想追求，也成为大学教育的社会责任和终极追求目标。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人成为仁人君子，使社会得以实现仁爱太平，即“止于至善”。 《大戴礼•;保传》中也写道，“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据此，大学应当是学大艺、履大节的地方。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可说是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大学的精神和理念。
　　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自古分科，孔门之学即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南朝宋文帝将大学分为“玄”、“儒”、“文”、“史”四学。《礼记•;中庸》中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义、礼、智、信”成为人的价值体系，强调通过教育，强化人生责任、改善人伦关系、完善人格修养，达到“至善”的境界。所以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人文的思想，强调人的道德义务与人伦关系，强调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正如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所的“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从汉代的太学、到隋朝、魏晋、明、清的国子学(国子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大学，都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西汉时,汉武帝从大儒董仲舒之请，创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其太学生在东汉臻极盛时，达三万人。董仲舒在举贤良策中说，“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实为国家养贤之所。直致清朝末叶，中日甲午海战，泱泱大国败于撮尔小夷之岛国，才有仁人志士愤而发愤图强，乃有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废科举，立学校。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开办，1905年”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教育制度至为关键的”现代转型”，可说是中国现代大学之发轫。至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之开端。.。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教育总长。曾游学德国四年的中国杰出的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大学令》规定大学分设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以文理两科为主。凡文、理两科并设者，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方能称为大学。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1915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任校长时着重阐明了以下三点：
　　 “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要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 ，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
　　他在阐明大学之性质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在谈到学术自由时，他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码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为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客观存在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方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更是进一步具体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
　　可以说蔡元培先生奠定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与文化创新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这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
　　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有独到理解的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是另一位对清华大学乃至中国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教育家。他十分强调大学在培养人才方式上，应特别注重通才教育理念。他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大学教育……他的最大目的原在培养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方面的通才”，“唯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他在著名的《大学一解》一文中，系统阐述其通识教育思想。文章以《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本思想：“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而明明德、造就新民就是要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实现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社会风气的改良。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系，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者，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他系统地提出了通才教育的思想： “今日而之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从全部的教育过程来看，大学阶段的目的只是取得一种完成“新民”使命的“出身”或“资格”。他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这种远见卓识，在大学教育在人的一生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讲求终身教育的今天，尤为值得深思。
　　　关于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诸多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述: 　　爱因斯坦这样理解大学：“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雅斯贝斯在“大学的理念”中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大学的内在精神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思活动为标志的”。
　　剑桥大学的艾雪培爵士说：在文明的国度里，学术自由已发展为一种受到特别保护之思想自由的角落。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的条件。大学教师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需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
4　　 耶士培在他的《大学的理念》中再三强调：大学必须具有“知识上自由的交流”。　　蒙罗指出：“学术自由之存在，不是为了大学教师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
5　　培克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为“奉事圣职的骑士”。
　　前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曾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的一代代教师的质量。　　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1700－1914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 .,　　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针对性地提出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训练“人力”(manpower)，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manhood)。大学教育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　　怀海德说：“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以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
　　１９２９年，“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格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就表达了如下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教育家潘光旦先生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是要做“士”——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制定了“允公允能”的校训，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举。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提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样“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唐文治先生认为应致力于将文化传统融于现代教育之中，通过文理沟通、两文（中文、外文）并重以实现“体用兼备”的教育目标。
　　台湾大学的教育由于特殊的原因，也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第一，他们讲求人文素养。人文学科课程的安排与设计，要努力达到提高整合的判断力、文学与艺术修养、心灵的陶冶、理想价值判断与选择能力等各方面的反省与熏陶的目的。第二是社会关怀。经由社会科学的认知，成为有能力认识社会、参与社会及批判社会的社会人。不但有能力认识和了解社会，同时具备致力改善人类共同生活的品质，并学会自尊互尊而与他人成为社群生活的共同体。第三是自然与人。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深深影响人文世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改变。因此作为通识教育的重点的自然科学，要教导学生了解自然科学与人的各方向的关系，并对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反省与思考，甚至敢于面对科学研究对传统价值的挑战。第四是生活知能。包括说、写、阅读、批判思考力等等，让学生在专业知识外，还具备立足于社会的能力。第五是科学素养。传授给学生基本的科学常识，激发其对于自然生态及科学发展的兴趣及认知。其所开课程全面中突出重点，囊括了包括数学、信息、健康、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地球科学、生态、化学、物理等有关课程。
　　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大学校长到执教的教授，从中国“大学”所宣扬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到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一家的世界精神，从韦伯、耶士培、蔡元培等坚持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到纽曼所高标的博雅教育、艾雪培的专研精神，从怀海德所珍视的想象力与实用经验、佛兰斯纳念兹在兹的知识之探索研究到葛德诺转注于卓越境界的论析，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其共识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的功能。独立、创新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强调学术性、通识性、人才培养的全面与和谐，这是保障学者和学子在自由的环境中教学研究和学习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
　　三　　　　一所大学是一锅老汤,一所好的大学是一锅好的老汤.一锅好的老汤好的味道的形成都有自己独特的发酵过程。
　　勿庸置疑，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承文明、探求真理的地方。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应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世界各国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有意无意地培育一种文化自己独特的生活。从中古的大学如勃隆那、萨里诺，到现代的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海德堡、东京帝大，以及过去的北大，西南联大等，就是一盏盏千古不灭的学灯，“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其无不在知性生活之外，有着其丰富的文化的生活。文化生活决定着一所大学的风格，一所大学的精神，也影响该大学学生的气质品性。这就是成就一锅好的老汤的最重要的“佐料“。
　　中古大学最具永恒意义的便是它的世界精神，它的超国界的学术性格。一个意大利大学的教师，他可以云游四方，在欧洲任何一个学府的餐台上受到学者应有的礼遇。主人与访客说共同的语言(拉丁文)，跪在同一的十字架前祈祷。他们彼此都熟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托勒密的天动说，谈学论道有一共通的知识领域。他们不啻是欧洲大学联邦的成员。那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大学的星群。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意大利的勃隆那，意大利的萨里诺，德国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一盏盏亘古不灭的精神之灯。就今日的大学而言，牛津与剑桥是从中古一脉相传下来，是最保持了其古典性格和中古大学之原趣的。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是现代大学的鼻祖。它在中世纪率先打出了“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权利。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这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同时，她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在她的第一神学院内，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逐渐形成，学生们提出各种各样问题，进行着最激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它从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使在当今世界也显得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它同时又是民族的，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征——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民族性——就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以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开端的。早期，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让古罗马文明重新烛照人间。她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种种实践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做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黑暗之中，她又如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所说，“在战火中，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20世纪末，当欧洲联合的事业一波三折，艰难曲折时，她又在1988年九百年校庆之际发起和起草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她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的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想向现实迈步。欧洲大学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更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
　　牛津大学，这个世界顶级大师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蒂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寥寥数语，便让我们得以窥见了牛津大学屹立千年而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哈佛大学一直是世界学子向往的圣殿。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这样描述她：“真正的哈佛”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哈佛大学在前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先生眼中是这样的：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镣铐，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她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飞翔。
　　 剑桥大学，虽然已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很多人却沉醉于她那迷人的清灵之姿和詹异流俗的风韵，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的学府走出的一座座丰碑，熟知她培养出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科学家、思想家、作家、诗人等文化巨匠：培根、巴罗、牛顿、达尔文、罗素。。。。。。孕育了诸多璀璨群星的这座著名学府流传着许多广为人知的传统和传说。金耀基先生曾在《剑桥的三一》中这样描述：“1918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的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它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
　　 “不平则鸣”，“一阵疯劲来了，连穿缁衣的死人也会摇醒”，为争取自由、独立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巴黎大学，怀抱伟大梦想，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致力于在意大利重现古罗马文明的辉煌，致力于唤醒由这个古老文明传播的世界公民理想，在饱经战乱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欧洲推动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国家联合的博洛尼亚大学。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哈佛的内在精神……这些圣地都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成为人类对话的基地，顽强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独立、超然、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　　当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战火纷飞中组建的西南联和大学，之所以能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传薪播火，弦歌不断，并造就了一批大家、大师，就在于当时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就在于西南联大在民族危难之际， “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

四、大学之魂　　大学教育的主体是人，是施教者与受教者、服务者的有机结合，确切的说，是教授、学生和以校长为代表的服务层的交流互动过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钱穆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人。 “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谓“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学人常讲的“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中国学问最重第一系统，即“人统”。《大学》中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也即此意.。
　　 古之大儒朱熹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总结为 “白鹿洞书院揭示”：“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分别阐述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和处事之要。“揭示”所体现的知、行合一，学、问相济，思、辨结合思想，以及教育的非功利思想。中国教育的核心重“人统”，中伦理与价值教育，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如哲学家费希特指出的，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也即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通过唤醒学生内在的力量，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不仅要教授其专业知识，更要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的目的，人活着为什么”，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之间，应建立起怎样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信仰，为自己一生的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不断地开拓自己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性情，铸炼品格，在发展个人爱好与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与创造力，成为全面发展的才人，使他们在形塑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或者说教化（bilden）能够感受到真、善与美的人，能够领悟到人之尊严，人在有限性上建树的伟大的人。如洪堡所言“人的真正目的，是使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而教育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教育只应发展人的禀赋，而不必赋予人的天性以任何特定的公民特征…因此，公共教育应完全处于国家权限之外…”。如果我们溯回到卢梭那里，回到《爱弥尔》，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通过公民科学来进行自由教育，借助二者的张力来塑造真正的自由人。教育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人文过程。
　　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就需要建立一个适合的机制。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的社会文化活动，因而，作为传递、应用、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必须注重学术，必须拥有一批有思想的专家、学者-，有思想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一批具有独立思想、人格与自由意志的现代知识分子。《资治通鉴》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中国民间的“天地君亲师”，都可以看出教师在一所大学里的重要位置。在所有的教育资源中，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所一流的大学，应有一批一流的教授，甚至大师。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是“道德文章，堪为师表”，他不但有渊博的知识，有原创性、奠基性、开拓性、前沿性的学术成就，还能做到文以载道，是知识和品格完美结合的代表，是知行统一的典范。这不仅是现代大学重要理念所在，更重要的是现代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梅贻琦先生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时大声疾呼“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灵感。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一法。” “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有一流的教授、大师，才会培养出一流的才人；有一流的大师，才会有一流的学术成果。教授，确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五　　　　1915年，在美留学的胡适先生与康乃尔大学英文教授亚丹先生晤谈时，亚丹问：“中国有大学乎？” 胡适无言以对；又问：“京师大学何如？”他只能据所闻而答。亚丹说：“如国欲保留固有之文明而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此话极大的震撼了胡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大国乎！”第二天他思虑再三，又写下了一段更为激愤的文字：“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由此可以看出，大学教育不止对个体的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性情的陶冶，人格和个性的培养，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举足轻重，同时对一个国家文明之性格、民族之精神的形成、民族之文化的发展，形塑、改造和推动社会发展上也至关重要。如社会学家贝尔言，大学正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盛衰。看一个国家大学的质和量，几乎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素质及经济水平，甚至可以预测该国家近三十年的发展潜力、速度与远景。
　　纵观我国现代大学不足百年的生长史，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以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制为起点，基本线索为 “开眼看世界”，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 。晚清模仿德、日（特别在政法教育上，许多名字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直接转借自日本），1920年代学习欧美（特别在科学和人文教育上），1950年代转向苏联（主要从技术上），近二十年则独尊美国，大致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遗憾的是却始终未找到很好的“接口”。诚然，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要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可避免的要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甚至需要上百年、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臻于合理、完善，才能成为“世上最美的机体”。
　　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过一段令人心醉神迷、叹为观止的黄金期，时间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及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艰险的战时环境中，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呈现蓬勃的生机，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为杰出代表的一批具有现代大学精神的高等学府，他们以集团军的形式出现，造就了整整一代我们至今仍难望其项背的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师和我们至今无法超越的学术成就。而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所奠定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有过较好的恢复。以声名远播的北大中文系为例，那时拥有一大批真正一流的老教授，他们无论是治学、为人，都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相互对立，相互补充，互相影响，兼容并包，同时学生也根据自己的爱好、性格、气质、自主设计与选择，自由的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享受追随自己心仪教授的“从游“之乐，师生之间的关系，亦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极似古之书院），从整体上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有时看似“散漫“，看似漫不经心，而这恰是学子们在一种“沉潜“状态下，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燥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做知性的磨练和理性的沉潜，进行着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是创造力的凝聚和即将喷发。这恰是北大所特有的气息，特有的无用之用，无为而为，为而不有。这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学科）是一项漫长的积累过程，有时一项学术成果的成就、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承、努力，需要时间，需要毅力，需要忍耐。是一个或几个人在同自己、同历史、同整个世界的较量、战争。
　　大学具有在“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知识的传授，即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这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一是精神的传递。必须有所坚守，有所进、有所不进。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坚守文化、精神的堡垒。同时大学还应不断地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自身，进行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更要回答中国以及人类发展中未来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更具有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的问题，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与人自身的发展与变革，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与变革，提供精神资源，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如蔡元培先生所言，这正是为了“担负将来之文化“的发展的重任，着眼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思想、文化、学术的长远发展。大学自其出现始，就因为其在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上的特别作用而有别于其他机构。特别是一些经历近千年风雨仍巍然自立，历久弥新的大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对人类的贡献而闪烁光芒。这正是大学这所精神堡垒所起的特殊作用。
　　在此，我原再次重复１９２９年陈寅格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大学精神的内核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创新的激情、求是的态度。　　具体到大学体制的设置上，是否应遵循如下　：从理念上讲，为全人格教育（即西方之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终身教育，培养人才的全面性、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是大学与大学教育的灵魂。（二十年前，冯友兰先生忆及清华大学往事时，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无限感慨，予以很高评价。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从体制上讲：将欧美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相融合（一贯主张全盘或充分西化的胡适先生对中国的书院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古代书院可以和欧洲的大学研究院相提并论，“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20世纪20、30年代培养出一代大师而独放异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书院制度的合理性），从已成功合理存在千年的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汲取某种思想资源，充分发挥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的力量，为茡茡学子“提供一个可以获得整个生命的最大可能的快速成长的情境”。大学应是统合各类学术知识与思想的主要场所，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及大知识分子的主要培养所。从精神上讲：追求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大学是为現实社会文化提供批判与理想的主要社群。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鼓励思想自由、学术创新，使学术争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保证，是探求真理和发展科学的先决条件，更是现代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　　大学教育的使命，在于自由教育，在于以人为本；大学在当代的使命，其圭皋在于具有现代人本精神的公民科学的教育，在于培养21世纪的现代“知识人”。近代哲人布勃(Martin Buber)说：“真正配称为教育的，主要的是品性的教育(education of character)。”而学人们一再提起的源自古希腊的博雅教育(IiberaI education)，是古希腊给自由市民的教育，直译就是自由人教育。其中心价值是不但要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人，还要做知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自由人。也即肯定人文的价值，摆正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位序。其着眼点不在于具体的知识和技术，而在于培养一个现代公民所应应有的一切品质。他应具有合理的人文注意的信仰，知晓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关系，能并把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一以贯之，自觉的建立和丰富现代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以人为主体为本位的人文世界和文明秩序。在当下，公民科学是大学的真正精神所寄，是对当下现实问题的面对、思考和行动，是现代社会第三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有公民科学，才能最终使大学成为真正独立和自主的“普遍”和“完整”， 在“润物细无声”中，使学生成为这种精神的化身，成为自由人和公民。从而反哺于社会，不仅仅从人才与技术上，更重要的是从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促进社会的完满与进步。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态的全球社会的初始阶段，全球化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普遍的现代性格。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大学教育，在讲求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的21世纪，大学教育不只是在积淀、传承、创新和应用之间徘徊，而是面对着如通识与专精、博雅与实用、教学与科研、传承与创新、象牙塔与服务站、自由与监督、平等与卓越、以人为本和以识为鹄等等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和责任，其功用已涵盖了教学、研究和服务这三个领域，大学教育已逐渐的更加专业化、层级化、职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甚至政治化了，逐渐成为如克尔所描述的“综集大学”，一个五光十色的多元“城市”。大学知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要。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在1966年就有预见性的讲到：“知识对整个社会的行动在历史上当然从没有如此等占中心地位。上一个世纪下半叶铁路所担当的角色，本世纪上半叶汽车所担当的角色，也许本世纪下半叶将有知识工业来承担了，那是说，作为国家成长的焦点。而大学则是知识工业的中心”。但是大学基本的理念和精神是没有改变的，他的使命和责任仍然如上帝之光，神圣而永恒。那就是使人成为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人”，成为合格的公民。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使个体的自然人首先成为一个自由人。我们是一棵棵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我门生活在渺小而唯一的地球上，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我们在太阳下思想着，我们既需要爱更广大的世界，太阳下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同样也需要爱“小世界”，我们的圣城大学。而无论是广大的世界，还是一所大学圣城，最终都指向了我们作为公民所生活的理想国度，这个最初和最终都践行在我们身上的城邦。不过，当我们探问这个城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也许首先应该问一下，那些想要进入城邦，并自居为这个城邦的当然居民的人，你准备好了吗？你的身体，还有你的灵魂。作为公民的你，还有作为自由人的你和那些仍在自由学习、思想着的、努力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茡茡学子。 <大学的精神> 桂苓 刘琅主编、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