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明显受到了西方诸大学理念的影响 和启示.
若我们溯流而上，纵向考察中国古代社会之教育,我们会发现，其虽没有大学之形，但却有大学之实。
几千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和遗存的古之四书五经之《大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此处所谓大学概念，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包含了下列四种意义：成人终生教育、“大人”教育、大学问、大学校，而其根本则指向“大学问”。《大学》开宗明义道出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教育发扬人性中本来的善，培养健全的人格；“新民”是指通过教与学的统一，达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止于至善”则是指教育的终极目标，即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古之谓“至善”的理想境界。《大学》对于作为核心理念的大学问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知识分子的做人准则和理想追求，也成为大学教育的社会责任。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人成为仁人君子，使社会得以仁爱太平，即“止于至善”。 《大戴礼•保传》中也写道，“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据此，大学应当是学大艺、履大节的地方。汉代的太学、隋朝的国子监都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大学。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可说是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大学的精神和理念。
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自古分科，孔门之学即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南朝宋文帝将大学分为“玄”、“儒”、“文”、“史”四学。《礼记•中庸》中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义、礼、智、信”成为人的价值体系，强调通过教育，强化人生责任、改善人伦关系、完善人格修养，达到“至善”的境界。所以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人文的思想，强调人的道德义务与人伦关系，强调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正如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所的“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到了西汉,汉武帝从董仲舒之请，创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其太学生在东汉臻极盛时，达三万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实为国家养贤之所。从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称国子学(国子监)，都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至致清朝末叶，中日甲午海战，泱泱大国败于撮尔小夷之岛国，才有仁人志士愤而发愤图强，乃有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废科举，立学校。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可说是中国现代大学之发轫。至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之开端。.。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教育总长。曾游德国四年的中国杰出的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大学令》规定大学分设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以文理两科为主。凡文、理两科并设者，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方能称为大学。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1915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任校长时着重阐明了以下三点：
“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要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 ，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
他在阐明大学之性质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在谈到学术自由时，他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码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为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客观存在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方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更是进一步具体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
可以说蔡元培先生奠定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这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
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有独到理解的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是另一位对清华大学乃至中国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教育家.他十分强调大学在培养人才方式上，应特别注重通才教育理念。他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大学教育……他的最大目的原在培养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方面的通才”，“唯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他在著名的《大学一解》一文中，系统阐述其通识教育思想。文章以《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良”作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本思想：“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而明明德、造就新民就是要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实现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风气的改良。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系，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者，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他系统地提出了通才教育的思想： “今日而之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从全部的教育过程来看，大学阶段的目的只是取得一种完成“新民”使命的“出身”或“资格”。他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这种远见卓识，在大学教育在人的一生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讲求终身教育的今天，尤为值得深思。

关于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诸多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发表了许多自己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述:
爱因斯坦这样理解大学：“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耶士培在他的《大学的理念》中再三强调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大学必须具有“知识上自由的交流”。
雅斯贝斯的“大学的理念”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大学的内在精神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思活动为标志的”。
剑桥大学的艾雪培爵士说：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发展为一种受到特别保护之思想自由的角落。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的条件。大学教师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需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4
蒙罗(G．R．Morrow)指出：“学术自由之存在，不是为了大学教师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5
培克(Cerl Heinrich Becker)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扬为“奉事圣职的骑士”。
曾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也曾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的一代代教师的质量。
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1700－1914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 .,
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R．Hutchins)针对性地提出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训练“人力”(manpower)，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manhood)。大学教育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
李大钊先生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强调要通过教育来唤醒和提高人们的觉悟，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促使民族精神的再生和再造。
１９２９年，陈寅格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就表达了如下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是要做“士”——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
唐文治先生认为应致力于将文化传统融于现代教育之中，通过文理沟通、两文（中文、外文）并重以实现“体用兼备”的教育目标。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制定了“允公允能”的校训，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举。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提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样“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台湾大学的教育由于特殊的原因，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第一，他们讲求人文素养。人文学科课程的安排与设计，目的是提供整合的判断力、文学与艺术修养、心灵的陶冶、理想价值判断与选择能力等等各方面的反省与熏陶。第二是社会关怀。经由社会科学的认知，而成为有能力认识社会、参与社会及批判社会的社会人。不但有能力认识和了解社会，同时具备致力改善人类共同生活的品质，并学会自尊互尊而与他人成为社群生活的共同体。第三类是自然与人。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深深影响人文世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改变。因此自然科学作为通识教育的重点，在于教导学生了解自然科学与人的各方向的关系，并对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反省与思考，甚至敢于面对科学研究对传统价值的挑战。第四类是生活知能。包括说、写、阅读、批判思考力等等，让学生在专业知识外，还具备立足于社会的能力。第五类是科学素养。教授给学生基本的科学常识，激发其对于自然生态及科学发展的兴趣及认知。所开课程包括数学、信息、健康、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地球科学、生态、化学、物理等有关课程。

从大学校长到执教的教授，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已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强调学术性、通识性、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坚持学习自由和研究自由的原则，使学术争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现代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也是保障学者们在自由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