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大学

读了叶隽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一文(《国际文化》第160期,2004年9月8日),有些感想,现在写出来,或许可供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读者参考。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1158年;法国巴黎,1180年),接着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中欧德语地区,迟至十四世纪才开始兴办大学(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富特,1392年;莱比锡,1409年)。然而,开始办大学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原因之一,是德语地区长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大学,有的(如黑森和萨克森)还打算建立第二所,互相竞争,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格丁根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已经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二位国王但仍然还是汉诺威选帝侯(K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 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 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 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 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 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 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 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 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Е.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 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 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