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1000年——关于学校

教育不仅仅使人适应既有的社会，并具有创造性，学校也不仅仅作为传递知识和文化遗产、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增进知识的场所而存在

　　公元１０００年，是中国宋朝的咸平三年。那一年的科举破了纪录，共录取进士４０９人，诸科１１２９人，总计多达１６３８人。发达的科举制，造就着重教兴学的社会风气。在乡间的村学、义学或私塾中，儿童们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流传千年的启蒙课本。遍布大江南北的书院和理学的兴盛，使官学之外私学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１１８０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完毕，邀请陆九渊前来讲授“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一章，并将讲义刻于院门石碑之上。朱熹加注刊刻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为儒生的基本教材。

　　中世纪的欧洲，教堂的钟声和骑士的马蹄声交织。在教会管理的教区学校、唱诗学校、经院学校中，师生们虔诚地诵经、祷告，教育被视为一种自我拯救的途径。１０９６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宫廷、贵族及武士家庭中流行着骑士教育。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行猎、下棋、吟诗成为“骑士七艺”。

　　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１１３１年建立）、博洛尼亚大学（１１５８年）、法国的巴黎大学（１１５０年）等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那时的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或教室，教师在学生的住处、公共场所及街道旁讲学，如古希腊的智者那样。由于课本主要靠手抄，大学教师是惟一有书的人，争论和答辩于是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并流传至今。在与教会持续的较量中，大学逐渐取得某种独立性和自治权，对教师资格的认可最终由教会转移到大学。被教师行会接受的人被称为硕士、博士或教授，处于学徒等级的年青的新手称为学士。大学开始设立自己的标准，世俗的权威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个自由的、争论的、科学的世界逐渐呈现。

　　文艺复兴的时代来到了。源自古希腊的“身心既善且美”、和谐发展的教育理想，在欧洲复活。新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培养神父和僧侣，而是如拉伯雷所说的“巨人”————高贵善良、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全能的人”。１４２３年，维多里诺在意大利开办了一所名为“欢乐之家”的贵族学校，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早期实践。儿童和教师在朋友般的亲密气氛中学习和生活。学生以学习古典语文为中心，同时学习数学、天文、历史和自然科学，以及音乐、舞蹈、骑马、射箭、游泳和开展各种游戏。

　　当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中国建立了明王朝。１３７５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全国普遍设立社学，为封建时代第一次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１３９３年，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总数达到了８１２４人。王守仁、湛若水等在书院的讲学，使儒学发展为心性之学。科举制病态毕露，科场案件迭起。１６４５年河南乡试，一考生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主考官被押到刑部治罪，为清代文字狱之始。

　　商业社会的出现和科学进步加速了文化变迁。培根写下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句。１７０５年，牛顿被女王封为爵士，安娜女王和王子特地步行到剑桥大学参加授爵仪式典礼，以示重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撰写的《大教学论》，称教育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１８世纪中期，全欧洲最有影响的教育书籍是卢梭的《爱弥尔》和加乐太的《论国民教育》。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的主张，认为应当使儿童置于教育过程的中心，从而打开了囚禁儿童身心的大门。

　　１８世纪，多数欧洲国家均完成了国家接管教育的过程，为低层平民举办的国民教育开始兴起。在美国向西部拓荒的路程上，留下了一处处学校和教堂。普及教育成为深入人心的民主主义理念，并发展为公立学校制度。杰斐逊相信：“自由若不掌握在人民手中，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民手中，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保证。”大工业时代的学校教育在１９世纪宣告完成。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理论，使“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成为学校教育新的金科玉律。１８３７年，福禄培尔在德国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洪堡在柏林大学的改革，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准则，科学教育开始与人文教育并驾齐驱。

　　已经落在世界强国之后的中华帝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１８６２年，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开中国近代学校之先河。在沿海城市开放口岸，出现了外语学堂、武备学堂、教会学校等一批新型学校。１８７２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３０人赴美留学，启动了至今澎湃不息的留学潮。

　　中国进入２０世纪的标志性事件是教育变革。１９０３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１９０５年，清庭宣布废止实行了１３００余年的科举制，遍设学堂，广开民智。洋学堂里，孩子们上午“子曰诗云”、下午“声光电化”，唱着“长亭外，古道边”的新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首次接受邓兰春、王兰等９名女生入校旁听，开始了男女同校的历史。

　　２０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宏观地改变了１９世纪形成的学校面貌，杜威“儿童中心”的理论，使儿童成为教育世界为之转动的小太阳。１９１８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中学教育新的“七项基本原则”是：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彻底否定了２０年代杜威的巨大影响，建立了高度集权、计划统一的教育体制。苏联的教育官员自豪地声称，可以确切地知道全苏联每一个教室现在在上哪一课。法西斯主义教育形成一股逆流。１９３３年，德国教育部长称，“种族、武器、元首和宗教”为其教育纲领的基本概念。

　　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无不将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重要工具。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大规模地改造和重建教育。凯洛夫取代了杜威，俄语取代了英语，“专家”取代了“通才”。由于１９５７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冷战格局下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加剧。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学生造反突显了严重的教育危机。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教育的中断和荒废。美国以反战和民权运动为背景的青年学生运动发展为“嬉皮士”的狂欢。１９６８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导致了戴高乐政府的下台和深刻的教育改革。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学会生存”、“终身教育”成为新的教育理念。超越了“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成为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和“世俗的教会。”

　　１９７７年，中国重新实行高校招生考试，恢复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校教育重新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考试中心、分数至上等陈旧传统的复活，演变成“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千百万学生在死记硬背和题海大战中苦度青春。星期天，城市中游动着哈欠连天的琴童、画童大军。１９８８年，一个叫苏明娟的农村女孩渴望的目光打动了中国人的心，２００多万贫困儿童因“希望工程”捡回了希望。１９９８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ＧＮＰ的２·５５％。１９９９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１５３万人。

　　按照最新宣布的计划，２０００年中国高校将猛烈扩大招生人数，从１５３万扩至３００万。高校“教育现代化”再次成为激动人心的目标，引导我们向新世纪的出发。但是，“如何现代化”，则继续是缠绕着“教育”的老问题。 作者: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