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历史之启迪

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的大学体制有三大弊端：（1）大学欠缺尊严；（2）大学的理念褊狭；（3）大学的操作僵死。

近代史上这三个问题，解决得如何？有没有可资借鉴的？这对当代中国新大学的创建有特殊的作用。民国史上大学教员薪俸相对优厚，社会地位高；以蔡先生为代表的包括梅贻琦、竺可桢等教育家深具较健全的大学理念；教育家以通才教育为目标，培养基础宽厚，创新能力极强的人才。中国现代大学的重建，应继承民国史上这一宝贵的大学传统。高薪养教并提高教员的社会地位，确立现代大学的理念，教育官应转变为教育家，大学应转变为包容文、法、理、工、农、医六大门类中四类的真正综合性大学；确立通才教育模式。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学担当着崇高的使命。但全面提升中国大学的品位，创建国际一流的大学，则任重而道远。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高等院校在塑造最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方面，理应与有责焉，当仁不让。可是只要稍具理性精神观察中国的高等院校，有三个问题便会挡住我们的视线：（1）大学欠缺尊严；（2）大学的理念褊狭；（3）大学的操作僵死。此三者乃当代中国大学的三大弊端，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如不能在大学兴利除弊，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恰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所言：“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和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将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一个缺少科学储备和能力的国家将失去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1〕所有这些要求大学能够发挥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的蓄水池作用。但环顾中国，理性审视中国的大学，弊端太深太大了。



一、中国大学之缺失

（1）大学欠缺尊严

大学的尊严来自何处？言人人殊。笔者以为首先为优厚的薪俸，次为学者教育家在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

首先谈一谈薪俸。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冰心老先生以一种愤激之言谈论这个问题。但社会对此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无耻的论调盘桓中国久矣。说白了即“脑体倒挂”，但长期得不到深刻彻底的解决，不能不说这种莫名其妙的“物美价廉”说在起顽强的作用。历史上，比如近代史上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有没有可供镜鉴？

有恒产者有恒心。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当由多种因素构成，但经济状况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不会有人摇头吧。

民国初年继承清代尊师重道的传统，起码的教师工资，约为当地工农入的二倍以上，最高的学者，月薪等同于国家省部级高级官员，与基层教师有三、四十倍的差距。

1917年月9月，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分大学教师为正教授、教授、助教、讲师四等。同年5月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职员方面——校长分为三级，月薪分别为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三级400元；学长分为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及校医分为五级，一级200元、二级180元、三级160元、四级140元、五级120元；事务员分为二等八级，前四级为一等事务员，后四级为二等事务员，级差10元，月薪分别从100元到30元。教师方面——正教授分为六级，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元—50元；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教学需要聘用，薪俸以课时计，视难易程度从2元—5元不等。〔2〕以1919年1月的北京大学为例：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元，文学教授胡适月薪200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120元，而当临时工的毛泽东月薪仅为8元〔3〕。这里面李大钊月薪为毛泽东的15倍，胡适教授的工资为毛泽东的25倍，校长蔡先生的工资为毛泽东的75倍。据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统计，在民国时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教师、编辑、医生们的月工资一般可达100—200元，工人、店员的月工资一般为10—20元，大学教师的平均月薪一般为同期一般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的近15倍，这种情况反映了民国时代脑、体劳动的价值标准。

1927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同1917年5月北京政府的规定相比，大学教授最高月薪从400元增加到了600元，与大学一级校长相等，助教的最低月薪从50元增加到100元。〔4〕

当然抗日战争时期，时事艰难，物价大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有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大学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每况愈下。但民国时代相对优厚的教师待遇是不争的事实。教授最高月薪600元，同国民政府简任级部长基本持平。

我们体认一下三十年代（1930年—1937年）京城物价。张中行先生1931——1935年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据老先生回忆，如果北大学生在校内食堂包饭，一般为六、七元。当时物价便宜，二、三百元收入就很可观了。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一袋（二十二公斤）；最好的鲜猪肉一元四斤半；香油身价相同；鸡蛋论个不论斤，春天生蛋旺季，一元一百个；上好的酱牛肉一斤二角五分左右，杂碎，一斤二角。东来顺的羊肉饺子十个不过四分钱，一角钱包饱外带一碗粥。由此可以想一下，助教最低工资月薪100元在常规情况下可达小康水平。这也难怪，我们翻看学者、名流的传记材料时，发现一般学者都有自己的房子，大部分相当宽绰，有庖役、奶妈，甚至还有包车。

《罗曼"罗兰》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留学法国，回国后三十年代初在中法大学作教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三百元左右。当时鲍先生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有盥洗间、有浴缸、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有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的精美书籍，鲍先生当时只是一位普通教授，至于老教授、名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和安定，更可想见。〔5〕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资深教授谭其骧先生回忆，二、三十年代，京城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书几万册，自己不一定去逛书铺，自有各书铺跑外的经常送书到门，由你选择，要的就留下。

清华大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中国国内大学中可和北京大学并美的双子星座，重大的原因是遇到了一个好校长梅贻琦先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清华大学教师待遇好、生活较安定，这一点吸引了不少人才的。滋润的生活，对民国时期一代学者的养成，理当有相当的助力。优厚的生活、杰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一个学者的社会地位。假如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那么中华学术理应取得更大的成就。

1949年迄今，只有五十年代一段时间，高校教师的生活还可以。但随着一系列专以教育为大本营的政治运动的次第展开，优裕的生活对高校教师来说已成前尘往事了。毁坏文化、摧残教育的文革十年另当别论。1978年以后，文教工作者呼唤教育的春天，迄今二十年了，可教师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了吗？在笔者看来，教育之所以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沉重话题，缘于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轻视教育的怪圈。教师资格确立和薪俸待遇的机制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确，大学教师和全国民众一样，生活越来越好。但大学教师平均工资仅和普通工人持平，这一“脑体倒挂”严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现实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1999年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特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大学获得了国家的大量资金，但是普通大学教师的工资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没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但广大知识分子顾全大局、诚心奉献的热血和良知毕竟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教育气血亏弱已达50年了，再眼睁睁亏下去将会彻底丧失中华民族愤发的血本，很多人睁着大眼说谎话，侈谈中华民族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中流砥柱，岂不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光明日报》八十年代有一个很好的栏目：《我的书斋》，许多著名学者、教授撰文，讲述自己失去书斋多年、最近才失而复得的故事，听起来，真沉重。书斋是教师安身立命的地方，老教授经历如此坎坷，青年教师还有多少人住在没有书斋、没有厨房的单身筒子楼里（此种情况1999年以后大有改观）？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这样国宝级的（比大熊猫珍贵得多）人物仅住在二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北京大学有多少藏书颇丰的教授住房条件依然没有特别大的改观。而中国有多少官员的房子比季先生宽敞，有心人可以作一统计。今天还有藏书在几万册以上的文史教授吗？此无它，一没钱，二没房。学问往往是玄而又玄的，但支撑学问的生存条件是最简单最现实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据《读书》杂志披露：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比一个小保姆的生活强不了多少。

尽管民国时代军阀混战、时局艰难，但教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刘文典先生当面斥责蒋介石为新军阀，老蒋也不敢做得太不像样。冯友兰先生由昆明到重庆，日理万机的蒋介石都要为他接风洗尘。教授的牌子是相当硬的。老蒋败退台湾前，不忘让军用飞机把名流学者拉走，可以想见教授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49年以后，“斗争哲学”的矛头指向教育界，没有任何理由，也想不出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学教师沦为“臭老九”，征诸古今中外教育史，只此一家。

改革教育，而不痛彻反思近五十年教育史，又该从何谈起呢？为了中华腾飞的百年大计，呼唤中国的大学充溢尊严。

（2）褊狭的大学理念

大学者，网罗百家，囊括大典。现代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以其在北大的实践，树立了一个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样板，并升华为中国现代大学的一个可贵理念。冯友兰先生曾这样阐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诚哉斯言。可以说蔡先生为我们指示了一条宝贵的路径，并以其卓尔不群的实践成为现代中国新教育的开山。先生给了我们一条“有容乃大”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以广阔的视野、伟大的胸襟、卓越的学识为底蕴，起点异常高超，超越了中西体用的二级对立。现今观之，依然高山仰止。

蔡先生下一代中诞生了一批以教育为职志的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即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勤勉、笃实、厚朴、节俭的学者在到职视事的当天（即1931年12月3日）发表就职演说，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教育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其中一个久为教育界所征引的观点即：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原话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6〕梅先生是有操守的大学校长，对此基本理念终生奉行不渝，显示了异常可贵的执着和韧性。除在就职演说所提“大师论”外，后来又多次提出：“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 “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7〕从1932年到1937年，先后应聘来校的教授有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刘仙洲、顾毓琇（以上1932年到校）、冯景兰、李仪祉（1933年到校）、张荫麟、李辑祥、吴达元、吴晗、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1934年到校）、杨业治、李景汉、张席褆（以上1935年到校）贺麟、邵循正、段学复、张岱年、齐思和（以上1936年到校）、陈梦家、孟昭英、陈省身（以上1937年到校）加上1932年以前来到清华的朱自清、杨树达、俞平伯、刘文典、王力、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张申府、刘崇鋐、吴宓、王文显、叶公超、张奚若、钱端升、燕树棠、吴景超、陈达、熊庆来、郑之蕃、杨武之、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萨本栋、李继侗、翁文灏、施嘉炀、马约翰、郝更生等。此时清华师资队伍，无论就其资历或集中程度来说，在国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形成一个学术群落，进而蔚然成为学术史上的“清华学派”。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更以其非凡的人格魅力、超卓的学术理念、宏阔的学识背景久为中华学人所称赏、敬仰、钦羡和追怀。这些学界大师的血脉渗入这片水木清华，他们的事迹、风范、学识、魅力及铜像、碑铭、故居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启迪、感召着清华的学子。

更为可贵的是，梅先生把蔡先生“有容乃大”和自己的“大师论”带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使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中国战时联合大学的榜样。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称，西南联大可纪念者，盖有四焉。其中二方面关涉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实践。“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8〕此言可为梅贻琦先生功劳的绝好注脚。

征诸历史，一所出活的大学必然有着一个、甚至几个好校长。这样的校长有圣人的品格、学者的笃实、教育家的胸襟。北京大学有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清华有梅贻琦先生，浙江大学有竺可桢先生。21世纪，中国有100个教育家多不多，太少了。每所大学的校长皆应为教育家。否则再充裕的资金，再好的设备，再好的教授，也达不到大学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知识经济面前亦很难有所不为、有所为。我们不能置事实于不顾，乞求知识经济时代垂青于中国。没有融汇古今中外的大学理念，没有一大批大学理念的化身——好校长，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外围作战。

（3）僵死的大学操作

大学的体制理应是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因其所要产出的是高素养、有操守的人。一所现代的大学理应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的基础之上。科学精神即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时所倡导的“只问事实、不计利害。”‘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是一面旗帜，现代几所杰出的大学都有一套较为可行的民主办学实践——教授治校，这一点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最可借鉴。关于自由，有许多话要说。这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大学最需解决的顽症，解决不好，那么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这一问题又解决得如何呢？

我们还以清华大学为例。在大学的实际运作中，采用美国的教育思想，即“自由教育”（普通教育或译为通才教育）。梅贻琦校长提出“通识为本，专才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为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有极完美的常识。清华实行“通才教育”有其历史渊源。1925年清华改大后，即将“普通训练”缩短为一年。1927年又将这一年课程规定为全校各系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包括中、英文和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概论性课程。1933年开始，根据通才教育原则，校方又进一步规定大一不分系，以后文、理、法、工各学院学生在大一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这种办法适应了国内当时工业不发达情况，同时的的确确使清华大学培养了大批基础科学扎实、知识面广博、综合适应能力较强的人才。梅贻琦校长于1941年4月就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之机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对其大学教育思想作了系统的表达，其核心则是“通才教育”。

贯彻通才教育的主要措施是以学分制为主体的，“选修课制”、“共同必修课”三者结合成三位一体的学习制度。请看下表：



清华大学分年课程表（1936—1937年度）

中国文学系组第一年必修课程 物理系第一年必须课程

国文（现在叫大学语文） 国文

第一年英文 第一年英文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西洋通史 西洋通史

（以上二科中选一科） （以上二科中选一科）

逻辑 逻辑

高级算学 高级算学

微积分 微积分

（以上三科中选一科） （以上三科中选一科）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

普通化学 普通化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

（以上四科中选一科）〔9〕 （以上四科中选一科）〔10〕

比较两表，我们可以看出两点：（1）中文、物理两系第一年所开课程相同，即使有的不同但极为相似；（2）文、理各科课程的开设特别重视互补性，文科都开设理科课程，理科都开设国文和历史课。与学分制并行的是选修课制。学生于每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凡所修课程不及格者不给学分，如系必修课则须重读，如系选修课则可不再选而改选其它，只要学满规定之学分即可。几已修及格的课程，本人降级时也不必重修。一方面学生可以不按一定目标、一定次序来选课，另一方面教师也可自由开课。在文法学院，这些选修课可随教授个人专长与兴趣自由开设。

这一学习制度，为学生提供了一较合理的纵横交错的知识结构。通过广博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基础知识和一定专业知识的学习，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有助于整体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从广泛的选修课中照顾了个人兴趣和个性心理素质的特点和差异，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对在校学生的转系要求，也因之不作过严限制。实施这一制度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学校系科设置全面（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国民政府规定大学须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学院组成，每个学院得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学系。另一个基本条件是清华大学雄厚的师资力量，许多教授都是本学科的先进人物。

民国时期的其它大学大多注重文理互渗，学科交叉。学生厚积薄发，博、专结合，又博又专。人文学者注重科学精神，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则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可以说此乃梅贻琦校长和其他教育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有待我们融会贯通、心知其意，并以谦虚的品格、博大的心胸继承并发扬光大。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没有教育家，而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有了杰出的教育家而国人并不敬重和学习。教育须有操守、有热忱、有眼界。



二、中国新教育之建构



基于以上所论中国大学的三大缺失：大学欠缺尊严，大学的理念褊狭，大学的操作僵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新教育之建构，须解决上述三大偏失。

（1）确立中国大学的尊严

政府须彻底觉悟，痛下决心消灭“脑体倒挂”的违反经济学常识的反文明反智慧的现象。首先改变不合理的财政结构。对教育的投入与回报是成正比例的，1999年，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占不到4%。日本80年代初教师工资水平比一般职员高出15%，英国一般大学教师平均工资属于中等收入阶层。无可置疑中国大学教师的水平属于低收入层次，青年教师生活基本处于社会各界生活水平的谷底。唯一的路径，只有高薪养教。据估算，教育界要想留住一流人才，须在目前的薪俸水平下，加上5倍至8倍。问题并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关键在于觉悟的程度。大学从教的人员全国有40万人，每人每年再加上25000元，那么全国只有100亿元，相当于12亿美元。问题在于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2）建立完整、健全的大学理念

随着地球村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二十一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已成为科学发展的大趋势，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不同科学之间的综合化、整体化过程，表明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当代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以至经济发展、技术革命等等问题，都是既涉及自然科学又涉及社会科学的问题。有感于此，我们更应继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大学理念，淘汰、摒弃不符合这一理念的单科学院，建立真正的包容性大学。现代大学至少包括文、法、理、工、农、医六大门类中的四类，且文、理必居其二。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已经犯了一回历史性错误，大大损伤和降低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十几所综合大学的品位和学术含量，致使中国大陆长期没有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严重脱离国情建立了庞大的科学院系统，又分散了不少教育界的学术人才。想来这是令人痛心的。今天整体调整和置配教育资源，进行新的院系合并，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秉承有容乃大的精神，指导这一工作。在落伍的大学理念指导下进行的简单的同类项合并，无疑为历史又留下了新的遗憾和难题。教育是最不能蛮干的领域，否则将贻害子孙，遗恨千秋。为什么给历史留下硬伤的事件屡屡发生？中国的大学校长只有极少数具有教育家的品格，99%的大学校长只是安于平庸、苟且、不求创新但求无过的教育官，享受一个厅局级待遇而已。教育哪有一点尊严可言？同时反映教育界管事的更没有一点学人气息。由此可以想见，不建立在民主、科学、自由理念上的教育，是充斥着怎样一种苟且、平庸、腐朽、堕落的气息。不进行痛彻的反省，来一番教育理念的改弦更张，无以应付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3）建立弹性教育制度

没有尊严的教育，似乎总是为时代而奔波。原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现在市场经济惊涛拍岸，教育成为产业部门。但体制却几十年一惯制，处于一种超稳定结构。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现代人特征之一，专制的教育必然泯灭个性。当前的教育体制却容纳不了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实行的是一刀切的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平庸、苟且、没有青春气息和创新精神的“知识匠”，凭借这样的人去摘取知识经济的桂冠，可得乎？

笔者呼吁：尽快实行学分制和以学分制为主体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学制。大学得有文、理、法、工、农、医其中的四科。大学一年级不分系，确立国文、英语、中国历史（或西洋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为公共必修课。大学教员根据个人兴趣和学术专长开课。校际之间进行信息或资源互联，学生跨校听选修课，得以记入学分，学校在此为学生提供方便。落后或不发达地区的学校应不惜血本，诚邀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大学校园应适当摆放古今中外教育家、科学家的塑像。学生自由转系、转学，根据业已取得的学分确定年级。教师连续为学校服务五年可享受学术休假一年，往海内外大学访学、研修。

鼓励教员撰写独具个性的教材、课本；摒弃知识式教育，适应网络化时代，注重启迪学生的智慧，注重科学方法和知识范式的陶冶；确立公正、公平、公开的教员激励机制，注重一代名师的养成。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学担当着崇高的使命。但要创建国际一流的大学，使中国的大学成为创新人才的蓄水池，则任重而道远。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