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663）




摘要：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漫长的精英教育阶段之后，进入了大众化时代。随着经济、技术和人才竞争的加剧，一场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革命正在兴起。在新的形势下，分析和研究国际间高等教育大众化，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民办高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民办高校；民办教育；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Global View of Higher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WU Jie Jin-ze

(Guangdong Lingnan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663)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popular age after a long elite education time. The r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is springing up owing to the competitive intensification of economy, technology and tal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 analyze and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us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for reference. It is of very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to our higher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private college; private education; strategic choice







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最热点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非常需要急切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从全球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国际间高等教育大众化，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民办高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提出

对“高等教育大众化”（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这个概念，如果从字面上望文生义，也许连小学生也会作出一些解释。但对于教育社会学家来说就会作出多方面多维度的思考。他要考察它的过程、程序、步骤、时间、环境、人力以及相应的量化指标等诸多要素，经过综合分析，界定内涵，作出概括。这就是术语与口语的区别之所在。从语义来说，即使同一个词，其口语含义往往与术语概念有所不同，甚至可能大相径庭。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概念没有一个共同认知的标准。从形式逻辑角度来说，其内涵含混不清，外延类系亦难具体界定。显然，这对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和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指导都十分不利。

197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题为《从精英向大众教育转变中的问题》（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在总结了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之后，以高等教育常用的“毛入学率”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一个“三阶段论”。他把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精英”（elite）、大众（mass）和普及（Universal）三个阶段：毛入学率在１５％以下的为第一阶段，即精英教育阶段；１５％－５０％之间为第二阶段，即大众教育阶段；５０％以上为第三阶段，即普及教育阶段。特罗这里所说的“毛入学率”，是指一个国家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该国18—22岁适龄人口的百分比。特罗认为，在各个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存在质的差异。他运用教育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原理，按量化差异来界定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应当说，这是一个创新。他同时还从高等教育规模、教育理念、课程和教学形式、招生和选拔、学校的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形式以及内部行政管理等多方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阶段进行了多视野多维度的概括和分析，为各国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和社会评估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统计提供了一个简便而实用的工具。特罗的“三阶段论”一经提出，就得到各国的广泛赞同和广泛采用。

但也有人对特罗的“三阶段论”提出过质疑，认为“三阶段论”中采用的百分比带有随机性，三阶段的分期不够准确。这种质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量化指标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么精确。其实，既使是某些科学技术数据也不一定都要求那么精确。数学中变数、变量、参数、参量、概数、概率的存在，不正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科学技术的某些量化指标也有相对性吗？绝对精确、绝对纯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学尚如此，我们何必苛求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量化指标一定是要百分之百的精确呢？不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使用量化指标界定概念时，在其边缘区总是带有一定模糊性的。数学不是也有模糊数学吗？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社会科学允许约定俗成，科学技术也允许作数据的约定，如技术标准方面的数据不就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吗？约定的东西被广泛接受就具有了合理性和科学性。特罗“三阶段论”的分期和毛入学率的百分比的界定也是如此。虽然不完全精确，但它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这就说明“三个阶段论”具有合理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事实正是如此，从１９７３年特罗“三阶段论”提出到现在，已被世界各国延用３０多年，这本身就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特罗不仅为世界高等教育统计确立了一个公认的标准，而且还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罗的“三阶段论”揭示了高等教育由初级向高级循序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按以上三个阶段循序发展的，都是先精英教育，然后是大众教育，最后是普及教育。总有一天，当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全球各国都会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达到至善至美的最后阶段。

以特罗“三阶段论”来界定“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概念就很清楚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就是要完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50%的教育指标。它的底线是15%，而上线是50%。当然，前面讲过，这些界线是相对的，在其界线的边缘过渡区，不必象测量精密仪器那样机械地去套用。但也不可没有一个大概的指标。在特罗的“三阶段论”中，高等精英教育阶段占15%，大众教育阶段占35%,普及教育阶段占50%,指标步步升高，这样的划分是合理的。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涵不仅仅是一个量化指标问题。它还包括与其量化指标相适应的多方面的教育内涵，如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学制、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这些教育内涵，特罗教授都考虑到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还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关系到社会的就业，关系到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建立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多元的质量标准，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大众化的要求，才能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当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仍然需要精英教育，如研究生教育，在未来较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仍然属于精英教育。而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特罗所划分的高等精英教育阶段与精英教育和精英人才的培养还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一个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质量程度的历史分期，而后者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等级分类。二者不可混为一谈。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教育、精英人才的培养，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还必须同时抓好精英教育，抓好精英人才的培养。这是时代赋予各国的历史任务。

二、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形势

按照特罗“三阶段论”审视和分析人类社会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我们就会发现，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深沉的历史。从１０８８年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到现在，在过去９００多年间，基本上是精英教育的历史。

直到１９４０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１６％，率先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因此，我们可以把1940年视为一个转折点。1940以前，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是精英教育，差距不大。而1940年以后，世界高等精英教育的格局才开始转变，形成 了一个精英教育，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共存的局面，而且拉开了档次。

到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相继转入大众教育。而到20世纪末叶，包括美国在内的OECD国家的高等教育平均毛入率达61%，其中美国达80%。这些发达国家已进到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而其中的加拿大更先进，它已完全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入学率达102%。这就意味着除了完成100%的入学率之外还有相当一批适龄大学生有二次入学而取得双学历和更高一层学历的经历。另一方面，一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低得可怜，一直在15%以下，甚至只有百分之几，仍然处于精英教育的初级阶段。

那么，处于大众教育阶段的国家有多少呢？据统计，在21世纪到来之前，全世界就已有70多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时间又过去了几年，估计现在至少有八九十个国家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教育阶段。虽然美国、加拿大等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但这些国家主要是OECD发达国家，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这些国家无论在国家数量和人口数量上仍占少数。而随着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不断有新的国家跨入大众教育阶段。也就是说，进入高等大众教育阶段的国家不断在壮大。尽管有些国定仅仅达到高等大众教育阶段的临界线的底线，但迈进大众教育的态势已经形成。一个由多数国家和多数人口参与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世界运动已经到来。

由于受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人口、经济资源、国情实力、教育政策和教育基础等诸因素的制约，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差异很大，发展极不平衡。即使在同一教育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别。比如说在大众教育阶段，有的国家刚刚超过临界线，有的则已接近普及阶段。在15%--50%之间，伸缩空间较大。对于新进入其间的国家来说，要全部完成这阶段的任务，仍是任重道远。

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无法以一个国家或部分国家判断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但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就是看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值。世界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最初突破精英教育阶段的时间是1994年。那一年的平均毛入学率为15.3%，到1997年达到17.8%，到20世纪终达到22%。这是一组具有历史意义的数字。它标志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水平已经进入大众化的历史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在10%以下徘徊，直到2002年才达到14.8%，到2003年达到17%的水平。2004年最新数字为19%，虽然还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但毕竟跨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也可以说，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告别精英教育而进入大众教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奋斗目标，规定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0%，2020年达到30%-35%。同先进国家相比，这些指标并不高。但对我国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不过，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些指标的实现是可能的。

三、世界高等精英教育的历史回顾

为了更好地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对精英教育的历史作一个大概的回顾。以史为鉴，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世界高等教育发源于11世纪的南欧，然后向北欧、东欧、西欧、中欧，再向北美、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传播扩散，历经9个世纪，创造了高等教育的辉煌。

（一）大学的产生和中世纪欧洲的精英教育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待定的背景和原因，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大学的产生也是如此。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时代没有大学。大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有孔子讲学，弟子3000，贤人70，可谓盛矣。但那时孔子的学校还不能称之为大学。孔子先生是儒家大师，学问无以伦比，按现在的话说，称为“博导”也当之无愧。但那个时代的学校还不具备大学组织的基本内涵，因此还不能算大学。有人说公元前4世纪欧洲有“雅典大学”。其实无论是柏拉图的“阿加米德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还是芝诺、伊比鸠鲁的什么学园，只不过与中国孔子时代的“学园”一样，都是一种随机式的讲座式的或漫淡式的教育，都谈不上大学。所谓“雅典大学”只不过是后人的一种褒义泛称而已。

真正的大学产生是在中世纪，在欧洲，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1088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世界第一所大学博络尼亚大学成立。应当说，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博洛尼亚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文化发达，是古罗马文化堡垒之一。11世纪以前，意大利教育一直由教会垄断，长达1000多年。11世纪后半叶，教会对学校控制放松，教学课程和方法也有了改革。除了讲神学外，也开始讲科学知识，如数学、几何、天文、医学、建筑、音乐等。当地的一些学者也掀起研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热潮。学术氛围渐启，文化复兴开始。此时博洛尼亚社会政治也出现少有的民主。城市土地为全民共用财产，城市法官由民众选举，司法权由选出的法官联合会行使，市民可以对城市治理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当时城市出现了法律顾问类职业，诉讼代理人、律师、法律专家等纷纷挂牌开业。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世界第一所大学在此降生。创立之初的专业以法学为主，著名教授都是法学家。很有意思的是，博洛尼亚大学从成立到16世纪都是由学生自治管理，学生当校长，一直到拿破仑入侵意大利后，大学校长才改由名教授担任。

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其影响力遍及意大利以及欧洲各国，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先驱。博洛尼亚大学之后，法国巴黎大学于1158年创立，接下来1168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建立。这三所大学是中世纪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巴黎大学、牛津大学也都有800多年的历史。1226年英国剑桥大学建立，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中世纪建立大学最多的是德国。德国在14至15世纪建立的主要大学有：1386年的海德堡大学、1388年的科隆大学、1392年的埃尔富特大学，都有600多年的历史。具有500多年的大学更多，如莱比锡大学（1409年）、慕尼黑大学（1472年）、哥延根大学（1479年）、弗莱堡大学（1457年）等。16世纪德国又掀起了一次建大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建立的大学主要有马尔堡大学（1527年）、科尼斯堡大学（1544年）、耶那大学（1558年）等。在此时期欧洲国家建立的主要大学还有：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1293年）、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学（1348年）、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1365年）、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1479年）、瑞士日内瓦的洛桑大学（1537年）、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1583年）等。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受教育者多是僧侣阶层、上流社会子弟。授课大多使用拉丁语。这些大学都能倡导学术自由。虽然当时还没有摆脱神学的束缚，但教学内容接近实际，贴近生活，求真理求科学的风气浓重，冲破了经院哲学的思想垄断。各大学实行学术开放，延聘各地精英任教，广收各国学生，广泛开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准备了大量人才，也为以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研究、社会管理培养了大量政治家、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各方面的人才精英。

（二）17世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高等精英教育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从194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突破精英教育阶段而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因此，我们把1940年以前的美国高等教育全部视为精英教育。而这个精英教育的起点也只能从17世纪算起，因为在17世纪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还是一片空白。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1538年，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建立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这是美洲最早的一所大学。此后近一百年间，美洲没有别的大学出现。

1620年，100多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从普利茅茨港出发驶往美州新大陆，以后又有第二批、第三批清教徒分别于1628年、1630年到达美国。在这10年间，至少有10000名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其中有100多名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甚至带来牲畜、种子、工具、抢支弹药、书籍等，显然是来美国安营扎寨的。当他们稳定下来之后，他们考虑到美国没有高等学校，子女深造上学困难。另一方面，这批名为逃难而客观上又是殖民者的人来说，他们也非常需要培养自己的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为此，这批清教徒在登陆美州不到20年，于1636年就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创办了北美第一所学院。开始叫“剑桥学院”。1638年，学院的筹建者之一，青年牧师约输·哈佛（John Harvard）决定把自己的一半资产和全部藏书捐赠给这所处于襁褓之中的学校。翌年，为了纪念他，学院改为“哈佛学院”。哈佛学院刚开学时只有9个学生，也就是说整个北美就这么9个学生，堪称精英中的精英。哈佛学院在初创时期，基本上照搬了剑桥大学的课程，开设“三科”（语法、修辞、逻辑）和“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外加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等古代语和古典人文学科。最初的哈佛学院发展缓慢，在最初50年间，总共培养了不到400名学生。到18世纪初，经过改革创新，学校逐渐发展为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名气越来越大。如今，哈佛大学就如同高悬的太阳，烨烨发光，傲立于世界大学之林。哈佛大学现有两万左右在校生，不算最大，但做得最好。教师第一流，教学条件第一流，科研设备第一流，图书馆第一流。图书馆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馆有近1400万册左右的藏书，中文藏书就有40万册，比我们中国的某些大学的藏书量还多。第一流的教学，第一流的水平，造就了第一流的精英。365年间，从哈佛大学这所神圣的学府里走出6位总统，18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政要，有40多人荣获诺贝尔奖，有上百人担任着美国著名上市公司大老总。可以说，几乎在任何显赫领域都能找到哈佛大学的校友。

据说哈佛大学的校园和建筑很一般，抑或说“其貌不扬”。而从哈佛大学的成功，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条哲理：大学之神圣不在于它校园和建筑的华丽，而在于它大师们的匠心和治学之严谨；大学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权力，而在于它的知识。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现代大学，就是一个知识的核反应堆。一旦它建立，就会发出巨大的能量，就会迅速裂变，迅速辐射到社会和科学的各个角落。一所品牌大学远比一个总统力量要大。一个总统的权力是短暂的，而大学的影响则是恒远的。总统总有放下权力的那一天，而承载和传播知识的大学则永远经久不衰。

哈佛大学开创了美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历史。从1636年哈佛大学的建立到1940年美国进入大众教育，历时300多年。我们可把这段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636年哈佛大学建立到1776年美国独立。这一阶段主要是学院创建时期。这一时期继哈佛学院之后，先后创办了威廉·玛莉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耶鲁大学前身）、新泽西学院（1746年，普林斯顿大学前身）、国王学院（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费城学院（1755年，宾西法尼亚大学前身）、罗得岛学院（1764年，布郎大学前身）、王后学院（1766年，新泽西州立大学前身）、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等9所学院。

第二时期：从1776年美国独立到1862年美国国会赠地法案的通过。这一时期美国高校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大学课程增加了工程技术、实用工艺、农学、师范等新的学科和专业，改变了过去以人文学科为主的传统局面。同时形成了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并存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第三时期：从1862年到1940年美国高等教育大众教育阶段的开始。1862年美国赠地法察实施后，100多所“赠地大学”先后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朝着多学科、多专业发展，综合教学体系形成，研究性大学出现。与此同时，随着各州立大学的建立，相对较低的学费为众多美国学生圆大学之梦创造了良好的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万人大学开始出现。大学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美国在1940年的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达到16%，一举突破精英教育的藩篱而跃入大众教育的轨道。

美国精英教育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这一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私立高校“打天下”。17世纪建立的9所学院全都是私立高校。至1860年美国赠地法案的前两年，私立大学发展到247所，公立17所，总计264所，私立学校占94%。到1950年，也就是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之初，美国私立高校已达到1200多所，而公立高校仅有600多所，私立高校仍占64%以上。

2.办学机制灵活，呈多样性、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态势。而且在管理体制上充分体现多元性。按美国联邦宪法，教育归州和地方政府管辖，联邦政府不对教育发号施令。高校基本上是自己说了算，这就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3.办学特色显明。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哈佛大学带有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遗风，典雅尊贵，治学严谨。耶鲁大学笃重传统，制度开明，在宽松的氛围中求质量。重视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最有特色的是，它要求本科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住“寄宿学院”，一住就是两年。目的是为了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阶层、国度、民族、信仰的学生生活在一起，营造一个美国多民族、多种族、多元化的氛围。霍普金斯大学则更注意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让本科生在三年级就从事研究工作。学校不求大而求精，把学生人数限定在5000人左右，师生比1：8。对一个有130多年历史的学校还限定在这么小的规模上，可为大学中的精品。而麻省理工学院自1865建立至今仍称“学院”也比较独特。它特别强调与实际、与科研、与社会的结合。它与150多家公司有合作项目，还承担着许多国家科研项目。其师资队伍名扬天下，在2000人的教师中，就有80多名国家科学院院士，60多名工程院院士。仅此数例，可见美国大学特色之一斑。

4.品牌效应突出。这里说一说“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其称呼起于20世纪初，当时人们将美国东部的十所大学相提并论，统称为“常春藤联盟”。”“常春藤联盟”代表了美国大学教育，科研的最高水平，它标志着身份、地位、财富、声望。这十所学校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茨学院、康乃尔大学、西点军校、海军学院。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又被称为“三大家（Big Three），不仅因为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美誉度高于其它成员，而且他们的橄榄球队长期在联盟中称王称霸。对“三大家”来说，并不需要“常春藤联盟”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对其他成员来说，“常春藤联盟”将自己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联系在一起，不用说，当然是一种至上的荣耀。

5.办学理念鲜明。这里，我们选列几家大学的校训作为对这个问题的概括：

哈佛大学校训：

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

译文：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但更要的是以真理为友。

耶鲁大学校训：

Truth and Light . 译文：真理与光明。

芝加哥大学校训：

Let Knowledge increas so that life may be enriched.

译文：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

斯坦福大学校训：

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 . 译文：愿学术之风劲力吹。

麻省理工学院校训：

mind and hand. 译文：既学会用脑，也要学会用手。

普林斯顿大学校训：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 .

译文：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

这些有代表性的校训箴言，就是美国大学办学、教学、治学的理念；也就是美国大学立身立世的经典校魂。

（三）近代其他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述略

近代其他各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指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高等教育。因为除欧洲和美国外，其他世界各国在19世纪前基本上没有大学建立。

建立大学比较早、比较多的国家主要是加拿大和日本。

加拿大是美国的邻国，美国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建立带动了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兴起。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后，原美国第13殖民地有7000多英国人移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当时加拿大也是英国的领地。为了殖民者的长远利益，一些人就萌发了建大学的设想。于是，1827年，多伦多大学建立，始称国王学院，1849年更名为多伦多大学。目前是加拿大规模最大、学科最多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和科研中心，拥有学生5万多人。170多年培养了许多精英。其中就有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献身的著名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以后相继建立的还有皇后大学（1841年）、西安大略大学（1878年）、麦克马斯特大学（1887年）等。这些大学都是知名大学，特别是皇后大学，它是加拿大最具有声望的名牌大学之一。在学术方面，该校的工程物理专业仅次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康乃尔大学，位于第三，有“加拿大的普林斯顿”之称。

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加拿大高等教育起步早，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人少（现在才3000万），地大，国富，高福利，又与美国为邻。当然，加拿大成功的原因还不止于此。它的成功值得全世界认真思考。

日本远离欧美，但日本近代的高等教育却开发较早。这主要得益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行动很快，明治维新不久就成立了主管教育的文教省，先后建立了筑波大学（1872年）、北海道大学（1876年）、东京大学（1877年）、早稻田大学（1882年）、庆应义塾大学（1890年）等著名大学。东京大学是日本国办大学，实力雄厚，但它在较长时期为日本军国主义控制，曾改名“帝国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批学生被送往战场。日本投降后，校名改为东京大学，经过革新改造才成为一所学术意义下的著名大学。以上大学最具盛名的应算早稻田大学。它是一所私立大学，由日本民权主义者，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创办，与庆应义塾大学并称为：“私学双雄”。早稻田大学在学术研究上令世人瞩目。它在机器人、医学、建筑等方面的走在了世界大学的前列。该校似有“东方哈佛”之风。它培育了无数科技精英，还从中走出6位首相。现任参众两院议员有近100人出自该校。

此外，近代建立的著名大学还有：

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1755年），由俄国“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发起建立；圣比得堡大学，1819年建立；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1850年）；南非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大学（1803年）；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大学（1870年）；泰国的马依多尔大学（1890年）；埃及的开罗大学（1908年）；以色列工学院（1912年）；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1925年）等。以上大学中的开罗大学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大学，在校生15万人，教师1.3万人，可以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八、九百年漫长的精英教育年代，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最先进的地区是欧洲、北美洲，周边国家次之。最落后的则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的日本除外。分析个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有些国家政治路线保守，闭关销国；二是由于长期遭受殖民者的统治和压迫；三是因为经济落后，财政困难。

四、世界高等大众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也是遵循着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发展的。精英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大众教育就必然迟早迟晚的发生。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当历史跨进20世纪后，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高等精英教育也出现历史的转机。20世纪初，高等大众教育开始萌芽产生。20世纪中叶，高等大众教育进入预热起动阶段。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等大众教育获得大发展，而到20世纪90年代，高等大众教育已成燎原之势，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风靡全球，一场空前高潮的全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

（一）高等大众教育产生的历史动因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新的先进的生产力开始启动。更重要的是，中世纪的“三大发现”，即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人文精神的发现和新科学的发现，推动了欧洲和美洲的社会变革。哥伦布新航线的开辟发现了南美洲，以后便有人很快地发现了北美洲，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历史的机遇。而且，新航线和新大陆的发现，大大促进了各国工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形成。同时， “人文精神”的发现，动摇了神权教权的统治，把人们的思想从天国的桎梏中拉回到人间，从神转向人。这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为哲学、教育和文化而确立的思想基础。而随之产生的“科学发现”更是带给历史和社会更大的震撼。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和伽利略等天文学家为“日心说”竟然战斗了一百多年，付出了生命和血的代价。同样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的还有当时的维萨里、哈维等人为医学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而作的划时代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研究活动同哥白尼等人的天文学研究构成了人类科学史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尔后，就是社会政治的变革。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8世纪的法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政治上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新技术体系逐步形成，英国产业革命兴起，并很快发展到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理论自然科学形成。天文学、地质学、经典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都发展到空前高度，从经验水平上升到理论水平。而电机的发明与电能的应用以及内燃机对蒸气机的取代，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与此同时，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职业化。世界科学发展中心在欧洲形成。最初英国占主导地位。英国最早搞资产阶级革命，又最早搞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但英国却没有保住世界科学发展中心的主导地位。这个主导地位后来被法国取代了。18世纪法科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活动的初步体制化。法国科学家想大干一场，但好景不长，雅各宾专政给法国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法国迅速失去了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于是，19世纪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心由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哲学传统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又有坚实的教育基础，许多老牌大学都是在中世纪建立的。因此，德国作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比其他国家更有资格。19世纪初叶，德国先从大学的改革开始，积极着手科学研究的规划。大学废除了传统专业（神学、法学和医学）的特权地位，把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吸纳到大学教材，增加了许多新专业课程，同时还建立了许多大学实验室，如柏林大学的解剖与生理实验室，海德堡大学的化学实验室，莱比锡大学的心理实验室等。同时，德国还建立了工业实验室。在当时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首先由德国的一批化学家兼企业家在有机化学工业企业建立了工业实验室。科学与产业的结合产生了具大的经济效益，也大大促进了基础科学研究，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所有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科学和技术上的巨大嬗变，推动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更新。但是，此时各国高等精英教育却面临着空前未有的挑战。在18世纪以前，精英教育基本上能满足各国人才的需求。而到19世纪，特别到19世纪的末叶，精英教育则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在大工业产生以前，生产主要是小作坊经营，用人不多，技术人员靠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解决。而到19世纪末，大批企业增加，产业大军形成。企业很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另外，许多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和实验基地更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和工程师。大学也需要更多高水平的教授和教师。在欧洲已经出现人才供不应求的少有局面。企业为取纳人才，甚至不得不高薪聘请。如德国BASF公司19世纪60年代就曾以5000英磅（那时的币值可能相当高）的年薪聘用一位叫卡罗的化学家。该公司当已拥有116名化学家。到1897年全德国有4000多名化学家在企业受聘。可见当时德国工业已发展到相当发达的水平。同时也间接折射出当时精英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实。

德国科研成就和工业的发展引起美国的极大的关注。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为了同德国和西欧在科技方面展开竞争，不断派出最优秀的年轻学子和科学家到欧洲，师从德国、法国和英国一些大师级的人物。美国早期诺贝尔奖获得者，许多都是从欧洲学成回来的科学家。美国那时还能虚心向别国学习，而且特注重向德国学习，甚至把德国的办学模式也搬到美国。1875年，霍普金斯大学率先仿照德国设立研究生院。以后，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发很快。到1940年，也就是美国进入高等大众教育的那一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达到10万多人。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科学研究活动十分活跃。1876年，美国最早的爱迪生工业研究室成立。19世纪90年代，贝尔电话公司以及通用电器公司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企业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仅使公司和企业的产品取得商业性上的巨大成功，而且大大促进了基础科学的研究。这些实验室的普及和发展以及随后出现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大型科学实验室的普及和发展以及随后出现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大型科学实验室的出现，是美国在20世纪逐渐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有许多技术发明和大型企业的建立。如1874年第一部电车在纽约运行；1882年美国第一个水电厂威斯康辛州建立；1903年福特创立的T型汽车生产线建立；192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建立，时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这就说明，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正在走向规模化、社会化。

到二战前夕，许多研究项目进入国家规模。英国为了对付德国的空军优势，组织一批科学家、军官和士兵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进行雷达和运筹学研究，并在战争中取得了以少胜多的佳绩。德国希特勒1933年上台不久就把各学会统一在一起，受纳粹党技术总局直接领导，研制出喷气式飞机和一批新武器。而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则动员了15万人的科技人员，耗资20亿美元，它的浩大规模和社会化协作的特点标志着大科学的来临。

因此，美国也越来越感到传统精英教育已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另一方面，随着初等义务教育和免费中学的建立，要求上大学的人数激增。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美国不得不加强办大学的力量，增建公立大学，鼓励创办和扩大私立大学。此外还创建了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即初级学院，到一战开始，美国共建70多所初级学院。在这一时期美国显然加快了高等教育的步伐，到二战初期，大学一下子增加四、五百所，到1940年完成了向大众教育的过渡，实现了16%的毛入学率指标。

本来，德国是最有条件最有实力首先完成了高等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这个历史任务的。假如它不搞两次大战，假如它一如既往地和平地发展教育、发展经济，那么，首先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非德国莫属。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允许假设。两次大战德国自毁前程，而其他交战国又陷于彼此撕杀，那么，这个任务就只有落在“坐山观虎斗”而大发军火财的美国身上了。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动和发展

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最初几年，在世界范围内还谈不上什么高等教育大众化，因为除了美国以外，世界各国几乎还都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第二世界大战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战争摧毁了德、俄、奥、意、日五大帝国，英法也爱重伤。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财，第二世界大战虽也有损失，但是较小。没有动摇它的经济基础。当别的国家休整疗伤时，美国没有停止前进。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继续在全国推进。

在二战后，美国作了两件令人瞩目的大手笔文章：

第一件：安置二战退伍士兵上大学。当时，有数百万战场上复员的军人，就业压力大，如果处理不当必将产生严重后果。考虑到美国军人在战争中的贡献，美国国会通过了《士兵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在二战期间服役90天以上的军人在退役后，享有1—4年的教育与训练的权利，政府应为其支付一定的学费和生活津贴。从此掀起了一个长达11年的退伍军人进大学学习的狂潮。当年就有8.8万名退伍军人进入美国大学学习。1946年安排101.3万人，占当年高校学生总数48.7%；1947年达到最高纪录，安排115万人，占高校总人数的40%；1949年至1953年分别有84.4万、58.1万、39.6万、23.2万、13.8万军人进高校学习，占总学生数的比例分别为34.9%、25.2%、18.7%、10.8%和6.1%。总计安置军人541.7万。虽然当时是出于解决军人的复员出路，但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美国则作了一件非常具有人才战略意义的大事。它一方面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的比率，一方面为美国储备了人力资本，提高了国民素质，增强了国家竞争力。

第二件：就是热情接纳了第二次大战中从德国或别国逃亡的大批科技人才和移民。其中有许多是顶级科学家。如德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意大利的恩里·费米、麦青的尼斯·玻尔等。美国宽松的人才政策倍受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尊崇。只要是人才，是能人，美国都会不分性别、民族、种别、国籍、信仰，都给以重用，有的甚至成为美国的政要。这就是美国为何能争到人才而又能留住人才的关键之所在。美国的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人才政策为美国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国家处于战后重建时期，高等教育也都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而高举高等教育大众化旗帜的主要是美国一家。美国一直保持着科技领先的水平。1957年10月，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打破了这种局面。美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纷纷检讨落后于苏联的原因，最后将原因归结为教育。此后，1958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著名的《国防教育法》。该法将教育置于事关美国安危的重要地位，把教育视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政府通过拨款和立法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和支持的力度，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

苏联科技的崛起，成为美国的对手。其实，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损失也是惨重的，200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战争把苏联变成了一片焦土。而苏联高等教育的恢复十分迅速，到1955年，苏联已有6万名工科大学生，而美国只2.2万名，英国才3000名。而且苏联大学文凭含金量也很高，美国人就认为苏联大学毕业等于美国的硕士学位。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后又有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相继恢复。日本复苏很快，到1956年基本修复战争的创伤，恢复到战前水平，开始转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57年苏联放卫星后，日本反应快速。岸信介内阁迅速搞了一个《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年），首次将教育发展计划和教育政策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强调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增招理工科大学生，确保科技人员的数量和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为此，从1957年度开始，实施增招理工科大学生8000人的计划。以后1965年、1967年，日本政府又在国家计划中强调高等教育的作用，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大力兴办“巨型大学”，加强研究生教育，鼓励和提倡兴办私立大学，调动社会力量办学。

这样，美苏两国的竞争，加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参与，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逐渐形成。到70年代中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完成大众教育的历史使命而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毛入学率已达50%以上。多数发达国家也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达20%—30%左右。

（三）20世纪末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潮与世界高等教育革命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形势进入了一个空前高涨的时代。如果说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大众化还只是一些少数发达国参与的局部事件，那么八、九十年代则是一个世界各国都能积极参与的全球化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大革命。

在这场运动中，各国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热情空前高涨。首先OECD国家带头向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冲刺。90年代初OECD国家，除美国、加拿大已经进到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外，大部分仍在大众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般都已达到30%以上，离50%的上限相差不远。OECD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它们信心十足，大步前进，到20世纪末叶就以平均61%的成绩冲过了大众教育阶段的上限指标，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

紧随其后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性更高，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国家虽然还在精英教育15%毛入学率的上限之下，但距突破上限而跨进大众教育阶段仅有一、两个百分点之差。可以说胜利在望。

在以上三种层次的国家的鼓舞下，尚有一定差距的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有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愿望，发展中国家也都有提高自我竞争能力的要求。因此，这些国家也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口号乐此不疲，把它做为前进奋斗的目标。

因此，9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确实称得起是一场全球化的运动。每个国家都积极参与其中，而且各有所得，各受其益。这次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其深度和广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高，这次运动表现出以下特征：

1.全球化的教育大革命引发各国教育政策的大调整

在这方面，行动最快的，力度最大的还是当属美国。1983年4月，里根政府发表了一个题为《国家在危机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国家报告。对于一个教育发达的强国，报告的题目竟然标以“危机”警示语，可见美国对教育重视的程度。报告一出，得到朝野的高度重视，激发了美国一次次教育改革浪潮。1989年老布什总统和50个州的州长联合召开了美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教育首脑会议”。1993年克林顿一上台就宣布自己要做“教育总统”。他把老布什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的6项教育改革目标增加到8项，于1994年获国会通过，成为《美国2004年教育目标法》。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措施，力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克林顿1997年连任后。他在首次国情咨文中提出“本届政府首要任务，要使全体美国人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在克林顿当政前一年，美国真的出现一次“危机”：1992年，美国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由80年代初的首位后移至第5位，在11个高科技产业中几乎全部丧失优势。为了扭转这种败局，克林顿政府经过强化调整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教育改革，经过8年的努力，重新夺回优势。在2000年瑞士洛桑发表年度报告后，美国蝉联第一名。美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恢复其竞争力，并能保持108个月的持续增长，其原因应归于教育政策的调整。2001年，小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绝不让一个孩子落伍》的教育改革计划。这是布什就任总统第一份立法动议，表明了他对教育的重视。

从以上美国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教育的战略方针、规划、布局、资金投入、政策制定和实施等方面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以往对教育的领导主要靠州政府，而现在联邦政府也开始直接介入教育的具体指导，这是美国教育政策的一个新动向，新特点。

面对教育竞争的国际形势，其他发达国家也都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2000年，俄罗斯颁布了《关于教育兴国思想的决议》，翌年，2001年又颁布了《2010年前，俄罗斯现代化构想》。在这些纲领性文件中，俄罗斯提出了现阶段的教育任务和教育目标，把教育兴国列为国策。英国1998年12月发表了《我们竞争未来：建设知识经济》的白皮书，特别强调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法国1998年8月提出了《全球竞争能力—教育、科学和经济》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各个教育领域，应特别促进那些在全球竞争范围内应具有的有重要意义的个人能力。加拿大政府更是重视教育的作用，舍得教育投入，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以上，是世界上最高的。1998年10月，日本大学评审会通过《21世纪的日本大学与今后的改革政策》，提出21世纪是“追求全球规模的协调、共生与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时代”。

从以上各国教育政策的出台，我们似乎嗅出了一种味道——一种浓浓的带有文明色彩的火药味。竞争空前激烈，但又带文明的内涵。因为教育的竞争毕竟不同于战争，这种竞争的结果，只会推动教育的大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人类文明的升华。

2.网络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

90年代对教育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已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源泉和动力。在教育中运用信息技术将是适应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关键战略。网上虚拟教育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教学形式的根本变革。学习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克林顿曾讲过，把信息和技术革新带入美国的每一间教室。美国政府1997年拨款20亿美元资助所有公立学校联网。英国拨款10亿英镑在全国所有学校联网，法国筹资150亿法郎用于网络培训；新加坡拨款20亿新元（12.9亿美元）用于普及信息网络技术。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网络，并把网络扩展到所有教育领域，让网上教育成为无所不在的教育。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使教育机构在更广泛的地域和教学领域寻求市场机会。同时，网络学习的出现，加速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网络经济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网络化学习把教育广泛构建在因特网上，通过因特网把政府部门，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联结起来，将教育的终端连接到每一所学校和教室，每一个家庭计算机和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上，以形成广泛的互动协作式学习和资源共享。

3.教育的多样化、多元化加快了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

各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都把多样化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教育多样化必定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主导方式。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必然是多样化多层次的。教育多样化是社会发展多样化的必然要求。多样化包括教育结构、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也包括课程结构、教育内容、教学期限、教育手段等方面的多样化。

在多样化教育体制下，必然要求各种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办学。多样化办学是解决教育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私立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运行机制提供了与公立学校不同的模式，它既可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激发公立学校的改革，同时也可为公众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私立教育的主要形式包括：公立学校转制；增设私立学校；政府扶持私立学校；增加私人投资等。近年来，私立高等教育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比较典型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尼等。这此国家私立高校占该国高校总数的比例约达70%—87%，而学生人数所占比例约达60%—85%。实践证明，放手大力发展私立高校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条最快最简便的捷径。

4.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学校结构性调整

20世纪末叶，国外高校也出现就业难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国家采取了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结构的调整。大多数西欧国家在入学率猛增的情况下，传统高等教育出现了制度性分化，二元教育制度模式逐步形成。一方面，大学强调对知识的传授，另一方面，其他一些高校希望用更直接的方式为学生就业做好准备。为学生的就业着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为此，许多国家开始尝试建立多样性的教育体系。以就业为导向的体系中，职业技术学院在西欧出现，如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Institute Uniuersitariesde Technologie”(IUT)、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Polylechnics”和挪威的地区学院“Distriktho gskolar”等。这些学校的入学条件、课程等都更加灵活，更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学生就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高等学校扩张的要求。

5.高等教育大众化与WTO教育服务

在全球化高等教育改革中， WTO教育服务一直存在。只是对我国和其他新加入WTO组织的国家显得生疏。WTO规则规定：鼓励成员国开放学位证书或资证；鼓励成员国之间学历相互承认；支持专业人才流动，减少移民限制；取消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减少对本国教育机构的财政补贴等等。从这些条款来说，这对各国都是有益的。但我国自加入WTO后，在教育领域的教育服务贸易进展不大。而国外全球教育市场却很大，据估计全球高等教育市场预计为270亿美元。其实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在做。美国一年吸引国外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亿美元的财富。每年有大量留学生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既掠夺了大量发展中国家人才，又节省了大批培养费用。所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一把“双刃剑”，起支配作用的主要还是欧美国家。

（四）成功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案例举要

各国教育竞争的实践证明：哪个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搞得好，哪个国家的国力就会增强。哪个国家舍得花钱办教育，舍得投入，哪个国家的面貌就会有大改观，就会有好的回报。

这里我们仅举几个国家为例，它们不一定是最好最强，但它们都具有典型性，因而也具有代表性。

1.爱尔兰

爱尔兰是西欧的一个岛国，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大概只相当于中国的两个海南岛那么大。原为英联邦成员，1948年脱离英联邦，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本来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好的家园。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却多次罹遇疫情和饥荒。1845年就曾发生过一次数百万人向国外移民。当时全国有800万人，三分之二的人靠种植马铃薯为生，后来发生瘟疫和饥荒，有上百万人饿死，大批爱尔兰人背负人才外流的骂名，忍痛离开家园而出走他乡。到1961年时，人口下降至260万人，先后有400万左右的人移民他乡。此外，爱尔兰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遭受重大损失,其海外殖民地也纷纷独立。因此，爱尔兰国力日衰，贫穷落后，一真被人称为“欧洲的农村”。这种局面竟然持续到1990年。

风水轮流转。从1992年开始，爱尔兰政府开始大力投资教育和科技，以超常规的魄力和速度急起直追，向先进国家迈进。其教育开支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9%，在发达国家中高居第二。爱尔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1995年就达到37%以上，现在已进入普及阶段。其速度之快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

爱尔兰瞄准当今世界最热门的IT行业和本国医药传统强项行业作突破口，狠抓高等教育，下大力气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信息技术人才、医药人才和各类人才。爱尔兰从1992年起对大学作了快速调整。爱尔兰教育体系涵盖面广，几乎包括所有常用专业，以工程、医学类专业最负盛名。全国有7所大学，14所理工学院，分别于1997—1998年间划属国家高等学府之列。所有课程全部依据高等教育培训论证协会制订的标准进行设置和讲授。爱尔兰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是爱尔兰国立大学，1908年都由柏林、科克、高威和梅努斯四个分校组成。最大的理工学院是都柏林理工学院，1997年成为国家命名的理工学院，其他还有阿斯隆、卡罗、利莫瑞克、来特克理等多家理工学院。最享美誉的还有皇家外科医学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地区性的技术学院、职业培训专科学院，这些学院大多是私立的，学制3—4年。爱尔兰的硕士研究生只读1年。

真是船小好调头。爱尔兰经过大量投资高等教育，快速调整部署，拨正了航向，大举向IT业进军。它同时开拓招商引资门路，引进大批跨国公司。它还迎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它以软件业为龙头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全国拥有多家软件公司。2000年，爱尔兰人均国民收入超过英国，经济竞争力由1996年的第22名跃居第5名。爱尔兰日前成为世界上第一软件及相关产品的出口国。出国额达26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印度。短短10年光景，爱尔兰竟然夺得了世界软件业第一的宝座，这难道不是神话般的奇迹吗？

时来运转，国运享通。爱尔兰不仅扭转150多年人口外流的局面，而且迎来了人才的回流，到2000年，全国人口上升到380万人，是1881年以来最高数字。回流人口四成以上是倦鸟知返的原属爱尔兰国民及其海外后裔。现在，不只爱尔兰人回流，而且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如法国人、波兰人、中国人等也纷纷踏来。从1995年—1999年，爱尔兰经济增长9.3%，是美国的2—3倍。美国1000多家IT业跨国公司在爱尔兰设立据点，另外还有17家世界顶级制药公司长驻爱尔兰，共同开发制药工业。

1171年，英皇享利二世征服爱尔兰时曾经称爱尔兰这块土地为“翡翠之岛”，今天，世界终于被这块“翡翠之岛”的辉煌所吸引。爱尔兰的前途光明无限。

2.韩国

韩国国号为“大韩民国”，1948年成立，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700万。是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20世纪50年代朝鲜半岛停战时，在世界上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家。而近30年，韩国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成就卓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目前，已成为OECD的成员国，正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韩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就在于重视教育，重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它同时提出“科技立国”和“教育兴国”的发展战略，使之成为韩国经济腾飞的双翼。1994年9月到1996年2月，韩国政府先后发表了三份研究报告：《促进新韩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课题》、《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新体制改革方案》、《促进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在这三个文件中，韩国制订的教育发展战略是：21世纪，韩国经济要进入发达国家先列，它的教育也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通过实行新教育体制，培养“21世纪新韩国人的形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金大中总统提出“第二次建国”。为了体现对教育的重视，2000年金大中在新年致词中提出“将教育部长升格为副总理级”。2001年1月又将教育部改为教育人力资源部。2002年颁布了《人力资源开发基本法》。韩国提出，到2005年韩国人力资源竞争力要跻身世界前10名。韩国人抓教育雄心勃勃，干劲十足。

早在60年代，韩国就曾直接向外国贷款3.8亿美元用以办教育。这一数字等于同期政府支出教育经费总额的4%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贷款全部用于发展公立、私立工程技术大学和专业学院，其中用于资助私立大学的经费达1.2亿美元。

为使教育达到先进国家水平，韩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大教育投入。1997—1998年，韩国政府的教育预算超过政府总体预算的23%。

韩国的成功在于抓教育。而教育的成功在于抓私立教育。完全靠国家办教育对一般国家来说很难迅速见效。韩国显然走了一条超常规的路子，走了一条捷径。

韩国政府对私立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1963年制定的《私立学校法》等法规，对私立学校的性质、地位、权利和义务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私立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都有严格的标准。根据韩国《民法》和《私立学校法》的规定，私人不能直接申请举办私立学校，只有非营利法人（学校法人和财团法人）才能设立私立学校。同时，私立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私立学校经营所得的收益或盈或余，不得用于办学以外的其他目的。私立学校不存在营利问题，也就不存在向政府纳税的义务。营利性企业可以向学校捐款，但同样不能直接办学校，要办学只以通过成立财团或学校法人，间接地投入办学经费。不过，近年来，私立学校力图摆脱政府控制，实现真正的办学自主。面对私立学校实行市场运作机制。同时国家将增加对其他私立学校的经费补助，用以改善私立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韩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已成为韩国高等教育的主导力量。据2001年统计，韩国共有本专科高等教育机构356所，在校生325万人，其中私立高等教育机构296所，占总数的83%，在校生236万，占总数的72%以上。同年有大学附设研究生院887个，另有18个独立研究生院，在读研究生合计24万人，其中私立研究生院754个，占总数的83%，在校生17万人，占总数的近70%。

韩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延世大学，在校生有5万多人，其中研究生1.3万。延世大学同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溥项科技大学等4所大学已跻身于世界大学生500强行列。其他知名大学生还有汉阳大学生、庆熙大学、明知大学等。此外还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梨花女子大学。

韩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上个世纪80年代，它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而又过了短短10年，到20世纪末，韩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50%以上。韩国已开始向着高等普及教育阶段迈进了。

3.印度

印度是亚洲第二大国，人口10亿，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1757年后曾为英国殖民地，1947年8月宣布独立。1950年1月成立印度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

以往的印度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人多、贫穷落后，现在就不同了，不可再等闲视之了。它很可能成为21世纪的亚洲的又一条“龙”。

现在，印度的软件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仅次于美国和爱尔兰，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3年印度软件销售127亿美元，出口100亿美元。出口额占国家出口总额的20%。计划到2008年软件销售780亿美元，出口份额占到国家总额的35%。印度现在软件类公司3000多家，从业人员41万。海外软件工程师10万人。另外在美国的印裔软件从业人员有30万。美国硅谷40%的网络公司创始人是印度人。印度IT业正向全球扩张。这几年也有印度超级软件公司挺进中国的上海浦东等地。印度的IT业大有称霸世界之势。不惟如此，印度人也在大搞海军，驰骋印度洋。还造导弹，搞飞船，欲言7年后上太空。这些动作，着实不可小看。

印度科技迅速发展主要在最近20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归其原因就在于它重点抓了高等教育，而且是以超常规的战略抓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有数据显示，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现已达到30%以上，大大高于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

早在印度独立初期，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是明确提出“教育的整个基础必须进行一次革命”。此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制定了《国家教育政策》，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都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在70—80年代，印度高等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人数实增35%，比中小学发展速度还快。1980年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达118所，学院有4500家。这种现象被喻为印度教育上空的“蘑菇云”。虽然印度当时的作法有点超常。但这种超常规的举措还是有效的。为80年代后印度挺进软件业打下了人力基础。到80年代中期，大学增加到150所，学院达到5000多家，而目前呢，大学和专科院校猛增到700多所，学院约6000家。

印度公私高等教育体制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许多私立学院都以公立大学的二级学院存在，学生毕业后以公立大学的名义颁发文凭。这种办学形式引起国际高等教育界的重视。现在，我国正借鉴印度的这种模式。

此外，印度政府还有一项与众不同的做法，政府对私立学院实行几乎是100%的经费资助。政府把私立学院当作国立学校一样看待。因此，印度的私立学院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公立大学。印度的这种私立学院制度在国际上是少见的。

五、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复兴

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运动如火如荼,发展迅猛.它鼓舞了中国,带动了中国。中国要奔向小康，搞四个现代化。中国更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

（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形势和背景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如果自己同自己比，现在与过去比，当然还是有很大成绩，有很大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关起门来自己对自己讲形势大好，那就等于自我麻醉。只有打开门窗，透过清凉的风，放眼看一看外部的世界，内外对比，才会找出差距，才会拨正前进的舵轮，才会有可能驶达胜利的彼岸。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喊了多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口号，但是直到去年即2003年才刚达到17%的毛入学率。也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喊“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作为一种努力目标而选择的自我激励的口号，或者算是一种冲刺之前的呐喊。尽管我国200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9%，但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地位连中等也排不上，只能算中下等。那些发达国家我们不去比也罢，可是连印度、巴西、智利、菲律宾等过去比较落后的国家的高等毛入学率也达到30%左右，大大高于中国。面对落后的现实，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快马加鞭。

教育的落后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据2001年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报告》的评价结果，在47个国家中，中国国际竞争力排名31位。在这个排名表中，中国在劳动力总量、就业百分比、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国内总投资、国内生产值这些方面的指标尚可。但在其他几项涉及教育和国民素质等关键项目上，如大学教育对竞争性经济的满足程度、国民有效专利持有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NP比例、合格工程师在劳动力市场易获得性、熟练劳动力易获易得性、人均GDP等方面，中国则位居最末几位。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是以教育和人才素质为关键要素的。一个国家如果想成为真正的强国就必须在这些主要竞争项目上下功夫，否则在国际交往中就没有底气，没有地位。

再看一看我国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方面。1995年，全国从业人员为6.98亿人，大专以上人员占2.9%，到1999年统计，提高了一点，大专以上人员仅占3.8%。我国西部边远省区，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所占比例更低，如西藏仅占0.2%，云南、广西等地也只占1.2%左右。而同期欧美发达国家大专以上就业人员则超过30%。

我国是劳动力最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劳动力素质低，造成生产率不高，产品质量下降，能源消耗高，设备利用率底。我国生产一美元的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和材料往往是发达国家的2—5倍。我国劳动生产率竟然排在印度和孟加拉等国之后。现在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落后必然导致经济落后。据专家估计，在农业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0%；在工业经济时代达40%以上；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则将达80%以上，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更多更高级的人才。

现在，人才没有丝毫的缓解。我国要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还要开发西部，人才的需求更加紧张。例如，据最近广州市劳动社会保障厅官员披露：“十五”期末，广东省中级以上技能人才缺口180万，其中高级人才短缺100万以上。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区正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产业结构正在进行大规模调整，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千千万万高技能人才。然而，目前广东省高级技师仅有3万人，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才仅21万。据预测，到2005年广东技术工种岗位需要800万人。这是广东一个省的情况。全国有30多个省区，以此推算，仅中高级技工全国预计需要5400万。当然，别的省与广东不同，不一定一下子需要那么多，考虑这个因素，打折估算，全国至少也需要3000万左右。我们还需要千千万万的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审计师、外语外贸人员、公务员、法官、律师、教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将来西部开发区域性的人才奇缺必将成为本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时代，现在的用人部门对人才的录用越来越挑剔。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中专生也很受欢迎。70年代，大专生也好找工作。80年代、90年代是本科生吃香的年代。而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受宠的年代。与此同时社会又进入一个务实的时代。对于高能人才、多面手或有一技之长者，人才价码在攀升，年薪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乃至数百万，体现了人才价值的回归。

我国一方面缺人才，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人才的流失。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派往国外留学人员大约有六、七十万，学成回国的不到四分之一。同时，各国列强也在千方百计地争夺人才。美国对全世界非英语国家设置了一个被称为“教育收割器”的托福考试，每年从世界各国网罗人才。此外，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通过放宽移民政策大量争夺人才。去年，美国把外籍科技人员的入境指标从11.5万人扩大到20万人。日本也接着宣布将外籍科研人员比例从现在的不足10%提高到20%，而且原来不向非欧国家科技人员发绿卡的，而去年宣布要取消这一规定。西方国家纷纷出台吸引高科技人才的优惠政策，世界性的人才争夺又一次打响。另外，我国国内也不断涌动着人才流动潮。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办特区，百万人才安营南国。1988年海南建省，10万人横渡琼州海峡。以后90年代上海大开发，又有一大批“孔雀东南飞”。人才呈非均衡分布。内地和西部人才大流失。还有，内资企业的人才又向外资企事业大流失，如此等等。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人才挑战。

面对这一切，中国怎么办？要抓教育，要走“教育兴国”之路。如果说在解放前战争年代“教育兴国”只是一种良好的梦想的话，那么在今天，在国运升平的和平时代，“教育兴国”才是走向强盛的成功之路。许多成功国家的经验证明，要想尽快地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要有超前的教育战略，重点抓好高等教育，而且应当不失时机地尽快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传统的小打小闹的高等精英教育已不再适应当今激烈竞争的新时代。

(二)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复兴与发展

本文提出“民办高等教育的复兴”的说法，其含义是对应于旧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而言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并非自今日始，而是在旧中国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而中断了。现在又重新出现，所以叫“复兴”。

1.近代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回溯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于清朝晚期，大约在19世纪末叶，略晚于日本。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封建主义的大门。社会开始转型，民族资产阶级萌芽。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在这100年前后历史中，社会沧桑巨变。新的与旧的，摩登的与传统的，西方的与东方的文化碰撞和交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中国早期的高等学校就是在这种社会转型时代而设立起来的教育机构。最早的一家私立大学是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由清末官员盛宣怀所建。1898年，原为清朝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抛弃了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途，走上了矢志教育救国的不归之路，1902年创办了初具大学教育性质的爱国学社。1905年，留日学生创办中国公学。同年复旦公学由天主教徒马相如创办。复旦公学即为复旦大学的前身。以后又有1907年创立的德文医学堂，1908年的广州光华医学堂，1909年创立的焦作路矿学堂等。

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民主共和体制建立，出现了兴办私立大学的高潮。从1912年到1927年，先后有42所大学建立。其中有1912年黄兴、宋教仁等人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大学，1919年严修、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南开大学，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画家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国画美术学院。还有平民大学、北京美术学院、东方大学、南方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东南医科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法学院等。

到1937年，私立大学又新增 11所。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疯狂犯我中华，肆虐全国。私立大学亦难幸免。而且有许多学校惨遭破坏。南开大学被日本人炸毁。在战乱中，由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另外又有新组合的西北学院、国立江苏医学院，一并迁至昆明等地办学。历尽战时办学之艰辛。尽管艰难，至1948年私立大学数量达58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1951年起，全国院系调整，至1952年全部私立大学转为公立。于是生存和发展50多年的私立大学销声匿迹于中国教育舞台。

中国的私立大学一中断就是30年。而这30年，正是日本、韩国靠着大力发展私立大学而崛起的。历史的错位耽误了太多的中国人的时间。

2.中国高等民办教育的复兴

中国民办高校，也许是因为中断得太久，也许是因为中国教育的历史沉积过于深厚，一旦得遇复生的良机，它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民办教育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鼓舞下，就以高屋建瓴和排山倒海之势，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展开，磅礴于全中国。民办学校遍地开花。而且还显现出这样一个规律。国家每出台一次新的民办教育政策，民办教育就马上再上一个台阶，形成步步为营，节节胜利的挺进局面。

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7年—1986年。1977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在这一年邓小平力排众议，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次年，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所民办大学—湖南中山进修大学创立，中断30多年的中国民办大学开始复兴。接着1980年北京自修大学创立，邓小平亲自题写校名。1982年，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把发展民办教育写进了宪法。1985年，中央又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一阶段，1984—1986年是民办高校发展比较快的三年，我们可以称其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仅这三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到250所。这次高潮的起动与1984年、1985年的教育大会、科学大会的召开有关。中央抓教育、抓科学的决心起到了鼓动和策应作用，加上组织措施得力，很快形成了高潮。

第二阶段：从1987—1996年。1987年又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对社会力量办学作了界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解决了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同年十四大特别强调“要改革国家包办教育的局面，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1993年中央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特别强调允许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接着，1994年中央下发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实施意见》。这样，在1992—1994年，三年中掀起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第二高潮。在这三年里，又有600多所民办高校成立，差不多每一、两天就成立一所大学。

第三阶段：从1997—现在。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颁布。这是在1987年发布的暂行规定的基础上，总结10年民办高等教育经验之后的一个正式条例，提出了一个“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大力支持，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1998年，教育部又提出一个《面向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的文件。第二年，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发布。这一系列的文件，使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逐步突出出来。这一阶段中，1999—2001年民办高校大扩招，形成民办高等教育复兴以来的第三次高潮。这一次高潮把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推上一个新台阶。很多民办高校的规模都是在这次高潮中搞上来的。

以上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一个高潮，三个阶段，三个高潮。每次高潮都把民办高等教育推向前进，推向更高的水平。第三次高潮力度最大，是一次爆发式的高潮。三年扩招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至2004年，我国民办高校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已达173所（不包括成人教育），在校学生达181万。现在，民办高校在校生已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2.7%。这说明，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力量。

3.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复兴和重新崛起，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20多年的飞速发展证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它不仅为高等教育而且还为整个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1） 可以说，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民办高等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历史实在走得太长，而且步履蹒跚。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0%左右的大众教育阶段指标时，我国却在2%—3%以下。后来，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明显上升。1990年毛入学率为3. 4%，而到1995年民办高校大发展，民办高校和高等教育机构比10年前的300多所翻了两番，增加到1209所。这一年毛入学率达到7.2%，比1990年提高一倍。1998年后全国高校扩招，使毛学率逐步稳定在10%以上，直到2003年达到17%，这才真正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从1990年—2004年，毛入学率由3.4%—19%，提高了16个百分点。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民办高校贡献了几个百分点，不便细算，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民办高等教育的复兴，单靠国办一条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恐怕还要推迟多年，而且也很难有大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正逢时，功不可没。

（2） 民办高等教育为国家分担了办学财政困难。现在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全日制民办高校有173所，全国有2000多个县和数百个诚市。差不多都有民办高校和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介入。中小学民办学校不计，仅举办全国民办高校和高等教育机构所需的费用估计至少上千个亿。这个数字对我们这样一个不富裕的国家可是一笔巨额开消。

（3） 为国家承担了一定份额的就业压力。现在民办高校在校生达200万左右，如果没有民办高校，这些适龄青年就会有一大批人找不到工作而失业。因为现在社会用人要求学历，讲文化素质，高中毕业已经失去求职竞争优势。而这些人成为大学生后，相对就有了更多的就业竞争力。从民办高校历年提供的就业数据来看，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大都在90%以上，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4）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有了民办大学，高中生升大学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机遇。国办大学考不上，可以选择民办大学。成人呢，为了追回昔日上大学的梦，也有了重新求知的场所。没有机会上全日制大学，但却可以上电视大学或其他成人学校。民办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多样化，适应了社会的广泛需求。

（5） 为国家增加了人力资本的储备，也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做出了直接贡献。民办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走上社会，同国办高校的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国家的财富，都是国家的人力资本，而且是国民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民办高校毕业生在人力资本总量中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无疑对国家的竞争力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

六、关于民办高等教育国家战略的建议

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但是，目前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与国外的私立高等教育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国情又与外国有别。因此，无论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应从实际国情、校情出发，作出科学的战略选择。在此，笔者根据民办高等教育的特点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需要提出以下建议。

（一）超常规战略

所谓“超常规战略”，就是要在速度、政策、措施、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建立起超越正常水平的战略部署。这其中的“速度”应当是硬指标，是首要的。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速度上不去，别的方面做得再好仍然是落后。因为世界就象一个大赛场，人家在前面跑，我们在后边跑，如果想追上或超过人家，就必须比前面的人跑得要快。否则，人家在前边快跑，我们却在后边慢跑，那永远追不上更谈不上超越前者。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以超常规的速度赶上去，这样。我们才有致胜的希望。

实行超常规战略最好的办法，抑或说捷径，那就是借鉴国外成功的发展模式。

目前，世界上有三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第一种是美国的模式，即公立学校主要抓精英教育，私立高校则主要搞大众化教育。私立高校已占美国高校总数的一半。第二种是前苏联式的，高校全部由政府包办和控制，高校发展受到限制，大众化教育进程缓慢。第三种是东亚模式，即日本和韩国模式。日本义务教育由政府出钱，高中教育公私并重，高等教育私立为主。日本的私立大学的数量远远超过国立大学，约占全国大学总数的70%-75%。韩国与日本类似，国立高校很少，大量是私立高校。私立高校所占比重比日本还大，约占75%-80%。

我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想有一个大发展，就应大胆地借鉴日本和韩国模式，彻底改变以国办大学为主的旧有模式，而逐步代之以民办高校与国办高校并行发展的新模式。我们应认真学习和借鉴一些外国的成熟经验。不管是“西洋”的“东洋”的，只要是好的经验，我们就借鉴过来，揉合在一起，那就是“中国式”的模式。

（二）政策调控战略

政策调控可主要通过立法和出台相应规章进行。

1.加强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立法程序适时补充和修改教育法规，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2.给于民办高校一定的招生自主权。除参加国家计划统招外，可在民办高校试行非应试招生，学生在规定年限完成学分者同样可颁发正式学历证书。

3.民办高校教师队伍问题最大，层次参差不齐，流动性大，教师队伍质量不高，而且极不稳定。人员聘任调离如走马灯。影响教学质量，影响学校声誉，也影响教师自身的利益。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帮助民办高校建设好教师队伍。

4.为了确保受教育者的利益和防范办学风险，国家应对企业举办赢利性民办高校实行准入制度，对其资格应以公司拥有的资产额界定。不允许实力太差的中小公司举办高等教育。

5.鼓励开明富豪举办非赢利民办高校，对其企业国家应予税收优惠。

6.对民办高校优秀创办者，国家应视其为“教育功臣”，不论是赢利还是非赢利高校，凡办学成绩卓著者，都应由国家颁发类似于五一劳动奖章的奖项。其地位应高于国办大学的校长。

（三）财政战略

国家应对民办高校进行有选择的财政资助。国外许多政府大都对本国民办高校实行定期或不定期，定额或不定额的财政资助。我国民办高校的创立，不管举办者的初衷如何，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国分忧的作用。民办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国家的人力资本。民办高校有功于国家。因此，对民办高校实行财政资助也应成为我国的国策。当然，民办高校的情况比较复杂，要实行资助，必须制订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案。建议按以下方法进行：

1.把民办高校分为赢利与非赢利学校，重点资助非赢利学校，对赢利学校亦可给予税收，土地等优惠。但应规定赢利学校应实行微利政策。

2.资助项目包括：大型设备、图书等费用补助；特别建设项目资助；学生学费补助；教师工资补助；土地赠予；奖励（包括对学校的奖励和对办学者的奖励）。

3.国家资助费用的来源：国家只包重点大学和西部省区大学费用，其他大学由各省财政解决。对进入一流等级的民办高校，由国家重点资助。

4.对办学有成绩，而一时因经费不足而陷于困境的民办高校，国家应实行经费救助。

5.处理好“资助”与“允许办学者有回报”的关系，理清头绪，使资助合情合理，有效有益。

（四）评估监督战略

现在的评估做法是把民办高校同国办高校放在一起进行评估，这不符合我国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我国的民办高校同欧美等国私立高校不同。国外私立高校大多是老牌学校，其历史比国立学校还长。美国的许多私立大学比国立的还有名气。我国的情况是：民办高校最老的也不过20年的历史，有的仅有几年的历史。大学有一个物质积累和学术积累的间距。比如图书，有的国立大学经过上百年的积累才不过有上百万册，有的才几十万册。现在评估一下子要求民办学校必须五、六十万册，这不符合实际。书是一年一年出版的，即使有充足的经费，无论哪个学校在两三年也买不到几十万册书。对刚创办不久的民办学校硬要同已经办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国办高校放在一起评估是不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硬要把民办高校同国办高校拉到一起评估，就如同把婴儿、幼儿、十几岁的娃娃和成人体育健儿拉到操场上跑百米赛一样，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么，民办高校的评估应当怎么搞呢？可以采取分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民办高校的评估，应单独制订评估标准，放宽条件，让民办高校有一个休养生息和创业积累的过程。评估时可把民办高校分成三个等级，按级兑现各种待遇和优惠。

第二步：界定一个过渡阶段，把办学达到一定年限并连续获一级等级的学校并入公立学校评估，合格者享受国办学校的某些优惠。

第三步：评估不搞强制，自愿参加，让市场调节，优胜劣汰。

第四步：逐步由政府部门主持评估过渡到社会专门评估机构评估。政府实行宏观监督。

（五）体制战略

1. 对民办高校，国家应逐步采取放手的管理体制。把大部分大学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国家主要包少数重点大学和西部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

2. 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民办高校专门管理机构，帮助、指导和协调全国民办高校的具体工作。

3.建议建立样板民办学校制度，优秀样板民办高校按国办重点大学规格管理，并享受一定政策和资金补助优惠。

4.大专层次的民办职业技术院校和其他类似院校，可规定其在一定年限内应保持相对稳定，条件成熟时应准许升入本科高校。不准升格是不符合事物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国外不是有好多名牌大学也是由大专层次或中专层次的学校升格发展而来的吗？在发展问题上，不要自缚手脚。

最后，我们再作一次对比，以唤醒国人的危机感：美国现有3亿人口，现有国立、私立大学4000多所，我国有13亿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按此比例，要达到美国现在同期水平，那么我国的大学就应有16000多所，而我国现在仅有1000多所。一比就知道差距之大。所以，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应有危机感，而不能满足于现状，更不能因为取得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



参考文献:

[1] 张兴.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罗红波.博罗尼亚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12

[3] 秦国柱.私立大学之梦[M].福州:鹭江出版社,2001.

[4] 宁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 朱永新,何小忠.论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教育改革[J].民办教育研究,2004，(3).

[6]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1年中国教育绿皮书[J].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7]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 曹德明等.法国名校风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9] 卫茂平等编著.德国名校风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0] 王桂主编.当代外国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11] 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12] 王恩铭.美国名校风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3] 恩雅.世界名校精英榜[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14] 王鹏军.与民办大学面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5] 钟启泉等.解读中国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6] 李建珊.科技文化的起源与发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17] 高福进.地球与人类文化编年:文明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8] 吴崇恕主编.世界知名大学校训校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9] 任国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办高校的发展探究[J].民办教育研究,2003,(1).

[20] 李雏民.试论民办高校的机会成功与战略成功[J].民办教育研究,2004,(3).

[21] 刘尧.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评论[J].民办教育研究,2004,(3).

[22] 沈有禄.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划分的高等教育市场中应大有作为[J].民办教育研究,2003,(5)

[23] 李鼎新.席恒.高等教育,谁来买单[J].民办教育研究,2003,(6).

[24] 臧瀚之.世界上下五千年[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25] 李维民.试论民办高校校长的治校之道[J].民办教育研究,2004,(4).

[26] 彭安臣.教育公平与国家对民办高校的资助[J].民办教育研究,2004,(4).

[27] 刘少林.民办高校的崛起之路：创建教师队伍新机制[J].民办教育研究,2003,(6).

[28] 李志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涵[J].计算机教育,2004,(10).

[29]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编.中国民办高校之光[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30] 李望国.民办高校跨越式发展的探讨[J].高教探索,2003,(2).

[31] 胡玲琳.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扩充的后果及对策分析[J].民办教育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